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元初江南士人之游谒作了较系统和较深入的分析,内容涉及其社会背景、干谒的主要地区和对象、干谒的条件、方式等多个方面,其中尤其对游士干谒中“以诗文为谒具”的方式进行了重点的考察。本文试图揭示南宋中后期之后,士人的游谒和干进已经成为士人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并且对其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元初;江南;游士;干谒
[中图分类号]k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9-0112-09
史伟(1971—),男,国文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
二、游谒之地区和对象
元初江南士人游走干谒之目的不外两个:一是求食谋生,然更多的是热中名利权势,遂行求谒干进之事。吴澄谓:“昔之游者为道,后之游者为利。”[12](卷三十一《送陈太初北上》)可谓一以蔽之之言。所以,游士干谒之地区和对象,当然也是以能够满足他们的利益之求为宜,故一般集中在各地藩府和京师大都,由于元代复杂的统治结构,也有干谒宗教宗师或近侍怯薛者,而表现出“多歧”的特色,下面分别言之。
蒙元在平定江南的过程中,尤其是占领临安后,江南州县多不战而降,凡归降地,多由原地方官留守,这于江南士人应该是提供了近水楼台的便利。同时,或因为统治的需要,或出于对汉族文化的倾慕,总体上讲,蒙元统治者,特别是相当数量的色目人,“汉化”的趋势是大大加强了。[13]徐明善《耐闲说》云:“北方贤士大官撤南迈者,往往嗜古绩学,考索研稽,惟恐未逮。”[14](卷三)这些都为士人的游谒提供了条件。戴表元《送赵生游吴序》云:
邑有隽者赵生寿父,……惟家世父兄尝宦于吴,今将往而涉足焉。……古人之游必择国,既择国也,而后择所与游,寿父其既有所择于吴否乎?吴之良大夫以余所尊敬,莫先于方处州,因处州而吴之所与游尽在焉。寿父至吴,其以弟子礼游于其门,安知余三游之不能得者,寿父不一游而尽得之。[15](卷十三)
戴表元与方处州当是熟识的,赵寿父之父兄尝仕宦于吴,再由戴表元引荐,一谒而中的成算应是较大的。更有的游士或由于际遇之不偶,或为了趋炎附势,朝秦暮楚,辗转干谒,故杨礼《送杨子牧九江谒吴廉使序》云:“凡游都会之地者,非有折桂儋爵之想,则必贸迁废举之徒,否则挟其一技一能以自售,舍是三者,亦无因而至矣。”[16](前集卷五)是很好的总结。
对于许多热中干进的士人而言,京师显然是更理想的干谒之所。危素《送夏仲信序》云:
京师众大之区,四方之士,苟负其一艺之长,一才之善,远者万里,近者数百里,杭州舆陆,自东西南北而至者,莫有为之限隔。[17](卷四)
其盛况如此。揭傒斯《城南宴集诗后序》云:“京师,天下游士之所汇,其适然观晤,为千载谈者之资,定百世通家之本,代有之矣。或以情附,或以义感,或以言求,其取友虽歧,苟轨于道,均可以著简书而托子孙也。”[18](卷三)其干谒之多方如此。故程钜夫《送艾庭梧序》云:“夫京师者,天下游士之区,富贵利达之途。”[19](卷十五)如白?、虞集、范?、揭傒斯等一时名士文章钜公皆尝游谒京师而得售。甚乃有前宋将相高官北上干谒者,方回《再送王圣俞戴溪》云:
宇宙喜一统,于今三十年。江南诸将相,北上扬其鞭。书生亦觅官,裹粮赴幽燕。[8](卷二十八)
“江南诸将相,北上扬其鞭”,其他人何遑他论。
