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会中西的美学开拓：朱光潜美学观念的生成及启示

近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中西碰撞激烈，古今沟通频仍。从“五四”前后的中西文化异同优劣之争，到这些年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讨论，无不涉及“中西古今”问题。实质上，“中与西”和“古与今”两对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交叉重叠的。许多“古与今”的差异和对立，其实主要由“中与西”的矛盾冲突造成。中国近现代文艺理论史和美学史上诸多关于“古与今”的争辩，都和“中与西”的论战密切相关并相互交织，甚至不少“古与今”的问题可以归并和纳入到“中与西”问题的大框架之中。就此而言，如何把握中西矛盾的冲突和转化，可谓是近百年来中国文艺理论和美学发展(乃至整个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
    对于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众多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从各自的学术观点和立场出发，对如何处理中西文艺理论和中西美学的关系问题，做了积极的探讨和研究。一代美学大师朱光潜的前期著述，1如《文艺心理学》、《谈美》、《诗论》、《谈文学》等，就在这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本文尝试以朱光潜的前期代表作《文艺心理学》(1936年开明书店首版)为例，分析其美学观的生成逻辑和内在构成，考察他在融会中西美学思想成果进行自己学术开拓方面取得的经验，以对我们在新世纪里建设和发展中国现代美学有所启示和帮助。
    一、直觉说与静观自得
    “直觉说”是朱光潜前期美学思想的理论基石。《文艺心理学》20余万言，涉猎美学和文艺理论中许多重要问题，其核心是对“美感经验”的分析。他认为所谓美感经验，“就是我们在欣赏自然美或艺术美时的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所说的“形象的直觉”。朱光潜正是在对“形象的直觉”的探讨中，确立了自己前期美学思想的立足点和出发点。
    那么，朱光潜是怎样阐释克罗齐的“形象直觉说”的呢?
    不论是在艺术中或自然中，如果一个事物你觉得美，它都能在你心中呈现出一种具体情境或一幅有趣的画面，而你的心眼在欣赏的霎时，必定被这种情境或画面所霸占，使你聚精会神地领略它的情趣和意味，以至把它以外的其他事项都暂时忘去。这种在欣赏艺术美和自然美时的心理活动，就是美感经验。在这个经验中，心所以接触事物的是“直觉”，而物所以呈现于心的是“形象”。因此美感经验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形象的直觉”。
    本来，一件外界事物被人的心灵感知，除了它的形象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相关的因素，如成因、效用、价值等等；人们把握一个事物，除了用直觉以外，还要用知觉和概念等等。但是，直觉是对于个别事物本身的知，是“审美的知”；知觉是对于诸事物关系的知，是“名理的知”。在美感经验中，心所以接物者只是直觉，而不是知觉和概念；物所以呈现于心者是它的形象本身，而不是与它有关的其他事项。因此，朱光潜指出：“美感经验是一种极端的聚精会神的心理状态。全部精神都聚会在一个对象上面，所以该意象就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2这段话，可说很好地概括了《文艺心理学》第一章谈美感经验的要义，即美感经验就是不带实用目的、不用概念地对形象的凝神观照；超概念、超功利的直觉静观状态，是美感经验的最大特点。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朱光潜阐述的是克罗齐的理论，但决非对克罗齐思想的简单译述和介绍，而是结合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实践进行中国化的解说。朱光潜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美感经验就是凝神的境界。在凝神的境界中，我们不但忘去欣赏对象以外的世界，并且忘记我们自己的存在。我们在上文把美感经验中的我和物分开来说，只是为解释便当起见，其实美感经验的特征就在物我两忘……物我两忘的结果就是物我同一”。3朱光潜还别具匠心地用欣赏古松来说明形象直觉的特征，一下子拉近了西方理论和中国读者的距离，让人感到亲切和易于接受。他用绝大多数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时同”，来说明美感经验发生时的心理活动状态，既贴切生动，又富有艺术韵味，让人一读便心领神会。
