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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与黑格尔
朱光潜是个有哲学头脑的美学家。他原是从哲学走向美学的:“因为喜欢哲学,我被逼到研究康德、黑格尔和克罗齐诸人讨论美学的著作。”(1)虽然他的美学摒弃了从哲学体系推演出美学结论的形而上学方法,而采取了19世纪晚期“自下而上”的经验论方法,主要从审美经验、艺术欣赏中概括出美学观点,虽然他多次说过美学即文艺理论,但朱对哲学确实有深刻的理解和充分的研究。1933年,朱写了两篇主要介绍黑格尔的文章《黑格尔哲学的基本原理》、《唯心哲学浅释》,1947年在《克罗齐哲学述评》中,他又用了一章篇幅介绍“新唯心主义的渊源”。表现出很高的理解水平。

然而,他如此熟谙的黑格尔哲学却没有在前期美学中留下痕迹。《文艺心理学》和《谈美》都没有讲到黑格尔,两篇介绍黑格尔哲学的文章也没有讲美学。决不能说他轻视黑格尔美学,《悲剧心理学》承认“黑格尔对于近代美学思想影响极大。”(2)1936年他在《美学的最低限度的必读书籍》中就有黑格尔的《美学》,并要求参考斯退斯的《黑格尔哲学》。

现代中国美学的先驱者王国维和蔡元培,都是康德的信徒,直到49年以前,康德影响都远远超过黑格尔。这种选择性的接受,除他们个人兴趣外,特别与康德、黑格尔美学的不同性格相关。黑格尔美学主要是艺术哲学,以其特有的辩证法与历史感,他把几乎是全人类的艺术都逻辑地叙述成一个运动着的整体系统,令人叹为观止。康德美学则是纯粹的审美哲学,他以“审美无利害关系”为基点,划定了审美和艺术在理性结构和人类生活中的自律性位置,描述了审美经验所特有的一种知觉方式,规范了现代美学的方向。“审美无利害关系已在许多人的美学理论中、在逻辑序列上处于首位,成了审美经验的核心。不仅可以适用于艺术鉴赏,而且也可以适用于自然物的鉴赏。它已经渗透到艺术批评和对艺术及自然的鉴赏中去了。它成了一种观察和判断的习惯,而在这一概念获得这样的地位之前,艺术的价值是因袭的。艺术有认识的价值、道德的价值、社会的价值,但就是唯独没有艺术自己的价值。”(3)康德从哲学彻底论证了这一理论,成为现代美学的正宗。19世纪晚期盛行而又为朱向中国频频引进的克罗齐的“直觉论”、布洛的“距离说”、闵斯特堡的“孤立说”、立普斯的“移情论”等等无不是康德理论的继续和变种。

无论是译述绍还是自我建构,朱的美学都有两种类型。一是从美感经验入手阐释美学问题,在此一类型的著述中,朱继续王国维、蔡元培的路线,基本是在康德的框架内完成。《文艺心理学》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近代美学所侧重的问题是:‘在美感经验中我们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样?’至于一般人所喜欢问的‘什么样的事物才能算是美’的问题还在其次。”(4)这就把自己置于康德笼罩之下。《悲剧心理学》第二章讲自己的美学观,朱以“康德曾强调审美经验的非实用性”开头,继之以“大多数近代哲学家,尤其是克罗齐,强调了也是由康德指出过的审美感觉的非概念性。”(5)他认定从康德到克罗齐是“欧洲美学思想的主流。”(6),所以他也是根据艺术即直觉、直觉即表现来得规定美和艺术的本质,以此为基础,经验地发挥康德美学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许多美学学说都被吸收进来。当然,朱对他们也是有保留、有舍弃的。

朱的第二类著作是大量评析中外文艺,这一类著述完全可以从黑格尔那里得到资源,但朱没有这样做。其原因,首先是他对黑格尔过分的唯理主义不喜欢,比如其悲剧论就“采用一种很不好的方法,即从一个预想的玄学体系中先验地推演出一套悲剧理论来,而不是把悲剧理论建立在仔细分析古代和近代悲剧杰作的基础上。黑格尔的悲剧理论只是他那关于绝对理念的范围广阔的学说中一个小小项目而已。”(7)朱指出它有五个弱点,第一个就是“它是先验地推演出来的,并不符合我们的情感经验。”(8)事实上,整个黑格美学都有这个弱点,而朱本人总是以对具体作品的欣赏经验为基础,他的文艺批评与其美学是一致的。其次,这也与他对唯心论哲学的认识有关。他认为:“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最后起,他可以说是唯崐心派或形式派美学的集大成者。在现代一般美学家中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他重要,无论是就影响还是就实际贡献说。”(9)所以有了克罗齐,黑格尔就不那么重要了。