就士人干谒之地而论,以地方都会或京师为多,若就士人干谒之人论,则多为名高望重之汉族文人学士。刘诜《送欧阳可玉序》载:
庐陵欧阳德器可玉,乡俊士也,告余将远游……其言曰:“士之修于身者为道德,见于外者为文学,斯四者皆可以自求,而亦当有取于人。古之君子非不可闭门息交以成其善,而或从师取友于天下,良有以也。今之王公大人居则高堂重阶,陛犴守阍,出则崇牙大癷,武夫千群,介马填拥数十里,吾固未易见也。而以道德文章重海内者其人差易见也。往年尝拜虞公于家,温乎其相接,蔼乎其相亲,然自虞公外未多识也,余今复欲涉洪都,道武昌,历金陵,抚关洛以造京师,庶几所欲见者,咸得见焉。其足有以诩予之进而策予之不逮也。”[3](卷二)
欧阳可玉的这段话,颇可代表士人的普遍心理,蒙古、色目之王公大臣“固未易见”,于是“道德文章重海内”的虞公(集)等人便成为干谒的主要对象。元代翰林馆阁多负荐举人才的责任[20],而士大夫荐举人才颇成风气,虞集尤喜奖掖后进。赵?《跋刘郎中所藏邵庵先生戴竺图诗序》云:“山林之士知古学者,必折节下之。接后进,虽少且贱,如故己。”[21](卷五)一时名士如苏天爵、王守成、陈旅等皆尝得虞集提携,其余不见经传者如欧阳玄《梅南诗序》所载:
高安儒者曰易君南友,恬愉清白之士也,富贵利达不动于其中,游行江湖以得句为乐……京师近年诗体一变而趋古,奎章阁虞先生实为诸贤倡,南友从虞公游,昔人云既见异人,当见异书,吾有以知其诗曰进而未己也。[22](卷八)
此为一以诗谒虞集,又得虞集荐引转相干谒欧阳玄者,如此之类,不一而足。虞集是江西人,其他元初之馆阁翰林,亦以江西人为多,稍早的如程钜夫、袁桷、欧阳玄,稍后的如虞集、揭傒斯,都是足以引领一时风气的人物。由宋入元之故老,大儒如吴澄、熊禾、刘诜,前宋显宦如马廷鸾、章贡等皆是江西人,刘辰翁则以硕儒遗老主一代诗盟。从他们所存文集的赠序来看,多是写给江西籍谒士以为“阔匾”之用的,江西士人藉乡曲之谊行干谒之事,正在情理之中。这就可以理解袁桷《赠陈太初序》所云:“今游之最夥者,莫如江西。”[1](卷二十三)
元初诸教并重,其时诸教宗师之威福,有显宦不能及者,故亦有投师干谒以邀名利者。如吴澄《谷山樵歌集》载:
盱士吴君定携其《谷山樵唱》至予……窃以此之许郢州而秾丽工致犹或过之,但其处僻出稀,相知未众,惟玄教大宗师吴成季一见而奇之,为锓木以传者凡百篇,可谓有目能识宝矣,予亦有取焉,二人非党同姓而偏称奖也。[12](卷二十二)
吴成季,名全节,成季其字也,号闲闲,正一教掌教,至治二年(1322)授玄教大宗师。《元史•释老传》称其“雅好结士大夫,无所不倾其交,长者尤见亲而敬,推彀善类,惟恐不尽其力。至于振穷周急,又未尝以恩怨异其心,当时以为颇有侠气云”[10](卷二百二)。吴澄尝作《吴闲闲宗师诗序》、《送吴真人序》、《题吴真人封赠祖父诰词后》、《跋吴真人和漕山诗》,可见两人交契,这篇诗序,或与这层关系有关。
元代入仕,尤其是高级官员的选拔,“首以宿卫近侍”[23](卷四《送强仲贤之京师序》),“近侍多世勋子孙”[24](卷二十一《左丞相平阳王公宣抚江闽序》),故“出宰大蕃,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25](卷一《送吴澄赴国子监丞序》)。在元代的政治生活中,“怯薛”子弟、宿卫侍从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故亦有游于“怯薛”子弟而干进者。如黄?《送吴生归黄岩序》载:
其(吴生)来京师,受知于侍从近臣而以闻于天子,遂获齿于国之贵游子弟,及教其艺义,数出众人之右,解褐将有日矣。[2](卷四)