    当然，这也给《文艺心理学》对克罗齐理论的介绍带来另一问题，即如意大利汉学家马利奥•沙巴蒂尼所说的那样：表面看来《文艺心理学》采纳了克罗齐的学说，但实质上朱光潜并不是克罗齐的虔诚信徒，其援用克罗齐的术语和理论(如“直觉说”等)，往往不符合甚至歪曲了克罗齐的本意，不过是为了表达自己的美学思想。4
    确实，朱光潜在《文艺心理学》中并没有纯客观地介绍克罗齐的理论。比如克罗齐鲜明反对用心理学学说来解决美学问题，而朱光潜恰恰“把文艺的创造和欣赏当做心理的事实去研究”。再如克罗齐认为直觉是文艺创作的惟一动力，即使有判断，这种判断所起的作用也是远远低于直觉并应当服从直觉的。他甚至说：“判断，哪怕是最简单的判断，没有基本感觉也是不可信的。”5可是，朱光潜明确反对这种看法。他说：“在艺术活动中，直觉和思考更递起伏，进行轨迹可用断续线表示。形式派美学在这条断续线中取出相当于直觉的片段，把它叫做美感经验，以为它是孤立绝缘的。这在方法上是一种大错误，因为在实际上直觉并不能概括艺术活动全体，它具有前因后果，不能分离独立。”6显然，在朱光潜看来，直觉只是凝神观照某一事物形象或创作过程中意象涌现的一刹那现象，在它之前和之后，种种抽象的思考、判断及道德、政治的观念等，都会对文艺创作发生作用。这与克罗齐把直觉看做统领整个创作过程的看法，实在是貌合神离，大异其趣。
    这种状态的出现，远非像有的研究者轻率所言：朱光潜“误解克罗齐”，“首先得归咎于他自己下的功夫不够。”7其实，朱光潜撰写《文艺心理学》，立意并非照本宣科地介绍克罗齐的美学思想，而是借用克罗齐的“直觉说”来构筑自己美学大厦的思想材料。他选择克罗齐的“形象直觉说”，是因为该说兼顾了物与我两个方面：形象为对象，属于物；直觉是心知物的活动，属于我。其内在含意正与中国传统里“静观自得”、“物我两忘”思想相契合。
    因此我们认为，朱光潜对克罗齐的误取(误解)，是结合中国传统思想进行自己理论创新的结果。这是一种正常且积极的文化流播和传承现象，不应胶柱鼓瑟地用是否与克罗齐原来思想相一致来判断得失，而应看到其灵活吸收外来文化，着眼学术创新的积极意义。
    二、距离说与超然物表
    美感经验的特征是形象的直觉，其要点在于从现实生活的羁绊中超脱出来，把世界当做一幅图画去欣赏。如何摆脱实用目的，实现这种超脱？在朱光潜看来，关键在于“把世界摆到一种距离以外去看”。8于是，他援用英国心理学家爱德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对美感经验理论作了进一步论证。
    距离说的要义在于，适当的心理距离可以把人与物之间由实用关系转变为审美关系，使人们虽然置身于实用世界里，却可以用非实用的眼光，把现实生活当做审美对象去欣赏。正如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里所说：“一个普通物体之所以变得美，都是由于插入一段距离而使人的眼光发生了变化，使某一现象或事件得以超出我们的个人需求和目的的范围，使我们能够客观而超然地看待它。”9
    朱光潜之所以要引入“距离说”来阐述美感经验，带有明显的补充和完善“直觉说”的意图。他认为，克罗齐派形式主义美学把审美经验从生活的整体中剥离出来，并将其纯粹性和独立性过分夸大，既无法解释审美经验是怎样产生和维持的，又无法解释生活作为整体以何种方式对审美经验发生影响。而“距离说”的重要优点在于，它关注构成审美经验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关注产生和维持审美经验的各种条件。譬如，克罗齐认为：人都有直觉能力，因而“人是天生的诗人”。每当人直觉一个形象和意象时，他就是一个“审美的人”，而与“科学的人”和“实用的人”无涉。10在朱光潜看来，“审美的人”与“科学的人”和“实用的人”只是在理论上可分，在现实中三者是同一个人，根本无法分割。“形象的直觉”即美感经验之所以会发生，作为“科学的人”和“实用的人”之所以会显出“审美的人”的一面，关键在于他对现实生活采取了一种审美态度，即在心理上与对象拉开一段“距离”来观照它。
    由此，朱光潜用“距离说”来补充“直觉说”，就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他解释了审美直觉发生的先决条件，使被克罗齐抽象化片面化的“直觉说”，回到了生活实际中去；另一方面，他对“距离说”的阐述，也拓展了该说自身的意义。本来布洛提出“心理距离”说时，其目的只是为确立审美活动中的非功利性质，“他好像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理论打破了形式主义美学的狭隘界限，扩大了艺术心理学的范围，使之能包括比抽象的纯审美经验广大得多的领域”。而正是在朱光潜的阐发中，距离说的意义“已经扩展到了他(布洛)所不可能预见的程度。”11朱光潜用“距离说”去补充“直觉说”，可说既引申了直觉说，也充实了距离说，使审美经验研究提升到一个更加完善的新层次。
