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有影响的文学家、思想家,加缪始终致力于呼唤一种作为生活方式的诗学,一种作为苦难见证的精神。在一个严峻的时代里如何“做人”,是其系列作品的共同主题。它们以现实为题材、以“我反抗,故我们在”为旗帜,在反思唯美主义与现实主义美学的基础上,将文学写作与对生命意义的追问紧紧联系在一起,不仅回应了“荒诞之后”的价值选择问题,而且鲜明地张扬着一种“反抗的诗学”。
　　[关键词]荒诞;反抗的诗学;唯美主义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8-0122-05
　　王洪琛(1974—),男,文学博士,中山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后,西安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讲师、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欧美文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与批评方法。(陕西西安710128)
　　本文系2010年陕西省教育厅专项科研计划项目“陕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与产业开发研究”和2009年度西安外国语大学教学改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在法国作家加缪的文学世界里,“人”常常呈现出一种与“现实”格格不入的状态。的确,无论是在他着力塑造的西西弗、默尔索等人物形象身上,还是在他始终念念不忘的爱琴海上的耀眼阳光之中,我们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受到一种人与世界之间顽固而恒久的陌生与疏离。可以说,这种基于作家生命底层的判断、这种被命名为“荒诞”的人生感受正是加缪值得称道的思想贡献。然而,不该被忽略的是,对“荒诞感”的发现远不是加缪的思想终点。实际上,在短暂的写作生涯中,他一直执著地将文学的本质认定为永远纠正现实的“行动”。如果说这里的“纠正”指的是借沉思生存真相来肯定、赞扬和完善生命的话,那么,这种肯定、赞扬与完善,显然需要一种“转回身说‘不’”的勇气与力量。换而言之,加缪以诗学的方式举起的,其实是一面“反抗”的旗帜。
　　
　　一
　　
　　1957年,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答谢致辞中,加缪饱含深情地说:“作家的职责,是在于团结大多数的人民。他的艺术不应该和一切的谎言和奴役妥协。因为,不论谎言与奴役在什么地方得势,都会产生孤寂。不论我们个人的弱点是什么,我们作品的高贵处,永远是根植在两项十分难于遵守的誓约中:对于我们明知之事绝不说谎,并且奋力去抵抗压迫。”[1](p9)这份艺术宣言显然是作家的夫子自道,因为正是在继《西西弗神话》之后的第二个系列作品中,加缪开始了自己以“反抗”为标志的写作之旅,并最终“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1](p1)。这个系列的作品,包括小说《鼠疫》(1947)、戏剧《正义者》(1949)与理论著作《反抗者》(1951)等。综合来看,它们以现实为题材,以“反抗”为旨归,回答了“荒诞之后”的价值选择问题。可称之为是从孤独到团结的进步,从个人意识到集体斗争的发展。总而言之,在一个严峻的时代里,如何生存是这一系列作品的共同主题。
　　正如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所指出的:荒诞是以人的存在为前提的,离开了人,荒诞也会随即消失。而所谓“荒诞的人”,是“伟大的享受人生的人”,是既能行动又能静观的人。但认识到荒诞只是作出判断的前提,是思想的出发点,而对这个严峻的时代而言,重要的已不再是认识,而是需要采取的态度。或者说,在荒诞的条件下,人该如何行动,是以自杀来结束荒诞的人生状态,还是以反抗来赋予人生以某种意义?加缪的回答是:“生存,就是使荒诞存活。”使荒诞存活,首先是正视荒诞。与欧律狄刻相反,荒诞只在人们与其疏远时才死亡。这样,唯一前后一致的哲学立场就是反抗。所谓反抗,是指“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永久的对抗”[2](p99)。由此,在维护人的尊严的意义上,加缪毫不犹豫地反对自杀——正是在对自杀的否定中,他为“荒诞的人”选择了肯定人生的“反抗”之途。