当然,不能说朱小看了黑格尔。他介绍黑格尔的文章就以“黑格尔怎样比柏拉图和康德进一步?”把黑格尔置于康德之上。柏拉图以共相和殊相解释世界,把客观的共相视为独立自主的,否认感官所接触的殊相为真实。因为共相产生殊相的方法“近乎玄秘”,他又假设了一个超时空的“神”和空洞的“物质”,“神”把“共相”印到“物质”上,使物质成为殊相。然而不但“神”迹难寻,“物质”也因既非区相也非殊相而自相矛盾,不能找到一个“最初原理”。康德把共相分为“感官的”和“非感官的”,前者是经验的,后者是先验的,即十二范畴,但他对范畴本身没有解释,并假定了一个不可知的“事物本身”为现象之因。鉴于“柏拉图和康德不能把共相和殊相凑合起来成这现成的宇宙,因为一个假定共相附丽于‘物质’,一个假定现象背后有‘不可知的事物本身’。”(10)黑格尔采用柏拉图“客观的共相”和康德“非感官的共相”之说,根据其辩证法“相反者之同一”的原则,把“事物本身”一刀砍去,“心与物相反,因为一是意识者,一为所意识者;心与物同一,因为可知者以外别无‘事物本身’,一切物都是意识的内容”(11)。针对柏拉图 和康德的理式和范畴都是没有内在联系的一盘散沙,黑格尔认为范畴全体(即绝对)是互相生演、互相因依的有机体,“这个问题的答案是黑格尔哲学的大关键。从柏拉图到康德,哲学家都以为共相是‘抽象的’,都以为类性不含种差在内。……黑格尔首倡‘具体的共相’之说,所谓‘具体的共相’就是含种差在内的类性。”(12)类性而含种差,就是共相含殊相,同中有异,单一寓杂多,相反者同一。所以一切范畴都是一气贯注的。发现这一规律,则知识才能成立、才能扩展,否则只能有“人为人”和“人不为非人”。朱对此充满赞叹:“这本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然而柏拉图没有看出,康德没有看出。无数其他的哲学家都没有看出,从此可见真理之难发见,可见黑格尔的功劳之伟大。”(13)



不过这些赞扬是相对柏拉图和康德而言的。在《克罗齐哲学述评》中,与美学上肯定克罗齐一致,朱又接受克罗齐对黑格尔的批评。“克罗齐是新唯心论的代表。就欧洲近代哲学说,主要的成就是康德、黑格尔那一线相承的唯心派哲学。克罗齐是这一派的集大成者。”(14)“克罗齐的哲学系统大部分就是从发挥和纠正康德与黑格尔的学说得来。”(15)在他的心目中,唯心论的传统即柏拉图─康德─黑格尔,后来者不断克服前者的缺点。克罗齐的方法是区分“相反者”和“相异者”,“相反者”相互冲突,在合中调和,合之前是抽象的、不真实的;“相异者”有高低等差,却都是具体的、真实的,它自身就是具体的共相,是相反者的同一。黑格尔混淆“相反者”和“相异者”,第一个结果是误认错误的相反者为真实的相异者,他说错误中含真理,相反者可以克服而综合到较高概念中以至绝对,但错误的何以能转化为真实的?一大堆错误何以能成就一个真实的“绝对”?辩证法综合正与反,并非化反为正,没有看到错误仍为错误的。第二个结果是误认相异者为相反者,导致一大串错误,比如在其宗教─艺术─哲学的精神发展序列中,艺术与宗教正反相对,相对于哲学而言都是抽象的,要“合”为哲学才是真实。因此,艺术没有独立性,只是一种未完成的哲学。同理,历史可以根据理性先验地推演出来,而不是根据史实,自然科学也是不完善的“自然哲学”等等。总之,依克罗齐看来,“黑格尔哲学在表面上虽是绝对唯心主义,而骨子里仍没有克服心物的二元。‘自然’与‘心灵’在他心眼中不是两相反概念而是两相异概念,不是两个抽象的对立的东西而是两种性质有别的真实体。为了要避免这显然的二元主义,他应用只能用于相反概念的辩证法来处理‘自然’与‘心灵’这两上相异概念,以为它们综合于‘逻葛司’。”(16)