    朱光潜在论述“距离说”时，做的另一项很出色的工作，就是运用大量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念和文艺实例，对“距离说”作了跨文化的阐发，同时也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艺现象有了新的认识。朱光潜论道：“就我说，距离是‘超脱’；就物说，距离是‘孤立’。从前人称赞诗人住往说他‘潇洒出尘’，说他‘超然物表’，说他‘脱尽人间烟火气’，这都是说他能把事物摆在某种‘距离’以外去看。反过来说，‘形为物役’，‘凝滞于物’、‘名缰利锁’，都是说把事物的利害看得太‘切身’，不能在物和我中间留出‘距离’来。”12他还举例说，“《西厢记》写张生初和莺莺定情的词是：‘软玉温香抱满怀，春至人间花弄色，露滴牡丹开。’这其实只是说交媾，‘距离’再近不过了。但是王实甫把这种淫秽的事迹写在很幽美的意象里面，再以音调很和谐的词句表现出来，于是我们的意识遂被这种美妙的形象和声音占住，不想到其他的事。”13在这里，朱光潜用中国传统文人推崇的“超然物表”、“潇洒出尘”、“脱尽人间烟火气”(脱俗)的人生境界，既对“距离说”的要义作了准确生动的阐述，又使“距离说”在与中国传统文化嫁接中长出了更为繁茂的枝叶。至于他分析《西厢记》的唱词如何以幽美的意象与和谐的音调来制造“距离”，使其所表现的淫秽事让人感到“雅驯”，并以孔子论《诗经•关雎》的评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来加以解说，更是观点新颖，开人眼界。这实际上揭示了不同文艺形式由于表现生活的方式各有特点，因而它们与实际人生的距离也有远近之别。这是一个颇有学术张力的见解，值得进一步挖掘和细化。
    更为精彩的是，朱光潜以”距离说”为理论依据，对中国传统艺术(如国画、京剧等)的价值作了别具慧眼的论述。他指出：中国新近艺术家看到西方艺术的技巧很完善，画一匹马就活像一匹马，布一幕月夜深林就活像月夜深林，以为这真是绝大的本领，拿中国艺术来比，真要自惭形秽。其实西方艺术本来固然有长处，中国艺术本来也固然有短处，但长处并不在逼近自然，短处也不在不自然。现在西方真正的艺术家并不着意在“妙肖自然”方面下功夫，而是向一个新方向走。这个新方向完全是反写实主义的。后期印象派的大师塞尚是最好的代表。14这里，朱光潜从艺术发展演变的角度，以西方现代派艺术崛起的事实，说明逼真地模仿自然并不是艺术的佳境，而注重艺术与现实拉开距离，注重作品的“形式化”，才是现代艺术的发展方向。由此，朱光潜特别指出：“从欧洲艺术的新倾向看，我们觉得在这里应该替中国旧艺术作一个辩护。骂旧戏拉着嗓子唱高调不近情理的人们，如果看到瓦格纳的歌剧，也许恍然大悟这种玩意儿原来不是中国所特有的。如果他们再稍稍费点功夫研究古希腊的剧艺，也许知道带面具、打花脸、穿高跟鞋，也不一定是野蛮艺术的特征。在图画雕刻方面，远近阴影原来是技巧上的一大进步，这种技巧的进步原来可以帮助艺术的进步，但是无技巧的艺术终于胜似非艺术的技巧……看到吴道子的人物或是关同的山水而嫌他们不用远近阴影，这种人对于艺术只是‘腓力斯人’而已。”15这段话极可注意的有两点：一、自上世纪初大量输入西方新文化起，中国思想文化界掀起了一股激烈否定传统文化的思潮。受其影响，文艺界不少人对传统旧戏和国画等，都持否定态度。如傅斯年、胡适、欧阳予倩等当时都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章，对中国旧戏及其他艺术进行猛烈抨击。16这种看法是当时时髦而流行的见解。朱光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运用西方美学理论(布洛的“距离说”)发掘中国传统戏剧和国画的美学价值，指出它们与实际人生拉开距离，不重外形毕肖而重虚拟神韵的表现方法，不仅不应该否定，而且应该发扬光大，因为它们展示了现代艺术发展的“新方向”。
    二、从20世纪艺术的演进历程看，正像朱光潜当年所说的那样，现代绘画和戏剧明显呈露出夸张、变形、抽象化、虚拟化的倾向。这倾向与中国传统国画和戏剧讲究神似及程式的表现方法之间，其相通、类似、耦合的成分越来越多；中国国画及戏剧在世界艺术之林中的独特地位和独特价值，也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朱光潜在70多年前对中国传统艺术的一片贬责声中，能独辟蹊径地发掘出中国传统艺术的内在价值和现代因素，不仅显示了卓越的学识和理论勇气，同时也为中西文艺理论和美学的跨文化互释和沟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三、移情说与物我同一
    在探讨“距离说”时，朱光潜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就超脱目前实用的效果说，科学家也和艺术家一样能维持‘距离’。”科学家研究事物，必须在心理上与对象拉开距离，把自己的成见和情感丢开，以“客观的态度”去冷静地看待事物。那么，艺术家的“超脱”和科学家的“超脱”有什么区别呢？
