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西游记》最终定稿者之谜的一个同时期署名破译参照系

　　《越绝书》是中国古代独立于官修史书之外的一部江浙地方史书[1]，故有论者直以“野史”视之。从南朝阮孝绪《七录》开始，它就被看成春秋时期伍子胥所撰写[2]。后来，《隋书·经籍志》又说其撰者是孔子弟子子贡。但后来人们逐渐发现其中所记，有的是子贡或伍子胥以后的吴越史事，甚至出现了东汉年号及其史事，于是从唐宋开始，逐渐在学术界出现了对其真正作者的寻找。至明代，随着嘉隆万时期市场经济的长足发展和新思潮的因之兴起，著名学者杨慎另辟蹊径，大胆设想，抛弃旧说，终于破译了书中有关隐语，确定了书中隐语暗示“袁康”“吴平”之称呼，于是便认为，《越绝书》作者是三国东吴袁康和吴平二人。此见获得明清许多相关学者的赞同，连清代《四库全书》馆臣也顺其说。
　　本文从古典小说百回本《西游记》（以下简称“《西》书”——作者）最终定稿者明代万历时期江苏茅山乾元观全真道士阎希言师徒也用隐语署名且被笔者破译出发[3]，之所以回顾杨慎破译的往事，一是鉴于《西》书对其最终定稿人的隐语暗示，与杨慎破译的《越绝书》（以下简称“《越》书”——作者）作者署名情况有所相似，说明笔者破译思路也是史有前例，并非“一个痴人说梦”，而且杨慎的有关经验教训也的确值得笔者牢记参考，力求取其长而补其短；二是由于杨慎极具特色的破译及其被广泛认同之时，正值《西》书创作冲刺、流传定稿之际，它很有可能启发了最终定稿的阎希言师徒也采用被破译公开了的隐语方式署名，从而为笔者破译的可靠性增加历史参照者。
　　杨慎破译简述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人，系正德进士，是明代正、嘉年间一位很有个性的著名知识分子。在“前后七子”拟古主义思潮风靡之时，他能卓然自立，不傍门户，在诗、文、散曲和文学研究各领域独呈一景，确属难能可贵。在嘉靖皇帝欲给其父加封“皇帝”称号的廷臣抗争中，他是带头抗争的人物，深深激怒了嘉靖。嘉靖于是拿杨慎开刀，谪其戍边云南，永不叙用。由于政治上受挫，他被贬云南永昌一地长达三十余年，嘉靖皇帝还不时无情地追问其被禁情况，使杨长期郁闷，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最终逝于戍所。“祸兮福所倚”。幽愤孤寂的长期谪贬岁月，也给他以足够的时间可以投入文学创作和文献研究，使其成果相当广泛而丰硕。对《越》书作者的破译，便是其文献研究的著名成果之一。
　　他早期的文学创作大体遵崇汉魏，故对汉魏史实较熟，促使他由此切入《越》书。他发现《越》书以隐语署名，也是从汉代特别是东汉隐语被广泛使用及其特征研究破题的。他先是依宋人之发现，了解到东汉魏伯阳在作为“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中，曾暗示作者姓名，蔡中郎题“黄绢碑”词也如此，其暗示均以隐语形式为之；他还由此发现，汉魏“文人好作隐语”（《杨升庵全集》卷十）。由此，他猜想《越》书署名也可能如此并有了大收获。杨慎如此破译《越绝书》署名难题，其文功可称焉。
　　此处所提“黄绢碑”事，说的是“蔡中郎题曹娥碑云‘黄绢幼妇，外孙臼’，隐‘绝妙好辞’四字”[4]。在这里，杨慎主要是从中国方块汉字“构字法”及破解它的“离合体”角度识破其隐语的。因为，“黄绢”即“色丝”，而“色丝”二字即可看成“绝”字；“幼妇”就是“少女”，而“少女”二字即可构成“妙”字；“外孙”显然是女儿的儿子即“女之子”，而“女子”二字可合为“好”字；至于“臼”， “”则味辛，“臼”则为受“”而碎者，连其意指“受”“辛”，意指“受”与“辛”共同构成了“辞”字（“辞”字古体由“受”字与“辛”字合一构成）。这样，“绝妙好辞”四字不呼自出。
　　杨慎依宋人所讲另一例魏伯阳事，则说的是“魏伯阳《参同契·后序》云，‘郐会鄙夫，幽谷巧生。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廖廓，与鬼为邻。百世一下，遨游人间。汤遭厄际，水旱隔屏’，隐‘会稽魏伯阳’五字”[5]。在杨转述宋人的这种解译中，“郐会鄙夫，幽谷巧生”，前四字中“鄙夫”系署名者谦称，“郐会”二字则均发音为kuai，可借“会”字代之；后四字“幽谷巧生”，则暗示“稽”字，因为“稽”字中的“尤”字与“幽”字同音，而在“谷”中“旨”于“巧生”者则“禾”也，于是，人们在这八个字里读出了“会稽”地名。