元代贵游子弟修习儒学者颇多,所谓“及教其艺义,数出众人之右”,可以看出这样的背景。元代“仕进多歧”,其干谒求仕之途亦多歧,较之宋末江湖游士,这应是一个新的特点。
三、以诗文为谒具
元初奔走干谒之游士,仍以儒士为多。吴澄《送陈太初北游序》云:“后之游者……方其出而游于上固也,奔趋于爵禄之府,伺候乎权势之门,摇尾乎乞怜,胁肩而取媚,以侥幸于寸进。及其既得之而游于四方也,岂有意乎行吾志哉?”[12](卷三十四)这是直接的表述。林景熙《送松存弟序》则云:“科举废,士媒青云,犹假所业以自见。夫其所业者,岂必出于其所构,相与为欺以致抗颜倚席贴笑。”[26](卷五,p341)何谓儒者之“艺”,儒者又如何“犹假所业以自见”呢?刘将孙《送戴石玉序》云:
自孔孟以来,士未有不游,或以师友游,或以宾客游,或以学问游,或以才艺游,或以辞华游,二千年才贤特达,未有非以游而合也。[27](卷十三)
林弼《送高君善夫归闽序》载:“今天下之士繇儒而进者三途焉:遗逸、科目、文学。……不以遗逸举则以科目进,不繇科目进则繇文学辟。”[28](卷十)元初科目废止三十余年,遗逸则非名高望重不足办,文学就成了最现实的手段,其中尤以诗文辞华——特别是诗——为主要的干谒之具。
蒙元灭宋,科举即废,士人乃肆力于诗,如何梦桂《王石涧临清诗稿跋》所云:“近世学子废举子业,好尚为诗。”[29](卷十)亦如戴表元《陈晦父诗序》所言:“科举场屋之弊俱革而诗始大出。”[15](卷八)其中当然不乏遗民志士藉诗抒其黍离之悲,家国之痛,如舒岳祥《跋王榘孙诗》所言:“自京国倾覆,笔墨道绝,举子无所用其巧,往往极海之涯,穷山之巅,用其素所对偶声韵变为诗歌,聊以写悲辛,叙危苦耳,非其志也。”[30](卷十二)但对更多的士人来说,诗不过是游谒干进的工具。卫宗武《刘药庄诗集序》载:
古之绘章绘句以擅名于当世,后之作者为之序,非故交则门人,又否则诵其诗味其辞,敬慕油然于中,而发扬赞美油然于外不能自己者也。今则不然,凡潜兴于风云月露,寄情于草木华实,有片言只句之长必属诸人,侈大张皇以闻于时。而其人望实足以轩轾人物,则必不敢循其情。苟矫世癵性则咸谓雅量不弘,不足为时人表厉,流风靡靡,循袭者众。[31](卷五)
其情形亦与宋末江湖诗人相仿佛,故牟?《张仲实诗稿序》云:“近世士大夫多失故常,拔出流俗,用文辞致声誉。”[5](卷十二)
这里还可以列举一些相关的例子,如杨载《送段时敏之京》载:
怀山挟海奠京师,乞执纡馀尽北陲。雁度寒云秋色远,鹊鸣高树晓光迟。四方英俊皆来萃,一代经纶属有为。君有长才希屈贾,好将辞赋重当时。[32](卷六)
则段时敏当是游于京师,以辞赋为晋身之阶的一个例子。黄?《送高承之诗序》亦载:
临邛高氏兄弟当宋之季,大参以文学显,鄢州以忠节著,……有名继忠字承之者,于鄢州为曾孙,生乎异代之后,怀其材不苟自售,而与时浮湛于韦布之间,顾独眷眷焉家世源流之旧,凡遗文故实片辞只字,藏护惟谨,盖承之欲世其世,业其业者不在彼而在此也。顷予与承之想见堇江上,闻承之将出而游京师,王公大人诚为之知己,则高氏之衣冠蝉联奕叶当复自承之始,岂直保其气泽,续其风声而已?④
高承之为世家子弟,“欲世其世,业其业者不在彼而在此也”,故出游京师。袁桷《送范德机序》云:“四方士游京师,则必囊笔楮饰赋咏以侦侯于王公之门,当不当良不论也,审焉以求售。”[1](卷二十三)这是符合实情的描述。
宋元盛诗社,元初诗社多由前宋遗民组织或参与,如吴谓月泉吟社、谢翱汐社,借诗社抒亡国之痛、砥砺名节的倾向是很明显的,但也不排除借诗社结交名流以行干谒之事者,卫宗武《为吟友序饯行诗》云:
钱塘吟社光价远扬,几使江浙倾动,其间笔力雄迈,可相颉颃者,指不屡屈,湛溷其一也。……白君,守儒也,不肯枉道以徇俗,荣禄又何足浼然。则时乎时乎,而遂已乎?蠖屈必伸,龙蛰始奋,当不止以诗名世而已也。[31](卷五)