　　既然“反抗”是人的必然姿态,那么,在加缪的概念里,“反抗的人”是个怎样的形象呢?在不同的场合,加缪曾反复指出:人是唯一拒绝像现在这样生活的生物,换句话说,“不满足”是人的真正本性。不过,他又强调指出:这种“不满足”并非漫无边际的抗拒。虽说“荒诞的人”不必沉湎于对神的幻想中,因为他不需要某种至上的存在赋予自己生活的意义;但也不必迷失在“自在的自由”之中,因为他不需要某种先验的东西来“为自己设立栅栏”。人唯一的骄傲是,他发现了自己的自由,唯有如此,他才能穷尽现实;唯有如此,他才称得上是一个“反抗的人”。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旨在获得自由的反抗,还是旨在摆脱荒诞的反抗,真正的反抗者都是一个有底线的人。加缪说:“何谓反抗者?一个说‘不’的人。然而,他虽然拒绝,却并不放弃:他也是从一开始行动就说‘是’的人。”[3](p157)这是因为,生存的底线,是反抗者表明自己生命姿态时的前提。这一底线,就是做人的尊严感。对尊严感的渴望使反抗者在一切行动中,都能坚定地捍卫自我本己的某种意愿,从而形成一种发自本能的价值判断,在危难时做到不屈与不移。因此,反抗者往往是一个长期沉默的人,他缄默地沉浸于自己心灵的天地,似乎呆若木鸡般地被世界所遗忘。“然而,他一旦开口说话,即使是说‘不’,便表明他在判断与渴求。反抗者,从该词词源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他在主人的鞭笞下昂然行进,进行反抗,以自己所赞成的一切对抗自己不赞成的一切。并非一切价值观念都会引起反抗,但是一切反抗行动都不言而喻地以一种价值观念为依据。”[3](p158)
　　在加缪看来,具有一种普遍性,即足以理直气壮地适用于一切家族、种族或民族的普遍性,是这种能作为“依据”的价值观念最突出的特点。也就是说,只要是属于人的价值,只要是人所渴求的权利,都应该在所有人身上得到体现,即使受到损伤的是我们的对手。在这里,加缪充满激情的表白让我们领会到一个人道主义者的伟大:“当我们看到自己视为对手的人遭受不公平时,也会产生反抗的情绪。这仅仅是由于有共同的命运。个人所捍卫的价值因而不仅属于他个人。这种价值是由所有的人所形成的。人在反抗时由于想到他人而超越了自己。”[3](p159)实际上,可以简单地得出结论:这种能促使人自我超越的力量,就是作为人之本质的对自由的渴望。
　　的确,正如别尔嘉耶夫曾指出的:“作为主体的存在是个性的生存,是自由,是精神。”[4](p92)只有葆有对自由的渴望,才会有对生命的肯定与赞美;也只有葆有对自由的渴望,才能促使“荒诞的人”抬起“反抗”的眼睛。因此,与奴隶反抗其生存状况相类似,形而上的反抗者同样不满于自身的状态;但是,他又不止于此。用加缪的话说:“形而上的反抗是人挺身而起反对其生存状态与全部创造。它之所以是形而上的,是因为它否认人与创造的目的。奴隶反抗其生活状况内部的条件,而形而上的反抗反对的则是作为人的存在状态。造反的奴隶肯定了他心中有某种东西不能接受其主人对待他的方式,而形而上的反抗则宣称创世本身便令它失望。”[3](p164)这也意味着,后者在支离破碎的世界上揭竿而起时,要求的其实是一种根本的改变,即希望通过追求自由实现生活的幸福与圆满。
　　可见,形而上的反抗是比奴隶的反抗更为深刻而全面的,它不肯接受的是世界本身。从这个角度来看,加缪的思想有着一以贯之的连续性——反抗,与其说是对荒诞的反动,毋宁说是其思想逻辑的正当结果。这同时告诉我们,在加缪的写作中,并不存在判然有别的由荒诞到反抗的两个阶段,后期出版的《反抗者》也绝非是对《鼠疫》与《西西弗神话》的否定。实际上,这三部在加缪创作中有里程碑性质的作品,只有写作阶段的不同,而没有思想方向上的差异。正如有研究者曾指出的:“加缪的全部作品的中心思想,实际上是如何对待荒诞的问题。”[5](p485)通过作为一种思想态度的“反抗”,加缪力图建立的是一种新的人道主义,一种驻足于理解、博爱、节制与平衡之上的人道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新的人道主义不仅是对维克多•雨果式的人道主义的继承,更是对古希腊民主精神的描摹与追怀。在一个腥风血雨的时代里,它别具一种发人深省的力量。

二
　　
