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之和季羡林与《文学评论》

　　当代中国的读书人没有听说过季羡林名字的恐怕很少，而知道李长之的（即使是学文学的）可能就不多了。
　　李长之（1910—1978），原名李长治，曾用名李长植，山东利津人。季羡林（1911—2009），山东清平（今属临清）人。两人是同乡，是刚上小学就认识的同学。但不久因为季转学而分开了。小学和中学两人都在济南，却不在一个学校。李长之1929年入北京大学预科，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系（后改入哲学系）；前一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语系，这样又成为清华同学，且是相交甚好的朋友。季羡林说：“我们同中文系的吴组缃和林庚也成了朋友，经常会面，原因大概是我们都喜欢文学，都喜欢舞笔弄墨。当时并没有清华四剑客之类的名称，可我们毫无意识地结成了一个团伙，则确是事实。”（《追忆李长之》）
　　李长之这时已经是崭露头角的文艺批评家。他与当时任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合聘教授的郑振铎早就熟悉，李长之十二三岁时就有诗作发表在《儿童世界》，杂志的编者就是郑振铎。于是，“四剑客”都拜在郑振铎先生的门下。他们曾到郑先生燕京大学的住宅拜访过，郑藏书插架之丰富，让年轻人狠狠地羡慕了一番。
　　1933年，郑振铎和巴金、靳以等筹备《文学季刊》，延揽南北文化精英。李长之、林庚进了编委会，吴组缃、季羡林成为特约撰稿人。创刊号1934年1月1日出版，印在杂志封面上的“本期执笔人”中就有他们的名字。这四个20岁刚出头的小伙子心里确实有点飘飘然的欣喜。第一期刊登的有李长之的论文《王国维文艺批评著作批判》、翻译的玛尔霍兹的《文艺史学和文艺科学》以及关于老舍《离婚》的书评，有吴组缃的小说《一千八百担》，季羡林评丁玲《夜会》的书评《夜会》。
　　《文学季刊》第一期售罄之后，迅疾再版。但再版时巴金抽掉了季羡林的评论文章、部分广告和封底编委会及特约撰稿人名单。
　　李长之负责刊物的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书评，季羡林的文章是他邀约，并经过编委会同意发排的。但现在撤销，并没有经过编委会同意，李长之也不知道，他当然是不满意的。郑振铎与朱自清也认为巴金的做法欠妥。
　　这些80年前的旧事，早如过眼烟云随风飘逝，但有意思的是，几经战乱兵火，季羡林的一本日记（1932年8月22日—1934年8月11日）却留了下来。日记中恰好有与《文学季刊》以及下文将要说到的《文学评论》有关的记录。这本日记在季羡林生前已经一字不改地公开出版，书名就叫《清华园日记》（以下日记引文不再一一注明出处）。
　　1934年3月25日日记：“这几天心里很不高兴——《文学季刊》再版竟然把我的稿子抽了去。不错，我的确不满意这一篇，而且看了这篇也很难过，但不经自己的许可，别人总不能乱抽的。难过的还不只因为这个，里面还有长之的关系。像巴金等看不起我们，当在意料中，但我们又何曾看起他们呢？”第二天的日记又记：“因为抽稿子的事情，心里极不痛快。今天又听到长之说到几个人又都现了原形，巴金之愚妄浅薄，真令人想都想不到。”
　　当年的李长之、季羡林都年轻气盛，社会历练不足，说点气话是自然的。但接下来李与巴的龃龉又有发展，李长之说：“巴金先生自发表了批评文字可以包花生米的论调以后，便妄测我在报上有文字攻击他了，终日疑神疑鬼，并唆使他的一群神经过敏而又热诚的朋友们来以明枪暗箭相压迫了。”（《〈鲁迅批判〉序》）李长之于是愤而退出《文学季刊》编委会，不再合作。这是4月间的事情。
　　这也算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件小小的公案。当时上海《十日谈》第37期介绍李长之的短文中就说：“清华文人少壮派退出《文学季刊》，另组《文学评论》，李君即其中坚。”（小岚：《李长之》）不过，这样说并不准确。李长之退出《文学季刊》是事实，但要办《文学评论》的打算早在1932年就已经开始酝酿。
　　季羡林《清华园日记》记录了《文学评论》从开始筹办至出版的前前后后：
　　最早是1932年11月14日的日记：“昨天长之同我谈到，要想出一个刊物，名《创作与批评》，自己出钱，以他、我、张文华为基本。他说中国文学现在缺乏主潮，要在这方面提醒别人。我非常赞成。”
　　接下来，1933年中有多次同长之（有时林庚也在场）商谈的记录。
　　转眼之间就到了1934年，3月3日日记：“先到露薇处。同长之我们三人谈了半天关于文学评论（我们几个人办的）的事情。关于特别撰稿人、编辑各方面的事情都谈到了，不过唯一问题就是出版处。我们拿不出钱来，只好等看郑振铎交涉得如何——不过，我想，我们现在还在吹着肥皂泡。不过这泡却吹得很大。我们想把它作为中德学会的鼓吹机关，有一鸣惊人的气概。但是这泡能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现在还不敢说。无论怎样，年轻人多吹几次肥皂泡，而且还是大的，总归是不坏的。”
　　3月29日，《文学季刊》抽去文章之后，季羡林办刊物的心愿更为迫切：“同露薇、长之又谈到出版一个杂志的事情。我现在更觉到自己有办一个刊物的必要，我的确觉得近来太受人侮辱了，非出气不行。”但是也不想过分张扬，4月4日：“前几天另外一页上露薇作了一个消息，说到《文学评论》要出版，对《文学季刊》颇为不敬，说其中多为丑怪论（如巴金反对批评）。这很不好，本来《文学评论》早