白君即白?,“(?)南北知名士,如文本心,何潜斋、刘须溪、牟献之、方万里、夹谷士常、阎子静、姚牧庵、卢处道诸公,莫不礼遇,相与为忘年之游”[33]。由此可见其交游之广,有志于当世,遂行游谒之事,“当不止以诗名世而已也”,说的就是这样一层意思。方山即周?,字方山,周?本人亦以游谒寄食,张伯淳《送周方山序》载:
居今之世有若海陵周君,以诗文游诸公间,识于不识,闻周方山至,倒屐惟恐后,而日汲汲道途,岂得已而不止哉?其客秀凡数年,来为钱塘客复许久,今又将去而游吴门,……方山之游兴不衰,又喜关门之郡博士冯君报瓮,前提学胡君沧溪,皆东道主也,方山见必有遇,当不至如区区所以。[6](卷一)
据欧阳光、方勇考证,此周君,即尝参加月泉吟社之周?,字伯阳,号方山,吟社第十九名,署武林社,寓名识字耕夫。张炎亦尝有《台城路•送周方山游吴》词,其云:“漂流最古,况如此江山,此时情绪。怕有鸱夷,笑人何事载诗去。”而张序所谓“方山见必有遇,当不必如区区所以者”,讥谑的口吻也是可以体会的。⑤
士人以诗文游谒干进,亦有侥幸得售者,《元史•陈孚传》载:“孚以布衣上《大一统赋》,江浙行省为转闻于朝,署上蔡书院山长,考满,谒选京师。”[10](卷一百九十《儒学二》)这样的现象也可能成为诗人游谒的一个动因,杨载《送周用章》诗云:“君行万里赴京师,凛凛风霜及此时。第挟简册及白屋,遽承袍笏会丹樨。宫花插帽知恩重,御酒沾唇觉醉迟。必有三篇侔屈傅,上陈王道正民彝。”[32](卷七)“宫花插帽”、“御酒沾唇”,殊遇似乎是颇厚的。然而,大多数的士人却不能不悻悻而返。元人诗文送别赠答之作,触目皆是这方面的记载。如黄仲元《跋宋蜀翁北游诗卷序》载:
大德壬寅,郡博士宋蜀翁来,逾期月,示仆北游诗卷,然后知人世之险与求功名之难。……京师桂玉之地,借书温故,岂易易得?[34](卷三)
杨载《送胡秀才归新安》二首之二云:
彼美逢公子,遨游至上京。云霄方有志,尘土已知名。塞雁惊新恨,溪鸥忆旧盟。秋风吹易水,惆怅复南征。[32](卷三)
该诗之一有“文章成锦绣,他日必重来”。则胡秀才亦为以诗干谒者。而“秋风吹易水”,备极凄凉,“惆怅复南征,”只能怅怅而返。甚者有终身奔走游谒不得一售者,程钜夫《送王谦道远游序》载:
王谦道弱冠游四方,行不辍足,今老矣而志不衰。……夫在物者虽无穷而终定也,在君者无亏而益进也,以益进而待终定,则无穷者乃在我而何志之不可遂哉?且所欲遂者观览之志耳,非有世好之竟而哧之争也,其相宅既工其诗,文又组织华妙,言论土苴亦足以悦可众耳,不棘其喉,殆见所至必有倾盖流连执袂缱绻,使不得以乍来而经过,其来得亟遂志者,或以此耳,他何庸虑?虽然,人因未知谦道之志也,君其升车,君当推毂![19](卷十四)
袁桷《赠陈太初序》言:
(干谒之士人)合类以进,省署禁闼,骈肩攀缘,率无所成就。余尝入礼部预考其长短,十不得一,将谒其游以喻之,讫不悟。朝廷固未尝拔一人以劝,使果拔一人,将倾南北之士老于游而不止也。[1](卷二十三)
可谓情实之言。
四、其他方式的干谒
以诗文干谒,固有侥幸非常者,但大多蹇促不遇而有“诗能穷人”之叹,于是转而他投,以琴、画、医术甚至阴阳术数等一技之长,再行游走干谒之事。这样的情形,南宋中后期也时有出现,但是,其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现象则在元代。
