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沧浪之水》之后，文坛上的官场小说蔚然成风。不是作家们趋时附势，而是
　　
　　一
　　
　　《宣传部长》以媒体与权力的相互依托和利用作为小说的第一个看点。省电视台节目策划人彭永跟随省委副书记易为下乡调研时，建议向中央台学习，在省内搞一个“十大魅力县”评比，以利招商引资。“当初不过是一个玩笑的话”，被从组织部长刚升到省委副书记的易为看中，作为他创造政绩的机会，在全省实施开来。而地、市、县的各级官员，也将跻身于“十大魅力县”作为行政目标。用尽各种攻关手段去争取，从而使媒体成为地方官员巴结、贿赂的对象。陇水县县委副书记彭一民在给记者送钱时愤慨道：“我们在县里也是一个官，却要给几个狗日的制片人送礼。”说出了官员在与媒体博弈中的无奈。愤慨归愤慨，他还是不得送给一人一万元的辛苦费，不得不在豪华饭店请客，并陪几个媒体人嫖妓。
　　小说紧针密线地描写了陇水县竞争“十大魅力县”的全过程，一方面是地方官员运尽手段攻关，一方面是媒体运用权力敛财。为了深入揭示权力与媒体嗳昧的关系。小说中刻画了一个“文化掮客”马宁的形象。这个出身高干一族的子弟，任(钓海杂志》的主编，被公认为省城“四大闲人”之一。上到省委领导，下到片警，他都有路子，“没有他办不成的事。”是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密人物。酒后驾车，被交警检查，看见是他，敬了礼就放行。他看透了当代媒体与官场的本质，不做官，也不从商，而是依靠牵线搭桥，收取“辛苦费”，过着从容奢华的生活。他不是什么坏人，也有正义感，在陈默托他为张子诚的女儿在省城找一所中学读书时，他感于张子诚的为人，也用心相帮。但他“灰色”的掮客活动，无疑也为社会道德的滑落增加了润滑剂。
　　在一个“作秀”的时代，媒体与官场的结合，败坏了媒体的自身，也增加了官场的行政成本。同时，将宣传的对象变成了政治与媒体绑架的对象。小说在这一点上，对现代媒体是持批评态度的，小说的覃嫂，关心留守儿童，本来是出于本自的善良，经媒体的参与，报道，政府的介入，要把她打造成“陇水名片”和“陇水精神”，要把她“典型化”。终于使她受不了村民的嘲笑而从报告团逃跑。可以说媒体和政治让善良变成了政治包袱。
　　在“罗娜”台风造成灯笼坪的滑坡灾害和三个老人被埋的灾难后，媒体与政治的再次联手又造成七个抢险救灾的人无辜牺牲。易为和市，县领导不顾实际灾情的“作秀”，成了强大的政治推手，把抢险救灾者推向死亡。政治和媒体又一次当作绑架了救灾的战士和干部，使他们无法不在镜头前表演抢险救人的活剧。对制造“作秀”来说，人力、财力、物力都不算什么，只要媒体能火起来，收视率能提高，政治上不表现出无所作为，就不要问刨土“有没有用”，也不要问救援有无希望。“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这是一个政治任务”。因此，媒体推动的作秀让人变得疯狂和失去理性，领导者、群众都被镜头绑架着去当抢险救灾的英雄。显然，今天的官场不同于2、30年前的官场，那时是有灾不报，灾难对媒体是封锁的：今天。灾难是媒体乐于追逐的题材，也是官员乐于作秀的场所，收视率和曝光率对媒体和官员都有提升，各大欢喜，何乐不为。小说中的陈默正是在救灾中以丰富的表情和完美的表演，捞足了政治资本，为他以后的升迁赚足了人气。
　　小说以善良的被扭曲和生命的代价，对当代媒体和权力结合产生的妖魔化效果予以了尖锐的批评。在小说批判现实的扩展上有积极意义。
　　
　　二
　　
　　当代官场小说的写作大都以反腐倡廉的主流立场为写作姿态，要么廉，要么贪，要么正，要么邪，从对立中表现主流思想意识。这种写作立场固然没有什么导向错误，但对于表现真实的官场生态而言，却是有着先入为主的缺陷。
　　《宣传部长》是想在官场小说的写作上有所突破的。他以“作秀”这种现代官场的通病为底色，在所描写的几乎所有官员身上都展现出对官场潜规则的无奈和屈从来。从而写出官场的现场感，真实感。作者有意放弃一些道德原则，放弃理想主义的官场人生观，而以迎合、适应官场的行事原则，才能实现官场目标作为人物行动的依据。“心安理想”的介入成为小说的思想格调。
　　小说的思想倾向，总是要通过它所塑造的人物来体现的。要表现一个“作秀”的官场时代，就要成功塑造善于“作秀”的官场人物。陈默，这位因揭露酉水县矿难腐败，在县长选举时落选，被保护性地派往陇水县任正县级宣传部长，在任上总结了官场失败经验，精心韬晦、运作，最终当了陇水县委书记的人物，就成为作者表现时代特点的最佳人选。
　　在陈默身上，先入为主的是

之风之间寻找平衡点，并最终以倒向董巍并送烟实现了与董巍的政治结盟；二是拉紧与市长蔡猛的关系，明里既演苦情戏，博得同情：又通过操办生日，赢得欢心。暗地又通过送市长儿子的学费，用利益输送来打动，这使他在与彭一民的竞争中，得到了先手。
　　在对关键人物龙孝义的争取中，他借助张啸先入为主的推荐，投其所好，学习费尔巴哈著作与龙孝义产生共同语言：又投其所好，送给其珍版古籍。在陪伴龙孝义的考察中，他暗里使劲，使乌巢镇与乌龙乡形成鲜明的对照，以搬倒“庞老虎”打败了彭一民，又以乌龙乡的救灾成就了自己的政绩。