朱肯定克罗齐对黑格尔的批评,“他集合了康德先验综合说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组成心灵活动两度四阶段说,以及美、真、益、善四种价值内含相反者说,想因此打消康德和黑格尔都未能打消的二元主义与外越主义,建立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与内在主义。”(17)但他仍然秉克罗齐对黑格尔的批评精神,揭呈克罗齐哲学的十大问题。就本文的范围来说,重要的是朱借批评克罗齐的机会,总结了唯心主义的主要毛病:“思想常是在杂多中求整一,历史哲学的企图都在找出一个统辖全体宇宙的整一的原则,其实全体宇宙有一个整一的原则去统辖,这也只是一个信念,一个希望,并不是一个逻辑的结论。”(18)黑格尔那种总括一切事物的“理念”只有全知的上帝知道,而人类的知解总的有限的,据有限的知识形成的哲学也不是普遍的、具体的。所以整体主义既不符合经验知识,也没有逻辑根据。“唯心主义打破心物二元的企图算是一个惨败。”(19)

基于此,朱敏锐地看到黑格尔整体主义的政治后果,“唯心哲学把全体看得比部分重要,所以在政治思想方面绝对反对个人主义。从这一点看,我们就可以明白何以近代德国的国家主义和俄国的共产主义都与唯心哲学的关。”(20)政治思想不是朱的专业,他对此没有申论,但结合他评克罗齐时说的“历史的情境成为所谓的‘大我’。这‘大我’是普遍性或共相,它是决定‘小我’的意志行动的,所以你不能说是你或我或任何人的创造。……‘小我’反映着历史情境的真实界的那个‘大我’。他受历史情境的决定,所以只是那情境中一个节目,一个被动的工具。”(21)可见朱已经提出了反黑格尔的见解,不自觉地充当了90年代清理黑格尔主义的先驱。朱的社会政治立场的背景是英国的自由主义,这一传统不但批判各种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对哲学唯心论也很反感,从霍布豪斯到波普尔,都把希特勒和黑格尔联系起来。

朱在唯心论传统中摸索了几十年,发现其问题之后,“心理深深感觉到惋惜与怅惘,犹如发现一位多年的好友终于不可靠一样。”(22)那么,这一失望会把他带向何方?



49年天翻地覆,朱本来已经从克罗齐之外寻找哲学基础的主观意向,在现实体制的规范下成为必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新基础正是唯心论传统中的黑格尔,尽管这是一个被扭曲过的黑格尔。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朱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当时的正统观点是认为,德国古典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是资产阶级哲学的高峰,黑格尔以后,哲学开始衰颓腐朽,包括克罗齐在内的新黑格尔主义一直受到严厉批判。黑格尔权威贺 1960年说:“新黑格尔主义的特点就是抓住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丢掉了他的辩证法中的合理部分,加以形而上学化和神秘主义。”(23)。他在《朱光潜文艺思想的哲学根源》中把克罗齐的概括为:在方法上丢掉了辩证法,在观点上发展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政治上为资本主义辩护──没有什么可取的。1958年,朱趁《美学原理》再版的机会,重写了一篇《克罗齐美学的批判》,材料还是过去的,但观点已发生根本变化,也根据贺 的论点从三方面批判克罗齐: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值得注意的是,他再度在否定的意义上把克罗齐的错误和康德联系起来,“克罗齐的哲学是康德的主观唯心论和黑格尔客观唯心论的拼合。一般人把他列在‘新黑格尔派’,实际上他在这种拼合中吸取康德比吸取黑格尔的地方还要多,特别是在美学方面。”(24)这本来是朱接受黑格尔的原因之一,如今却成为克罗齐的罪状,他抛弃了黑格尔的精华部分,“是黑格尔的叛徒”。(25)黑格尔反倒有可能成为唯心论的叛徒。这样,朱越来越对黑格尔表示敬意,认为他是二千多年西方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发展的总结。在极其艰难的文革岁月,朱差不多是在地下状态译完了黑格尔的《美学》,在《西方美学史》中实际上是把黑格尔作为西方(不包括俄国的别、车、杜)美学的最高代表。