出现这样的情形,基于至少两方面的条件,其一,经过宋代的学术的熏陶浸濡,元初士人具备多方面的才能和素养;其二,当时社会尤其是统治阶层中的汉人或汉化日深的蒙古、色目官员有这方面的爱好和需求。同时,在元代,儒士很大程度上是与其他百工伎艺之人一样甚至更低的一种职业,儒士的知识也不过是与其他百工伎艺一样甚至更低的一“艺”而已。[35]郑思肖《心史》下言:“鞑法: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36]儒士列到第九位,这固然只是“滑稽之雄”的谑词,然“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之有益于国也。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37](卷六《送方伯载归三山序》)确也反映了当时的一般观念。所以,以儒士而弃其“本业”以其他的方式游谒,或许可以给他带来更多的机会。
从大量的材料看,元初士人可称干谒之多方,这里仅举数例以见风气之一斑。有以画干谒者,如吴澄《赠西麓李云祥序》载:
李云祥居岳之西麓,今为吉之安福人,自少好画龙,……前御史大夫彻里公,集贤大学士李叔固俱可其艺,而二人俱往矣。云祥于是弃京师而走四方,栖味有遇也。[12](卷二十九)
亦有以琴技干谒得售者,如王义山《送闵节夫游湖北序》
载:
闵君节夫,今湖北道按察完颜公旧客也。先是,公按察江西湖东道,节夫客其门。节夫士林之秀,善抚琴,书余挟琴一张。鼓有虞氏之南风,赓之以文王、宣父之操,一唱三咏之乎,清满天地。……公谴子师焉,《书》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琴,乐中之一也,胄子自元子以下至卿大夫也。”[38](卷五)
亦有以书法、篆刻干谒者,如程钜夫《赠彭斯立序》载:
庐陵彭斯立,一日携所刻若古印章者谒远斋曰:“是可以不朽。”予曰:“是可以不朽乎?”曰:“未也。吾刻古帖可上拟阁本、淳化,若绛、若潭、若临江、武陵,直下视之耳。吾又将取今名卿巨公雄文尽刻之配古以传,愿得公手书所为文四五十篇归刻字之。”[19](卷十五)
同样的例子还可见吴澄《赠篆刻谢仁父序》所载:“复阳仁父,儒家子工篆刻字……盖庶其存古而将与好古考文之君子征焉。”[12](卷二十三)
如果说琴、画、书法尚为儒生文士题中之义,那篆刻便有些类于“百工之技”,更有甚者,乃有儒士而以阴阳、医术游走干谒者。《元史•方技传》云:“其他以术数言事辄验,及以医著效,被光宠者甚众。”[10](卷二百三)则阴阳相士或医家、百工之干谒得售,或更易于儒士,于是儒生亦有弃其故业转而相随者。
阴阳术数的盛行,其原因大致有二:其一,蒙元诸教并重,而蒙古人自己的萨满教,本就近于巫术,公卿大夫与高层僧道多有交往,信从者亦多,如《元史•释老传》所云:“维道家方士之流,假祷祠之说,乘时以起,曾不及其十一焉。”[10](卷二百二)其二,宋元鼎革,整个社会处于巨大的变动和调整,阴阳术数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社会的一种心理需求,王恽《赠日者张翱序》云:
天人之际有未易知者,得之深者其理明,索之浅者其说近,又世道下衰,人不安分,以狂妄横于中,徼幸鹜于外,贪者以苟得为心,狷者以速达为念,问其命曰:“吾此去可亨?”相其命曰:“吾今年可动?”彼知其然,即顺情悦主,售其术而已。审彼谀竟沾沾自喜,图一豁陨获为惬,是天理两灭,而人欲肆矣。呜呼!风俗之移人也如是,可胜叹哉![39](卷四十二)