对“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八个字，在“委时去害”中，“害”指“鬼”，“委”字加“鬼”字则显然构成了“魏”字；大概是由于此解与下面的“依托丘山”四字难于呼应，杨慎特别辩解说，“古‘魏’字作‘巍’，故云‘依托丘山’”[6]。关于“百世一下，遨游人间”，其“百世一下”，作为谜语，是指“白”字；其“遨游人间”，指“白”字加“人”字，构成了“伯”字。“汤遭厄际，水旱隔屏”八个字和“循游廖廓，与鬼为邻”八个字最难理解，应合而解之。“汤遭厄际”指“汤”字被拆解开来，一是“水”字旁，二是“易”字；而“水旱隔屏”暗指去其“水”字旁，只留其“易”字；而“循游廖廓，与鬼为邻”，暗示“易”字借用“邻”字偏旁，构成了“阳”字。这样，“会稽魏伯阳”五字跃然浮出。
　　由此出发，杨慎进而针对《越》书写道：“或问《越绝》不著作者姓名，何也？予曰：姓名具在书中，览者第不深考耳。子不观其绝篇之言乎？曰‘以去为姓，得衣乃成，阙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乡（疆），不直自斥，托类自明。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以此隐语见其姓名也。‘去其衣’乃‘袁’字也，‘米覆庚’乃‘康’ 字也，‘禹葬之乡’则会稽也。是乃‘会稽人袁康也’。其曰‘不直自斥，托类自明’，阙旨昭然，欲后人知也。‘文属辞定，自于邦贤’，盖所共著，非康一人也。‘以口承天’，‘吴’字也。‘屈原同名’，‘平’ 字也。与康共著此书者，乃吴平也。”[7]

　　在杨慎关于《越》书作者实是三国人袁康、吴平的破译推出后，由于其有理有据，符合中国人习俗，当时学界纷纷赞成。胡应麟表态说，“用修之论，或不诬也”[8]；陈垲则转述他人赞语说，“千载隐语，得升庵而后白”[9]；焦竑也复述了杨慎此说[10]，等等。直到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臣在简介《越》书时，仍说其“书末《叙外传记》以庾词（即“隐词”——引者注）隐其姓名”，接着便唱名直呼杨慎而重述了他的破译结论[11]。
　　今天看，杨慎的破译是能自圆其说并能服人的。这是因为，其一，像对《越》书这种古籍作者之谜的破解，主要应根据内证，因为外证可以是各种各样者，其与内在证据的联系往往不清楚而直接，因而证明力往往较弱。而杨慎的破译，则是牢牢立基于内证，别人较难反驳。其二，杨慎对书内隐语的破译，包括对其隐语性质的准确判断，对其隐语方式利用汉字结构之“离合体”构成新字字义的推断，既有宋人破译《参同契》为前例，又分析有理有据，自圆其说，故少有破绽（当然不是绝对没有）。其中包括，古籍对隐语之“离合体”早有许多揭示，杨慎之破译，完全符合破解“离合体”隐语之大要，未可轻易否定。其三，杨慎对书内隐语的破译，是以对隐语的仔细研究和《周易参同契》采用同样隐语署名方式为参考的，并非孤例。事实上，稍具文学史常识者均知，汉魏六朝民歌就经常利用隐语表情达意，包括采用“离合体”、同音异意字表情达意等，这就使杨慎的破译，更非故意持说怪论。其四，“袁康”“吴平”作为人名，一般也能成立。
　　杨慎生活在《西》书创作冲刺并将定稿时，杨慎之书在当时也已多次在南京、江浙一带出版[12]，广为传播，对其《越》书破译应者颇多，其名气也很大[13]。因此，作为最终定稿人且经常活动于江浙、南京一带的阎希言师徒[14]，很可能知道杨慎的破译，于是在《西》书定稿时也借用了《越》书和《周易参同契》署名的隐语方式。事实上，不仅作为“万古丹经王”的《周易参同契》如此署名，而且阎希言师徒所在的茅山，其道教先师陶弘景就在所整理茅山宗经典《真诰》中，显示了茅山宗开创者魏存华和许氏父子所传诰语也以隐语署名的事情[15]。依我之见，以这种特殊的隐语署名，可能是茅山地域道教文化的一个传统。阎希言师徒身处茅山而沿袭之，合情合理，并没有不可理喻之处。
　　有资料显示，杨慎的哥哥杨惕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在为其弟撰杂剧《洞天玄记》写的《前序》中，已经提到《西》之书名，并且说了一些与今本《西》书相同相似的情节[16]。这反映出，在《西》出版前半个世纪，社会上已存似于今本的另一种《西》书，同时也启示我们，很可能杨慎依宋人破译《周易参同契》而破译《越绝书》著者隐语，与似于今本的《西》书的创作流行在同时展开，后者知道对方动态。在此背景下，《西》书署名借用被杨慎破译之法，就很正常。
　　吸取杨慎破译中的教训
　　杨慎的破译在具突破性的同时，也具两大弱点。