　　那么,对于形而上的反抗者而言,他所着力反抗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要实现的目标又是哪些呢?实际上,早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已经用毫不迟疑的语气这样说过:“所谓反抗,是指人与其自身的阴暗面永久的对抗。”[2](p99)如果细致审理这些话语背后的逻辑,尤其是联想到加缪曾将“我的反抗、我的自由和我的激情”[2](p104)判定为“荒诞”的三个结果,那么显然可以还原出一个值得信赖的分析思路:理智而清醒的现代人认识到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巨大张力,认识到“自身的阴暗面”之后,他所面临的必然选择是:自杀还是反抗?如前所述,加缪在这里旗帜鲜明地选择了“反抗”而拒绝自杀。而一个选择反抗的人进一步将“荒诞”推进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于是,在“自由”中触及了生命的激情。毫无疑问,终极的“激情”正是能够借以挥洒生命的创造。可以认为:只有通过创造,荒诞的人才不仅实践了对自由的追求,而且真正回答了“如何做人”这个现代性困境中的终极问题。
　　因此,从广义上说,加缪回应的是尼采对于“上帝死了”的著名困惑。人在“上帝死了”之后究竟该如何安顿自己,这自然是一个宏大的思想史课题。但正如有学者用简洁的语言所概括的:“‘上帝死了’的断言只是要求我们承担起人类作为‘思想者’所应负的责任,从以往那种‘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神话里解放出来。首当其冲的是‘集体主义’神话。”[6](p42)而作为一个积极的思想者,一个以哲理入诗的文学家,加缪呼唤的恰恰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诗学,一种足以为之生、为之死的作为苦难之见证的信念。正如他在《鼠疫》的终篇里所表白的:“编写的初衷是不做遇事讳莫如深的人;是提供对鼠疫受害者有利的证词,使后世至少能记住那些人身受的暴行和不公正待遇;是实事求是地告诉大家,在灾难中能学到什么,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7](p242)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他的写作的终极关怀。
　　在此基础上,加缪深刻地反思了在20世纪流传甚广的历史主义观念。加缪并不否定历史,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的一点。他反对的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历史的神化。在《反抗者》的开篇,加缪表达过这样的看法:“这部论著的意图是再次接受当前的现实,即逻辑罪恶。确切地研究这种现实的根由:这一努力是为了理解我们的时代”[3](p151),而不容忽视的时代现状是“高张自由大旗的奴隶集中营,以对人类的爱作为理由进行的屠杀,或者对超人的追求,在某种意义上使人无法对之加以评价。罪恶以清白无辜乔装打扮,颠倒是非很适合我们时代的性质,此时,清白无辜却不得不为自己辩护。”[3](p151-152)于是,问题的焦点显然已不在于“一切皆流”的历史生活本身,而在于那个在理性、逻辑与体系的名义下制造罪恶的叫做“历史主义”(历史进步论)的东西。
　　的确,在纷繁变动中的20世纪,当进步成为极权的理由,当历史成为绝对的价值,当人成为历史的工具时,加缪指出:我们必须展开一场反抗历史的斗争。这也意味着,拒绝“历史主义”的荒诞已成为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无可逃避的选择。具体而言,必须拒绝杀戮、拒绝谎言、拒绝暴力、拒绝战争,等等,一句话,拒绝历史的绝对化。在所有这些拒绝的同时,应该努力使历史服从于一种更高的价值,这价值不是别的,就是“人”。在这个意义上,加缪赞同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的判断:“人的使命是同携带着死亡的恶的力量斗争,创造性地准备上帝的国的到来。”[8](p348)
