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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于中西部的县城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建设不同规模的城市：100万以上人口的大县，把现在的城关镇发展成30~50万人中等城市，在50~100万人的中等县以城关镇为依托建立20~30万人的中小城市，50万以下小县把县城做大。“十一五”期间，贵阳市进一步加快城市化步伐，贵阳城市经济圈城镇人口385万人，城镇化水平50%，其中核心城市总人口180万以上。

　　过去30年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以年均近一个百分点的速率提高，未来10年我国的城镇化仍会以较快的速度推进。这是因为：

　　(1)未来10年我国经济仍会以较高的速度增长，城镇化有可靠的物质基础。2008年，我国人均gdp达3260美元左右，已接近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阈值。我国将会在2010年左右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进入这个行列后，经济增长速度与前30年相比将有所放慢，但仍会维持较高的水平。经济规模的扩张和城市非农产业的发展，必将为广大农民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和在城镇安家落户的机会，城市化必然伴随着经济增长而继续向前推进。

　　(2)农村人口众多和耕地资源有限，城镇化有强大的内在压力和动力。2008年，我国尚有7.2亿农村居民。这些人占有的耕地总面积只有18亿亩左右，人均占有量不足3亩。要实现农村现代化，使农村居民过上现代文明生活，只有把农村居民转移到城镇。而广大农民自身也有比较强烈的愿望到城镇寻找生活和发展的机会。

　　“十二五”时期至2020年我国城镇化率仍将快速提升，但是慢于过去10年;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速度相对过去10年则明显放缓。这主要是由如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1)我国总体上还将保持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人口在城乡和区域之间的流动还有较强的拉动力。

　　(2)未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将慢于前10年。

　　(3)城镇化的成本也会不断提高，对城镇化率的提高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学术界通常使用logistic曲线方法预测未来城镇化率趋势，该预测方法的基本假定是：(1)每个经济体自身的各种条件决定了其城市化率的峰值水平;(2)每个经济体城市化率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一个类似于s型的轨迹。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缓慢上升，第二个阶段快速上升，第三个阶段则又是缓慢上升，逼近于峰值。

　　为进行预测，首先需要确定城镇化率的峰值。从国际经验和理论分析都可以看出，对于绝大多数国家来说，其城市化水平既不可能达到百分之百，也并非越高越好，而是会在一定的水平上达到平衡，既达到其峰值。这是因为，第一，总有一些生产活动(比如农业、开采业等)不能实现集中;第二，当生产活动过于集中时反而效率降低，也不利于环境保护;第三，随着发展阶段和生活水平的变化，以及通讯交通条件的改善，分散化居住往往成为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途径。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甚至可能会出现城市人口比例降低的逆城市化现象。显然，由于各国资源环境特点及人口规模的不同，不同国家达到峰值时的城市化率也是不同的。

　　从24个高收入的oecd国家的历史经验发现，卢森堡、芬兰、比利时、德国、奥地利、希腊、瑞典和英国的城市化率在过去30年中变化幅度相对较小。这些国家2005年的城市化率依次为82.8%、61.1%、97.2%、75.2%、66%、59%、84.2%和89.7%，最低的是希腊的59%，最高的是比利时的97.2%。这些国家当中，人口最多的是德国，为8千多万，人口最少的为芬兰，为500多万。对中国而言，参考意义较大的可能是德国和英国。两者2005年的城市化率分别是75.2%和89.7%。

　　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在城镇化率达到其峰值之前，城镇化率的提高一般可以看作是一国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和享受现代文明生活人口的增加。但当城镇化率达到峰值以后，城镇化率的变化便不再适宜作为反映现代化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准的指标。在特定情况下，城镇人口的减少也许是人们追求更高质量生活的结果。当然，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还不够，我们还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提高城镇化率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要任务。

　　中国的城镇化率峰值水平，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有些因素可能会使我国城镇化率峰值水平高于一般国际经验的情形，有些因素则可能会使其低于国际经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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