“人不安分,以狂妄横于中,徼幸鹜于外,贪者以苟得为心,狷者以速达为念”,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促成了阴阳相士的大量出现。序中张翱即“业是而志笃,语直而不隐,触数知变,若夫夸严苟售其术而已者。挟是游行州郡亿焉。而多中,故士子往往与之顾接”。《元史•范?传》载:“(范?)居则固穷守节,竭力以养亲,出则假阴阳之技,以给旅食……”[10](卷一百八十一)范?为“元诗四大家”之一,未出仕之前尚以阴阳求谋生,其他文士,何遑他论。吴澄《赠陈立仁序》载:
永韦陈氏累世儒科,发身有剑宁佥判,有健康察推,有为信州司户、福州教授者。予及识教授之从孙立仁,察推之曾孙,佥判之元孙也。克守世业,授徒以养亲,方技术数多所谙习,以七政坎离推人休咎甚神。挟此以游,往往取重于人。[12](卷二十九)
此陈氏累世儒业,至陈立仁则挟方技术数游谒“取重于人”,吴澄此序含规诫之意,但以儒而挟阴阳术数游历干谒者,层出不穷。赵文《送伊寿翁序》载:
场屋既闭,岁贡士二人,非富者少者有力者不得,万无贡寿翁理,士穷至此,无可为者,寿翁挟雷法星书走数百外,籍是为井田取养,屈矣。[4](卷一)
科举不行,辟举无路,只好以阴阳术数“为井田取养”,一般士人以阴阳术数行谒者,多如此类。⑥
至于以儒为医的现象,则与元人之重医有关,《新元史•选举制》载王称语:“为世切务,惟医与刑。”所以元代以医术游历干谒者亦多,甚至有以医起家而为儒学教授者。[12](卷三十五《赠医家吴教授序》)儒与医本有相通之处,宋代之医,有“儒医”之称,至元代以儒试医蔚成风气,如吴澄《送方实翁序》载:
宜黄之宗人有讳庭发者,宋咸淳庚午与予同充乡贡士,后五十七年而其孙一凤为建昌路医学教授。或讥儒学士而易业为医。予曰:“医儒一道也。……以医进而能修孝悌,敦睦忠信之行,是乃医其名,儒其实也。”[12](卷二十九)
此为世儒而从医者,或心中尚有不平,于是吴澄有“医儒一道”的劝慰。又范?《赠孙秀才》云:
四海孙思邈,云仍复盛名。白驹空谷远,黄鹤大江明。子去何潇洒,人知尽志成。特来容贵近,次第取公卿。[40](卷二)
均为以儒试医游谒干进者。
需要指出的是,元初士人或以诗文,或以琴画之技,或以术数医学方技,可谓干谒多方,而于许多士人而言,则一身而兼多技,以收左右逢源之效。如吴澄《送方实翁序》载:
鄱阳方实翁,儒家者流,孝于亲而学医持脉,定未来之灾祥。……向年一走京师,得乡郡教授而归,今当路又荐举以进,其必得美官以事医国医民之事。[12](卷二十八)
此为以儒试医且挟阴阳术数游谒得售者。吴澄《赠兰谷曾圣弼序》载:
临川西乡查林曾氏,惟斋翁专门治周官、六典……越五年甲戌,免举试礼部,登进士科,授赣之瑞金尉,运代迁革,隐处不仕。……延祐庚申,上距甲戌四十七年矣,有荣祖其名圣弼其字者来访,问之,翁仲子也,善陈卦爻察形色,推人生支干及七政坎离,决休咎祸福,小数曲艺不一而足,乃发其中,几类东方生之覆射,莫不惊骇其若神,而罔或测识其所以然也。其伯兄、季弟亦皆出游,兄以儒得仕,弟以阴阳家得仕,各能随世择术以干名利。……概俾人知其为儒官之胄,而非止伎术之流也。[12](卷二十八)
临川曾氏为江南大族,这一支曾氏弟子入元后或以阴阳术数得仕,或以儒学得仕,“各能随世择术以干名利”,元代“仕进多歧”,此当为一典型吧。虽然他们于“伎术之流”亦有不足而欲表明“儒官之胄”的家世,但现实的利害在与传统观念的抗衡中,还是占据了上锋。蒙元一朝对士人文化心理、行为方式的影响,或可从此窥其一斑。其他类似的记载还很多,作序者——有的就是引荐者——往往将求序的干谒者描绘的多知多能,以便于其得售,其间当然不无夸饰之嫌,但游谒者自身亦大多具备多方面的技能以投合所好,收左右逢源之效,也是事实。大势所趋,有不得不然者。
五、结语