　　但是,在考察历史的具体发展现状时,加缪却发现历史的反抗无一不在蜕化成暴力的革命。他用嘲讽的语气指出:“革命就是要爱一个尚不存在的人。”[3](p214)这正暗示我们:历史主义之所以能得以理直气壮地发展,首先源于对特定理论体系的利用,比如,对马克思主义这一被波普尔称之为“捕鼠器”的狭隘利用;其次,还源于对像尼采这样的思想家的恶意曲解。在谈到20世纪的人们对尼采的曲解时,加缪悲愤地说:“直到尼采与国家社会主义为止,尚无一种完全由高尚精神与无与伦比的灵魂苦心孤诣地所阐明的思想在世人的眼中被描述为一堆谎言、集中营中一堆可怕的尸体。对超人的宣扬竟导致了精心培养出一批卑劣的人,这个事实当然应该揭露,但也应该加以阐释。”[3](p200)所以,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加缪对20世纪的思想阵营给予了激烈的批驳,对法西斯主义给予了不留情面的批判。
　　今天看来,加缪的许多判断都是颇有见地的,历史证实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敏感与诚实。他的敏感在于,由人类普遍存在的冷漠与孤独中,看出了人的危机处境,从而拒绝为了空洞的明天而牺牲幸福的此刻。他的诚实在于:由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出发,深刻反思了20世纪的知识分子问题。1952年1月,在回答“知识分子在这个时代该做什么”的问题时,加缪总结说:知识分子首先要做的是自我克制,是从狂热的意识形态梦幻中清醒过来。面对弥漫于世界之角角落落的苦难与荒诞,要努力做到“第一,必须承认这种痛苦,并且要予以公开;第二,不能说谎,并且要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之处;第三,不实施统治;第四,不准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准有任何借口建立专制政权,即使是临时性的也不行。”[9](p142)换言之,在让世界摆脱恐怖、让政治回归其本来位置的努力中,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或许是一种更为深沉的现实反抗。
　　
　　三
　　
　　在展开论述“反抗的诗学”时,加缪重点考察了一个更为纯粹的领域:艺术。由于艺术同反抗一样,“也是一种既激励又否定的运动”[2](p123),所以它在拒绝现实世界的同时,创造着想象的未来,并在其中寄寓了人对正义的要求。然而,加缪又敏锐地发现,在革命的批评中,小说却早已成了一种“有闲者的想象”,一种“逃避”。它所导致的结果是,艺术要么完全脱离了现实,要么完全肯定着现实,最终走向了虚无主义。在《西西弗神话》中,加缪坚定地指出:我们不能把艺术作品看作荒诞的一个避难所,“艺术品本身就是一种荒诞现象,仅仅涉及其描述。给精神痛苦提供不了出路,相反是痛苦的一个征象,回荡在一个人的全部思想中。然而第一次使精神走出自身,把精神置于他人面前,不是使其迷失方向,而是明确指出走不通的道路。”[2](p123)即使道路暂时无法走通,依然要指示给人看,这就是文学家加缪的执著。他要把矛盾尖锐化,要把困境极端化。采用矫枉过正方式的目的,正是为了使反抗者的生命姿态更为醒目。
　　显然,加缪在这里着意强调的,是对现实主义艺术精神的超越,是对个体生命的回归与肯定。在他看来,艺术和社会、创造和革命必须重获反抗的源泉。借助这种方式,拒绝和赞同、特殊性和普遍性、个人和历史才有可能达到最高程度的平衡。因此,与萨特和波伏瓦一样,加缪同样激烈地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但是,如果说萨特及其伴侣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反对是呼唤文学干预政治与生活,从而体现其存在主义哲学观点的话,那么,加缪的立足点与最终旨趣却并不相同。在加缪看来,提倡“介入文学”是要求文学摆脱图解式的写作模式,引导现代人拥有生活的勇气与信心。
　　可以肯定地说,这首先是加缪本人写作时的价值选择。比如,在谈到自己的创作时,加缪发表过这样的见解:“与忍耐派、清醒派等各流派相比,创造派最为有效,也是人类唯一尊严的见证,令人震惊:执著地反抗人类自身的状况,坚持不懈地进行毫无结果的努力。创作要求天天努力,自我控制,准确估量真实的界限,有分有寸,有气有力。这样的创作构成一种苦行。这一切都为‘无为’,都为翻来覆去和原地踏步。也许伟大的作品本身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在于要求人经得起考验,在于给人提供机会去战胜自己的幽灵和更接近一点赤裸裸的现实。”[2](p135)“接近一点赤裸裸的现实”的诉求,无疑揭示了一个现代作家面对虚无时的孤独与无奈,但也足以让我们读出饱蕴于笔端的自信与豪情。因为,正如加缪所一再强调的:创作,是最有激情的生存,是最真实的自由,是最勇敢的反抗。