    在朱光潜看，科学家的超脱是彻底的，须超脱到“不切身的”的地步；而艺术家一面要超脱，一面又必须和事物保持“切身”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科学是不带情感的纯重客观的活动，而艺术却是不能脱离情感的最重主观的活动。因此，美学上的“所谓‘距离’，是指我和物在实用观点上的隔绝，如果就美感观点说，我和物几相叠合，距离再接近不过了。”17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辨。而要使这分辨得到有力的说明，即为什么文艺家一面要和实际生活拉开“距离”，一面又要和它保持“切身”的关系，则不得不进而讨论情感在审美活动中的特点和作用问题。于是，《文艺心理学》紧随“心理距离”之后，对“移情作用”作了探讨。
    “移情作用”在德文中的原文为“einffühlung”，意思是”把情感渗进里面去”。最初采用这个词的是德国美学家劳伯特•费肖尔，美国试验心理学家兼美学家立普斯对“移情作用”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因而学术界多把“移情说”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在立普斯看来，移情作用是一种外射作用，就是把我的知觉和情感外射到物的身上去，使物具有某种“人格化的解释”。他在《空间美学》这部书里，举古希腊建筑中的“多利克”石柱为例，对移情作用作了详细说明。
    但是，依朱光潜看，立普斯对“移情作用”的阐发并不完善。在立普斯那里，移情作用只是一个“单向外射”的过程，只是主体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上去，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情感。朱光潜认为，移情作用其实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一方面主体把自己的情感移到外物上去，另一方面又吸收外物的姿态和精神。比如观赏一棵古松，“古松的形象引起清风亮节的联想，……我就于无意之中把这种清风亮节的气概移置到古松上面去，仿佛古松原来就有这种性格。同时我又不知不觉地受古松的这种性格影响，自己也振作起来，模仿它那一副苍老劲拔的姿态”。18朱光潜认为，这种一面“推己及物”，一面“由物及我”的双向交流，才是“移情作用”发生的实际情况。
    朱光潜所以对“移情说”能做出这样的阐释，所以能在立普斯单向外射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物我双向交流、物我互相交感的论点，关键在于综合吸收了谷鲁斯的“内摹仿”理论和中国传统思想中“物我同一”(天人合一)的观念。
    谷鲁斯是比立普斯稍晚的另一位从心理学角度研究美学的德国学者。他认为人的感知活动多以摹仿为基础，但一般摹仿与审美摹仿各有特点。一般摹仿大半外现于筋肉动作，如看见圆形物体时，眼睛就摹仿它作一个圆形的运动；寺钟响时我们的筋肉也似一紧一松，这是摹仿它的节奏。审美摹仿与此不同，它大半并不外现，只是一种“摹仿”。所谓“内摹仿”，就是人在观赏外物时，用内心的意念活动去摹仿对方的姿态或运动。这种摹仿所产生的快感，在谷鲁斯看来，“是一种最简单、最基本、也是最纯粹的审美欣赏”，正是审美活动的主要内容。
    本来，立普斯的“移情说”偏重由我及物的一方面，谷鲁斯的“内摹仿说”偏重由物及我的一方面，两者各执一理，彼此独立。朱光潜比较它们的短长，吸收两者的合理内核，指出移情作用不仅在“由我及物”的外射，而且在“由物及我”的影响，是“物我交感”的双向交流。这就在两者取长补短中避免了各自的偏颇，使理论本身更趋完善，在比较综合中显示了自己的探索和创造。
    朱光潜对“移情说”做出物我双向交流，物我互相交感的论说，还与他吸收中国传统思维中“物我同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思维的一大特点，就是从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层面，把包括人自身在内的宇宙万物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庄子说：“天地与我并在，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董仲舒更是认为天与人可以互相交感，提出了“天人感应说”(《春秋繁露》)。朱光潜在《谈美》中阐发“移情说”，就以庄子与惠施的对话“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和“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为全篇导引，说明移情作用不单把我的性格和情感移注于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引于我。真正的美感经验“都要达到物我同一的境界，在物我同一的境界中，移情作用最容易发生。”19