在这一时期,朱通过《手稿》形成了实践观点的美学,黑格尔正进入他的美学。其意义是辞旧迎新:告别克罗齐,走向马克思。

从辞旧的意义上说,朱借此清算自己的克罗齐影响,改造过去的自我,在《西方美学史》中,他这样评价:“在美学本身,黑格尔继承康德而对康德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判。康德在《美的分析》里把审美活动看成只是感性活动,认为纯美只关形式,涉及内容意义便破坏了纯美。这种形式主义和感性主义在当时的美学界以至在现在的资产阶级美学界都是占优势的。黑格尔的全部美学思想就是要驳斥这种风糜一时的形式主义和感性主义,强调艺术与人生重大问题的密切联系和理性的内容对于艺术的重要性。美学从康德到黑格尔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到了黑格尔,美学的天地开阔了。”(26)而朱过去的老师则一无可取,尼采等人“把艺术最后归结到孤立的个人的情感和幻想,放弃了积极的浪漫主义的改变人类社会的热情和理想,甚至堕落到维护反动的社会秩序。”(27)而克罗齐“从康德和黑格尔所达到的地方倒退了一大步”,“他对于艺术进行了逐层剥夺的工作”,剥去了艺术的一切理性内容及其与社会生活、实践活动的全部联系,最后“艺术内容等于个人的 时的情感,艺术形式等于表现这情感的意象。”(28)只有康德有注重内容的一面,在对崇高的分析中,提出“美是道德精神的表现”,“理想美”是依存于道德内容的美。

从迎新的意义上说,他把黑格尔作为马克思实践观点美学的先驱。1960年的《山水诗和自然美》中,朱已经引用黑格尔的话:“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人通过改变外在事物来达到这个目的,在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内心生活的烙印,而且发现他自己的性格在这些外在事物中复现了……例如一个男孩把石头抛在河水里,以惊奇的神色去看水中所现的圆圈,觉得这是一个作品,在这作品中他看出他自己活动的结果。这种需要贯穿在各种各样的现象里,一直到艺术作品里的那种样式的外在事物中进行自我创造。”(29)用以说明人所欣赏的是自己劳动所征服和改造过的自然,自然美是主观和客观统一的产品。此后他多次引过这段话,从黑格尔─马克思的思想中引出实践观点的美学。即人在认识和实践中就和外在事物打成一片,按自己的意志和性格来改变外在事物,使它们变成为自己服务的,这样就使环境人化了,在客观世界上打上了人的烙印了。同时人也在实践过程中认识自己,再现自己。



朱对黑格尔态度的变化,客观上是由于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但随着对黑格尔美学了解的加深,朱对它的服膺也愈益加深。如同许多同时代学者一样,黑格尔成为晚年朱光潜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联系的唯一桥梁。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特别重视黑格尔,也表明朱将更看重青年马克思。因为在马克思身后发表的青年时期的著作,显示了马克思思想的黑格尔起源,黑格尔为马克思提供了他解释社会的方法所需的逻辑工具。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崛起,正是根据黑格尔─青年马克思的思路来重新设计马克思主义,表现出把马克思主义与整个西方人道传统联系起来的取向。正如西方有人说的:“告诉我你是怎样确定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的,我就能告诉你选择了哪一种马克思主义。”(30)朱后期的著述之所以具有当时背景下较高的学术性,在于他尽可能把马克思解释为西方学术思想的系统之中,而不是仅仅把它作为政治信仰。同时,从黑格尔到马克思,也规定了朱把实践和辩证法置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无论是对黑格尔来说还是对马克思来说,人都是一种实现他自己潜力、用他自己的活动把自己变为人的存在物。这种自我实现在黑格尔那里也就是‘精神化’,它在这两位思想家看来都是通过劳动达到的。只有通过劳动,人才能达到意识和人性的自我意识。只有在他把自己对象化于劳动产品之后,他才能通过考察这一产品达到对他人的特性(马克思所说的他的特殊的自然忧越性和自由)或他的精神性(在黑格尔的意义上)的认识。人是对象性的存在物(马克思),即在能够成为自己、完全认识到自己以前必须先使自己对象化。”(31)朱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主客体通过实践达到辩证统一的思想。他认为黑格尔的的局限在其唯心主义的外壳,重视劳动的思想在《美学》中只偶露萌芽,其基本思想还是把人的自我实现看成是“理念”的自生发展或“外化”,马克思把这一外壳粉碎之后,实践观点才得以全面发展。朱后期著作的千言万语,都是这一中心论点的展开。

注释:

(1)《朱光潜全集》第一卷第20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
(2)《全集》第二卷第323页
(3)朱狄《当代西方美学》第27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
(4)《全集》第一卷第205页。
(5)(6)《全集》第二卷第227、230页
(7)(8)《全集》第二卷329、342页
(9)《全集》第一卷第353页
(10)(11)(12)(13)《全集》第八卷第323、323、326─327、328页
(14)(15)(16)(17)(18)(19)《全集》第四卷第305、317、323、376、401、402页
(20)《全集》第八卷第339页
(21)(22)《全集》第四卷第398、306页
(23)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第38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24)(25)《全集》第五卷第137、146页
(26)《全集》第七卷第169─170页
(27)(28)《全集》第七卷第320、320─321页
(29)《全集》第十卷第224─225页
(30)引自费切尔《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第5辑第172页
(31)费切尔《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关系》,《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6年第5卷第181─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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