元代之游士,固不限于儒士,百工方技有一智一能而行游谒之事者,所在多有;元代儒士之出路,亦不止于游谒之一途,或隐乡里,或投山林,或转而从事农、工、商等,均不鲜见。本文所论及的元初儒士之游谒,不过是他们生活方式中的一种,就此一种言,或也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或一个层面而已,但既有相当数量的儒士投入到游谒中去,且作为一种渐次凝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下来,则它的影响不容忽视。
游士之兴废起落,与科举有关,这是不错的。但也不仅仅系于科举,元延祐复科后,关于游士的文献资料仍是很突出的;这或许可以归因于元代科举选人之少,但明代极重科举,却仍不能改变游谒之风。游士之干谒,有得侥幸之一逞者,这是无疑的,但对绝大多数士人而言,游谒的意义在于,它为士人开辟了一种新的谋生求食之路,而假如把这种社会现象置于历史的长时段中考察,则这种游谒一旦形成一种生活方式,甚至文化模式而源远流长,其所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可能是,相当一部分中下层知识分子在确立这样的生活方式、价值标准后,愈来愈表现出对中央政权的疏离和漠然。元末顾瑛玉山草堂唱和之人,相当一部分即游谒寄食的文士;赵翼《廿史札记》有“明中叶才子傲诞之习”一条,所谓“才子”,最重要的特征,一为不满名教,二为不屑科举,而以诗文才情自诩,他们中很多是也正是以此谋生游食的,故赵翼称:“《明史•文苑传》,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此等恃才傲物,?弛不羁,宜足以取祸,乃声光所及,到处逢迎,不特达官贵人倾接恐后,即诸王亦以得交为幸,若惟恐失之。”[41](p785-786)而其远源,或均可上溯至宋末及元以降的江湖游士。当然,这是更大的一个题目,已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了。
注释:
①据统计,南宋中期参加科举或准备应举的读书人近百万,受科举影响受教育的人数当数倍于此数,教育已经相当的普及。(何忠礼《宋代科举与宋代文化》,《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
②根据邓洪波主编的《
④参见黄?的《文献集》卷五。又如,牟?的《侄孙昭德远游诗序》载:“一日,(昭德)挟册来前曰:‘某将有远适,愿乞一言以资其行。’”(《牟氏陵阳集》卷五)牟?,前宋进士,入元不仕,然亦不能禁止其族人子弟之游谒干进,事异时移,在人在事,均无可奈何。
⑤参见:欧阳光的《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102页;方勇的《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92-293页。
⑥其他的例子如熊禾的《勿轩集》卷一《赠云岫挟星术远游序》言:“君(熊云岫),儒者也,故作命说以赠。”即以儒者“挟星术”原游干谒者。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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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萧启庆.元朝多族文人的雅集[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