    朱光潜还以中国书法为例，说明移情在艺术创作和欣赏中的作用。他说：“例如写字，横直钩点等等笔画原来都是墨迹的痕迹，它们不是高人雅士，原来没有什么‘骨力’、‘姿态’、‘神韵’和‘气魄’。但是在名家书法中我们常觉到‘骨力’、‘姿态’、‘神韵’和‘气魄’。”20书法在中国向来自成艺术，和国画有同等的身份。可是上世纪初西方文化汹涌而来时，有人看到西方艺术史中并没有书法的位置，所以否认中国书法是一门艺术。朱光潜认为：“其实书法可列于艺术，是无可置疑的。”21为此，他不仅从书法可以表现性格和情趣，即从移情的角度对书法的艺术特征作了充分论证，而且通过对中国书法抒情性特点的阐释，使来自西方的移情理论扎根于中国最为普及的书法艺术的土壤，因而也更易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为什么许多西方美学理论虽经别人多次介绍，仍难以被中国读者所认同。为什么一些西方理论如“直觉说”、“距离说”、“移情说”、“内摹仿说”等等由朱光潜引入后，很快就能在中国流行开来？关键就在于他结合中国传统文艺的实际对西方美学思想作了新的分析，并在这分析中包含着新的理论升华。
    四、移花接木，为我所用
    《文艺心理学》作为一部在中国现代文艺理论和美学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名著，其最大特点是做到了两个结合：一、美学与心理学的结合；二、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文论的结合。
    就第一个结合而言，该书从克罗齐的“形象直觉说”出发，认为美感经验起于对观赏对象不带实用目的的无所为而为的凝神境界；而这种凝神境界的产生必须与现实人生拉开距离，自然引出“距离说”；同时凝神境界又是物的生命和我的生命往复交流的结果，所以带出“移情说”和“内摹仿说”。在这里，克罗齐的“直觉说”为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奠定了美学基石；而布洛、立普斯及谷鲁斯的“距离说”、“移情说”及“内摹仿说”等，则为朱光潜揭示审美活动的微妙心理过程提供了有力的工具。朱光潜运用“直觉说”将文艺心理研究提升到美学境界，同时又用“距离说”和“移情说”等，将美感经验复杂的心理和生理特征阐释得头头是道，给人启发良多。抽象的美学理论和具体的心理分析相配合，使两者构成了内在互相说明的自足的理论系统。
    就第二个结合而言，意大利威尼斯大学原汉学系主任马利奥•沙巴蒂尼早就指出：朱光潜《文艺心理学》所以较多接受克罗齐美学的内容，主要是他从克罗齐美学中发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契合的东西，尤其是适合道家美学精神的概念和理论。因而从根本上说，《文艺心理学》是移西方美学思想之花，接中国传统道家文艺思想之木。22对于沙巴蒂尼“移花接木”的说法，朱光潜自己也是首肯的。只不过说他在中国传统中接受的不止是道家的思想，主要还是儒家的影响。23这里所说的“移花接木”，实际上就是谈中西美学的结合问题。对此朱自清当年读《文艺心理学》时，就特别称道说：“书中虽以西方文艺为依据，但作者并未忘记中国；他不断地指点出来，关于中国文艺的新见解是可能的。……譬如，‘文气’、‘生气’、‘即景生情，因情生景’，岂不都已成了烂熟的套语？但孟实先生说文气是‘一种筋肉的技巧’(第八章)，生气就是‘自由的活动’(第六章)，‘即景生情，因情生景’的‘生’就是‘创造’(第三章)。最有意思的，以‘意象的旁通’说明吴道子壁画何以得力于斐雯的舞剑，以‘模仿一种特殊的筋肉活动’说明王羲之观鹅掌拨水、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而悟书法(第十三章)。……更重要的是，从西方近代艺术反写实主义的立场为中国艺术辩护(第二章)，他是在这里指出一个大问题。”24朱自清的评价，在当时就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呼应。向培良特别赞赏朱光潜联系中国传统文艺实际来阐述美学理论，说在中国学者自著的美学著作中，“能以卓特的见解，自成一家之言的，要不能不自朱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始”。25张景澄认为：“文学批评的理论建设，若以中国作品作为针对的鹄的，在国内尚无其人，这本《文艺心理学》可说是阴天里掀开一片蓝天了”。26《文艺心理学》在介绍西方美学理论时，确实融会中国人的审美心理和传统文艺实际，作了许多开人眼界的论述。这样做不仅把中国古代美学和文艺学许多直觉顿悟式精彩思想，熔铸到经过批评综合接受过来的西方美学和文艺学概念系统之中；同时也让西方美学和文艺学概念的意义和价值，在中国文艺传统和审美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检验和确认，从而为寻求跨越不同文化系统的人类共同美学规律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因此，有的学者否认朱光潜在沟通中西美学方面的贡献，说“20世纪30年代朱光潜所进行的美学活动，只是在中国做西方美学的普及工作”，“《文艺心理学》等都只是介绍西方一些美学流派的观点和思想。”27|这不是对原著没有认真细读，就是有意曲解和抹杀客观存在的事实。