　　陈默在这一切自感并不崇高的作秀中，重塑了自我。而贯穿小说始终的参评十大魅力县的评选活动，又从侧面将他一步步放弃崇高而追求现实成功展现出来。在同省电视台的媒体人打道过程中，他与这些官场的局外人“身上看到了钱权的赤裸”的交易。在台风“罗娜”带来的灾害面前，他明知“抢险”无望却没有张子诚那样的勇气挺身而出，而是随着政治的需要假戏真作，成了抢险救灾的英难，最终在媒体的“打造”下，用抢险救灾的英雄行为掩盖了灾难，跻进了“十大魅力县”的行列。
　　小说紧紧扣住陈默的“顺应”来写，“顺应”了一顺百顺，顺了就应，仕途顺畅。陈默作了官场的应声虫，成了理想主义的叛徒，道德的亡国奴。但作者并没有将他写成一个坏官，他没有主动去贪，送了蔡猛市长儿子的钱是他接收的住院时各级官员的“慰问金”。送给龙孝义的书是县文物馆别人捐赠的图书。他不过利用权力进行交换。他也未介入陇水县的企业改制，从中分红受利，这是他能逃过陇水县腐败窝案劫的根本原因。但他也未陇水县做出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贡献。他是理想下移的受益者，是适应潜规则的生存者。他有善良正义的一面，如对张子诚的同情。对其女儿的关照，在台风来临之际，以百姓生命财产为重一线指挥抗灾等等，是一个良心未泯灭的官员。这也是能得到龙孝义、蔡猛及其它官员和民众认可的原因。
　　小说把握了一个基本的原则，官场虽污浊，但大都是身不自己，官员虽都有以权谋私之举，但大节尚存。龙孝义如此，蔡猛如此，陈默更是如此。一方面是在“作秀”，另一方面也在“做事”，这是整个体制能够运行的根本所在。
　　
　　三
　　
　　《宣传部长》在创作的意义上说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小说的选材，谋篇布局和叙述都是精心的，用力的。但小说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它有明显的缺失，这种缺失是当代官场小说及其它小说共有的。即作家批判精神的缺失，批判意识的淡漠。作家对建构民族精神担当责任的搁置。他同他的主人公一起承认了现实的合理性，一起认同了那些背弃了理想主义的潜规则的有效性。他的人物在顺应官场的规则时的心安理得的态度，脸不红、心不亏、情不羞，运筹帷幄的老练，都透出了一种让人窒息的可怕，但小说对此却没有丝毫反省和清算的意思，这是我们这个文学时代的精神颓靡的反应。我们缺少与强大的世俗抗争的批评的勇气，我们把五四以来文学乐于承担的社会批评和国民精神重建的任务束之高搁。我们甚至认为这些障碍了文学走上圣洁的道路。这也正是作者放弃批判和反省精神而致于“纯文学”创作的缘由。
　　歌德说过一句很能发人深省的话：如果判断一个人艺术品出了问题，那往往不是他们的审美感而是他们的道德感出了问题。由于作家在道德感上容忍那些又悖背于公众道德的潜规则的合法性。他就会容忍他的人物去适应那些而不进行道德的反省和谴责。亚当·斯密关于正义讲过这么一段话：“对于一个文明社会来说，一个人的利己行为止于不对他人构成直接的伤害。在追求名誉、财富和显赫地位的竞争中，为了超过一切对手，他可尽其所能地全力以赴，但是，如果他要挤掉或打倒对手，旁观者对他的迁就会完全停止。”对陈默来说，他的竞争方式和手段尽管与彭一民不同，但与我们主流的道德仍然是格格不入的，写作者给他的“迁就”是不应该的。写作应该以正义为依据。“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倾刻间土崩瓦解。”
　　我们承认我们的官场被种种的潜规则所左右，我们也能理解陈默的采取的种种手段的现实性。但作家不能仅仅以欣赏的态度去进行描写。作家应坚守自己的道德的底线和审美的原则，以自己的判断(倾向性)让读者去爱去憎他所告诉给读者的东西，而不是将一堆货物杂乱地摆在地摊上，让读者各取所需的选择。他要让读者从人性和灵魂的扭曲中理解哪些是应该放弃，那些是应该坚持的，那些是值得牺牲的，那些是不值得牺牲的。要让人们感受到生活中尖锐的痛楚和坚守的崇高，看到污泥中的洁莲，世俗中的神圣。作家应该以灵魂拷问方式，对人性品质进行审判般的深度追问，而不是被淹没在深不见底的世俗的生活态度中。这是作品永恒的所在。
　　让我们以李建军先生的一句话为本文作结：
　　“它向上提升人，给人希望和力量，让人变得更温柔、更优雅、更有教养、更热爱生活。它也写丑恶，但以美好作底子；也写黑暗，但以光明作背景。它强烈地爱一切值得爱的人和事物，因此，无论罹受多么严重的摧折和不幸，它从不徒逞一时之快地诅咒生活，贬低人类的尊严。它任何时候都信持写作的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文化使命，那就是怀着温柔的善念，向人类和世界表达祝福的情感。”
　　
　　参考文献：
　　①②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h]，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第103页，第106页。
　　③李建军小说修辞研究[m]，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