　其次,通过对“为艺术而艺术”与“为人生而艺术”的辨析,加缪完成了自己的诗学批判。“为艺术而艺术”这一主张有偏激色彩,是显而易见的;遭到包括加缪在内的有使命感的文学家的批驳亦属理所当然。但值得追问的是,这种偏激背后的表达是什么?在话语层面上,“为艺术而艺术”似乎经不起推敲。作为人的精神创造,艺术与生活的联系是必然而必要的,脱离了具体生活的艺术既无所用也不可能。然而,如果稍稍留意一下这一主张的提出背景(19世纪末),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它所拥有的巨大召唤力量。当艺术的功利性已经泛滥成灾,当时代的庸俗气息充斥着人们的心灵,“为艺术而艺术”呼唤的其实是久违的艺术良心,它的本旨是要“为生命而艺术”。因此,只有将唯美主义的微言大义落实到“生命”的根基上来,才会有伟大的艺术、真正的艺术。
　　那么,与此相应的另一个口号“为人生而艺术”情况如何呢?与前者相比,“为人生而艺术”似乎已踏实地将艺术的目标楔进了生活的裂缝,从而具有理论上的合法性。然而,艺术史的实践却恰恰告诉我们,“为人生而艺术”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所谓人生,实在是一个过于宏大的题目。那么,艺术所真正面对的是什么呢?是社会。当“社会”依然显得空洞时,艺术所服务的对象就只能蜕变为阶级、集体、党派。经过这样一步步的落实,“为人生而艺术”就不无悲哀地成为集体与党派的工具,艺术的超验色彩随之黯淡无光,艺术的审美之维由此丧失殆尽。这样说来,当我们见惯了干瘪的为人生的“艺术”,当生命的灵性之光已显得几近微茫时,又怎能不转而把目光投向充盈的唯美主义艺术精神呢?在笔者看来,站在21世纪的边缘,如果说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作家的作品早已失去了美学魅力的话,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显然,与萨特等人相比,如果说加缪的“反抗的诗学”未落窠臼,正是因为他没有驻足于“为艺术而艺术”或现实主义美学的标签,而是通过对两者的深刻反思,将文学的旗帜与人的鲜活的生命联系在了一起。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加缪尖锐地总结道:“为艺术而艺术的欺骗性就在于,它对这些人类的痛苦摆出一副一无所知的面孔,似乎对此没有任何责任。现实主义的欺骗性在于,如果它能勇敢地承认眼前众生的痛苦却又对这种痛苦加以严重的歪曲,并利用它做口实来歌颂美好的未来,那么就没有人了解实情,从而便把一切事物都蒙上一层神秘色彩”[10](p378),由此可见,这两种理论“都在欺骗的帐幕下,远离了现实,取消了艺术”[10](p379)。
　　总而言之,在“反抗”的旗帜下,加缪要追求的是一种切近真实的艺术,一种体现本然生命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反抗的人清醒地知道艺术的边界,也不无悲哀地洞悉自己的宿命。但是,他无怨无悔。这是因为,正如加缪所一再陈述的,反抗业已“证明它就是生命的运动本身,否认它就是放弃生活”[3](p316)。因此,加缪提出“我反抗,故我们在”的口号,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使经历过绝对否定和绝对肯定、却屡次跌进虚无主义的“反抗”重新回到它的思想源头。简单地说,这源头就在否定与肯定的平衡之中,就在人的现世生活之中,就在个体的生存之中,更在群体的团结与友爱之中。这是加缪的回答,也是我们的启示。 整理
　　
　　[参考文献]
　　[1](法)卡缪.卡缪致答辞[a].陈映真,主编.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第34卷)[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