    《文艺心理学》所以能在介绍西方美学的过程中，对中西美学及文艺思想的比较和互释做出突出的成绩，关键在于朱光潜不论对中国传统国学还是西方学术文化都有深厚的根基和透辟的体认，堪称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一代大家；在于他青年时代就形成了以中国艺术精神为底蕴的审美情趣，以及“广泛参较”、“兼容并蓄”的文化心态；28更在于他面对西方文化潮流席卷而来时，鲜明地反对囫囵吞枣、盲目摹仿的态度，而强调“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取向。
    由于朱光潜是以中国传统思想和美学精神为底蕴，以立足本国为我所用的学术立场来接受和消化西方美学和文艺学理论，他的《文艺心理学》等早期著作虽然包容了大量西方美学的材料和观点，但其所建构的美学却并不是在中国的西方美学，而是现代中国美学，即经过西方文化洗礼的20世纪的中国美学。

    注释：
    1．朱光潜美学思想的发展，以1949年为界明显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里所说前期著述指1949年以前发表的。
    2、3、8，《文艺心理学》第一章，《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212、213－214、210页。
    4、22，参见马利奥•沙巴蒂尼《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中的“克罗齐主义”》，原文刊于意大利近东及远东学院的学术季刊《东方与西方》第20卷第1、2期合刊第179-198页(1970年6月出版)；该文有中文摘要译文，题目为《外国学者论朱光潜与克罗齐美学》，载《读书》1981年第3期。
    5．benedetto croce’s poetry and literature，and introduction to its criticism and history，translated from the italian by giovanni gullace，p121，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1.
    6．《文艺心理学》第八章，《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315页。
    7．参见王攸欣《选择•接受与疏离——王国维接受叔本华、朱光潜接受克罗齐美学比较研究》第176页，三联书店1999年版。
    9、11，《悲剧心理学》第二章，《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235、233页。
    10、克罗齐《美学原理》，《朱光潜全集》第11卷第146页。
    12、13、14、15、17，《文艺心理学》第二章，《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218、228、231；218、228、231；218、228、231；232；220页。
    16．参见傅斯年《戏剧改良各面观》；胡适《文学进化观与戏剧改良》；欧阳予倩《予之戏剧改良观》。均载《新青年》1918年11月号。
    18．《谈美》第三节，《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22－23页。
    19、21，《谈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朱光潜全集》第2卷第22－23、23页。
    20．《文艺心理学》第三章，《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241页。
    23．《答郑树森博士的访问》，《明报月刊》1983年4月号；又见《朱光潜全集》第10卷第648页。
    24．朱自清《<文艺心理学>序》，《朱光潜全集》第1卷第524-525页。
    25．向培良《文艺心理学》，《大公报文艺副刊》第46期，1936年9月3日。
    26．张景澄《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国闻图刊》第13卷第46期，1936年12月。
    27．章启群《中国美学研究非学术化倾向的根源——兼谈宗白华与朱光潜美学研究的不同方法及其意义》，《中国美学》2004年第1期，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28．参见拙著《朱光潜与中西文化》第302－31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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