 

就想出，一直没能成事实。最近因为抽我的稿子和不登长之的稿子，同郑振铎颇有点别扭，正在这个时候，有这样一个消息，显然同《文学季刊》对立，未免有悻悻然小人之态，而且里面又有郑振铎的名字，对郑与巴金的感情颇有不利。昨晚长之去找郑据说结果不很好。”
　　日记中季羡林也记下自己的不愉快，或因刊物的宗旨确定，或因个人的进退得失。4月21日：“长之约我进城，因为今晚文学评论社请大学出版社社长吃饭，讨论印刷问题。”“文学评论社及特约撰稿人的信，代表人没写我的名字，非常不高兴，对这刊物也灰心了。这表示朋友看不起我。”5月2日：“对《文学评论》虽然因为长之的热心也变得热心了一点，但晚上看张露薇那样愚昧固执的态度又不禁心凉了。行将见这刊物办得非驴非马，不左不右，不流氓不绅士，正像张露薇那样一个浑身撒着香水穿着大红大绿的人物。”5月9日：“《文学评论》前途不甚乐观，经费及各方面都发生问题，办一个刊物真不容易。因为种种原因，我对这刊物也真冷淡，写代表人不写我显然没把我放在眼里，我为什么拼命替别人办事呢？”5月28日：“我们的《文学评论》到现在仍在犹疑中，今天你赞成出，我不赞成；明天我赞成，你不赞成，犹犹疑疑了，莫知所措——地地道道的一群秀才，为什么自己连这点决断力都没有呢？”

　　牢骚尽管发，工作照样做。计划在5月15日出版的第一期，结果因为印刷上的问题，从6月到7月，从济南到北平，几经折腾，杂志出版时已经是8月1日了。大功告成，季羡林这天的日记满纸喜悦：“今天早八点同长之进城。先到大成，《文学评论》已经装订好了，居然出版了，真高兴，印刷装订大体都满意。”
　　《文学评论》的《发刊词》说：
　　我们认为文学是种学问，这就是说需要研究，凡武断和模糊，我们是杜绝的；我们又认为文学是种事业，这就是说我们愿意拿出全副精神来去从事，而我们的趣味乃是在事业本身，因而任何暂时的困阻，毁誉，利害，都不足动摇我们的决心及志愿。
　　在理论上，我们依了文艺科学（literarwissenschaft）的内容，有我们的三大目标，从文艺创作之根本的原理原则，建设文艺美学（literarasthetik），以文艺美学的应用，而致力于文艺批评（literkritik），又以文艺批评的应用，贡献为文艺教育（literarpagogik）。依了近代的研究精神，我们的方法，将是综合的，系统的，出发自文化的全般和整个的，而不是支离的，部分的，只见其为树而忘其为林的；我们的观点是科学的，是集团的，而不是神秘的，个人的。
　　和理论兼重，我们重货色。文学（literartur）是时代的，但文学之上，还有纯文艺（dichtung），却是永久的。理论的对象是二者，创作的对象，也没有两样。
　　我们始终的态度，将是三个：不偏于“社会”而忽略“人”，不重于“物质”，而轻视“精神”，所以，第一，我们愿意是康健的；儿嬉是我们所不屑，胡闹是我们所不肯，消闲是我们所不忍，所以，第二，我们愿意是严肃的；尽管有的刊物是为的“党”，为的“派”，为的“帮”，但我们认为文化学术是人类的，所以，第三，我们愿意是公正的。
　　《文学评论》以文学评论和学术研究为主，同时刊登作品和外国名著的译文。西谛（郑振铎）的文学评论《绅士和流氓》，登在第一期首页。李长之有多篇评论，其中《文坛上的党派》一文末句是：“要文坛有希望么，先须冲开这些乌烟瘴气的派和党！”可见余怒未息。文学作品中有林庚的诗、季羡林的散文和李广田、卞之琳、董秋芳、徐霞村、侍桁等的创作或翻译。杂志为16开本，双月刊，10月出了第二期后因为没有财力支撑就停刊了。
　　杂志版权页编辑人中除李长之以外，另有一人是杨丙辰。
　　杨丙辰（1896—？），原名杨震文，字丙辰。河南南阳人。1917年德国柏林大学毕业。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任教。一生致力于德国文学译述，以及德国文化研究。他引领李长之走上学习德国古典美学的道路。李长之1934年写有近两万字的长文《杨丙辰先生论》，叙述与杨先生相识、相处、相知的过程，对杨极为尊敬。季羡林说：“我同长之还崇拜另一位教授，北京大学德文系主任、清华大学兼任教授

杨丙辰先生。他也是冯至先生的老师。”与李长之不同，季羡林认为：“杨先生的思想极为复杂，中心信仰是‘四大皆空’。”（《追忆李长之》）杨死于“文革”的暴风雨中。张中行有《杨丙辰》一文，留下了这位悲剧人物朴厚而又迂阔的几个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