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牙买加体系两种国际货币制度虽然暂时解决了当时的货币制度安排的困境，但未能改变其制度安排的缺陷。本文通过80年代以来在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的三次金融危机反思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陷。
　　关键词：货币制度 汇率 金融危机
　　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金融秩序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国际社会也在一直讨论是不是能够建立一种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进展。1976年1月imf理事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达成了“牙买加协议”。形成了牙买加体系，这是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协议将浮动汇率制合法化，承认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的同时存在，哪种汇率制度，各个成员国可自主决定。该协议决定将黄金退出国际贷币，也就是黄金非货币化。
　　牙买加体系比较好的解决了储备货币供应赶不上需求的局面。汇率的多样化能够更好地满足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各个国家的需求，这样就是的各国能够更好的维持经济的发展与稳定，同时有助于保持国内经济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当然，我们还要看到牙买加体系存在的不足。在多元化国际储备下，没有一个统一的稳定的货币标准，这从某种程度上就决定了国际金融的波动性。汇率变化非常大，汇率体系极不稳定，外汇风险变得越来越大，这样就会多多少少的限制了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活动。没有完善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现有的各种渠道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点，牙买加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全球性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国际社会为此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近30年来，有三次大的金融危机值得我们思考。
　　80年代初，一些拉美国家为了经济发展而大量举借外债无法归还，从而引起了一场危机。1982年8月，墨西哥率先宣布无力偿债，巴西等一些主要债务国也纷纷仿效，从而酿成一次世界性债务危机。这次危机主要是由于拉美国家盲目举债，规模失控；对债务管理不善，不能有效控制汇率风险；外债使用不当。债务危机使世界经济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大量企业、银行破产倒闭。不良债务涉及西方几千家金融机构和政府部门，对金融市场造成巨大冲击。最终经过债务重组、减免才渡过难关。
　　1994年墨西哥又一次爆发了金融危机。国内不稳定经济发展状况，使市场缺少了大量短期外资，造成金融市场的不稳定，外汇储备严重不足。1994年12月19日，在比索（墨西哥货币）抛售造成种种压力的情况下，为了稳定金融市场，墨西哥政府将比索兑换美元汇率降低了15％。这样使得比索大大贬值，没有多久墨西哥的外汇储备减少10多亿美元，股市狂跌。12月28日，墨西哥政府不再干预比索的交易，实行浮动汇率制。在这之后，比索一直贬值，造成了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严重打击了墨西哥经济的的发展，使得外资大量流失，1994年底墨西哥证券市场的外资金额为仅为544．96亿美，到1995年减少为279.8亿美元，比上一年降低了48.65％。比索贬值重创投资者，给他们带来巨额的经济损失。墨西哥官方统计数字表明，1995年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6％，通货膨胀提高了大约50％，比索对美元的汇价下跌高出了100％。因为经济不能健康稳定的发展，使得许许多多的中小企业无法经营下去，减少就业机会150万个。这次金融危机对墨西哥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带来了毁灭性的创伤，同时给南美国家以及部分亚洲新兴国家和欧洲国家的市场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它始发于泰国，并迅速蔓延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后又波及韩国，从而发展为东亚金融危机，1997年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泰铢实行浮动汇率制，取消泰铢对一揽子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当天泰铢下跌20％。由于泰国官方和私人企业借有大量短期外债，房地产及证券价格暴跌，银行坏账大幅上升，企业倒闭数量增多，从而引发了全面金融危机。泰国的金融危机冲击了其他东南亚国家的货币。菲律宾中央银行于7月11日被迫宣布允许比索在更大的范围内与美元兑换。当天比索暴跌11.5％，为4年来的最大跌幅。至8月，泰铢贬值23％，印度尼西亚盾贬值20％，马来西亚林吉特和菲律宾比索跌到了历史最低点。受东南亚货币贬值的影响，东南亚股市大幅下挫。泰国股市和马来西业股市也创下新低，在短短4个月内，马来西亚吉隆坡股市综合指数下跌近33％，倒退至1993年8月份的水平。香港股

8月28～29日连续两天暴跌，累计跌幅达1，397点。连巴西证券市场也受到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1982年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发生的三次金融危机，反思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的制度性缺陷。
　　发生危机的国家大多采用联系汇率制度。联系汇率制度一般多年不变，照购买力平价理论，在开放经济中两国的通货膨胀率之差是两种货币比价变动的基础，如果不随通货膨胀率变动汇率，就会出现一种货币高估而另一种货币低估。最终会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进行强制性调整。所以汇率制度的危机变得似乎不可避免。
　　三次危机另一个最明显的共同点，就是在危机发生前大量外国资本流入发生危机的国家，而危机发生后又有大量流出。1973年石油危机至1982年债务危机爆发前，流入新兴市的私人资本净额达到1，650亿美元，占新兴市场国家同期gdp的l%。而在债务危机爆发后的1982年到1986年间，出现外资净流出。墨西哥1993资本净流入额接近200亿美元，占其gdp的8％。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韩国等亚洲五国1994年和1995年资本流入进入高峰期，总额接近800亿美元，占gdp的6％-8％，到1997年开始出现资金净外流，总额接近500亿美元。
　　三次危机的第三个共同点是遭受危机影响的国家金融体系不发达、监管制度滞后的问题。不论是70年代严格管制的金融体系还是90年代放开管制的体系均存在严重的弊端。70年代的金融体系被置于严格的管制之下，银行必须与获得批准的客户开展业务，风险分散和市场纪律起作用的可能性很小，因此银行坏账的比率相当高。进入90年代，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利率的放开、信贷管制和贷款限制的取消以及其他金融自由化措施的推行，银行资产迅速扩张。银行坏账不仅没有减少，反而由于银行风险意识不强、当局监管不力而与日俱增。
　　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关系在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危机发生之前，各受害国的大多数宏观指标都是比较健康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教高。东盟四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香港、韩国、新加坡)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大都保持在5％-8％，高于世界大约平均4％的增长速度。这些国家和地区以消费物价衡量的通货膨胀率在1996年均低于10％。除菲律宾有持续的政府预算赤字外，其他各国家和地区财政一直有盈余。不利的指标就是大多家和地区都有经常项目逆差。东盟国家自80年代末以来持现逆差，占gdp的比例从3％到10％不等。亚洲“四小龙”中只有韩国从1990年起出现逆差，但所占cdp的比重没有超过5％。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财政比较健康，因此一般认为经常项目的逆差并不像80年代拉美国家那样反映了公共部门的问题，而只是反映了私人部门的储蓄投资的一种短缺。只要政府的货币政策和私人企业的决策基本正确的，这种短缺并不需要采取特别的政策来纠正，更不应使相应国家和地区陷入实际出现的危机乃至衰退的深渊。
　　综上所述，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所具有的特征和弊端给金融危爆发创造了肥沃的土壤，在危机发生后起了放大、传播的作用，而在协调各国政策、团结国际社会力量共同处理危机的过程中又显得软弱无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体现着各国力量的博弈和考验着人类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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