　　其一，一般而言，确定古籍以隐语署名的作者，应以内外证据均准确、有力且高度统一为最理想，其中包括无论从内证还是从外证中推出的人名，必须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且有据可考，这种历史人物必须具有撰写或整理著述的可能和条件，且内外证据不能彼此冲突。但杨慎对“袁康”“吴平”的破译，却没有任何外证呼应。查遍三国前后史籍，“袁康”“吴平”是否真实的历史人物，始终是个哑谜，以致不仅当时争议纷纷，莫衷一是，而且数百年后，今日还有论者提出，杨慎破译出之“袁康”“吴平”，并非杨慎所讲的人物姓名，而是一种“政治隐语”，代表祝福三国袁氏政权昌盛、东吴平安之意[17]。看来，杨慎的这种无外证的人物姓名破译，可能是制造了又一种混乱，而不是彻底解决了《越》书作者问题。
　　其二，在没有任何外证的情况下，杨慎后来遂把“袁康”“吴平”附会于《论衡·按书》所记“临淮袁太伯文术”“会稽吴君高”，因为吴君高作过一书名《越纽》，而《越纽》可能就指《越》书[18]。在这里，杨慎已经有点“病急乱投医”的味道，乱了学术方寸。一是他难以回答《论衡·按书》所记袁文术、吴君高为什么一定就是“袁康”和“吴平”。他的这种推理毫无证据，只凭空想。二是他难以回答：何以证明《越纽》就是《越》书？须知，在三字式的书名上，一字之差，差之万里啊！对于杨慎此断，当时的学者王鸣盛等就驳议纷纷，斥其“既称会稽，又籍临淮；既称太伯，又字文术，任意扯，非也”[19]。今天看，王鸣盛等人驳议不错。杨慎之议，纯属无根无据之“扯”。
　　杨慎的这两大失误，也值得今日以破译《西》书隐语署名方式而确定其最终定稿人的研究记取。看来，笔者在破译《西》书隐语而确定其最终定稿人是阎希言师徒时[20]，一定要有外证（旁证）与内证，且外证能确证破译出的人名均系真实的历史人物，有案可考，且具整理著述《西》书的条件，同时外证与内证一定要彼此呼应，切忌两者稍有冲突。现在看，笔者提出的“阎希言师徒最终定稿说”[21]，对杨慎经验加以吸取，对其教训尽量加以避免，正好符合上述要求，故不存在“杨慎式的缺漏”。
　　其一，一方面，它出发于《西》书卷首所署“华阳洞天主人校”，有内证支持。感谢黄永年先生通过仔细的版本考证，发现《西》书分卷标志，用的是宋人邵雍《清夜吟》诗的二十个字。而《西游记》第一回一开场，也大讲邵氏“元会运世”之说。这显示，《西》书最终定稿人和校者是合一的。而“华阳洞天”无疑就是茅山，孙楷弟先生[22]、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先生[23]和国内学者张锦池先生[24]等诸位学者，把《西》书最终定稿人锁定在茅山“华阳洞天主人”，是对的。在找寻“华阳洞天主人”时，笔者注意了他或他们一定要具有整理《西》稿的素养和条件，避免找出不可能整理《西》稿的人。沈承庆先生也从《西》书卷首所署“华阳洞天主人校”出发，通过对《西》书中一首怪诗的破译，找出了明代“青词宰相”李春芳[25]，而李从思想上和风格上就根本不可能具备整理《西》稿的条件，他以“华阳洞天主人”自居也无确切证据和理由，故吾不取，得另寻他人。

　　其二，笔者沿着孙楷弟、太田辰夫和张锦池等诸位学者思路前推，根据《西》书充满内丹学内容的特征，注目茅山全真道历史，依据它出版前后茅山全真道况，发现当时在茅山的全真道士均聚集在乾元观阎希言周围，且阎师徒文化修养较高，有著述，精易理，广交往，具财力；针对当时明王朝扶持茅山正一道士并任为“灵官”而排斥全真道士的具体状况，阎师徒定稿《西》书后以“华阳洞天主人”署名，意在表示对明室压制全真的不满，可以理解。不仅如此，笔者又反复以文本中的内证验这一发现（见下），大量文本内证无一例外地均指向茅山乾元观全真道士阎希言师徒[26]。这进一步映射出，“阎说”的外证很过硬，完全避免了杨慎当年找出“袁康”“吴平”后查无其人的尴尬。
　　其三，在另一方面，笔者同时根据古籍隐语示名常在书首书尾，故反复细读《西》书第一二回，从邵雍易学及卦象展示、全真道教义、茅山道门隐语特征等方面，发现阎希言对其姓名、道号、修道之山、所在道观以及所属道派、所开派枝等，均以茅山道教特有的隐喻形式有大量暗示，且暗示内涵较确定，含义较清晰，数量确实不少，不容忽视。如其第一回对《黄庭经》的描述，暗示《西》书的诞生地在《黄庭经》故乡茅山。如其第一二回对菩提祖师的描写，以全真道教义暗示着阎希言一系列身份信息；“镇元子故事”则暗示了，《西》书于万历二十年付印时（此时阎已逝），由阎的大弟子舒本住以“陈元之”名义写下了序言，说明了《西》书定稿由来、丹学主旨，再次暗示了阎身份，其中还推出“隐语大师”东方朔的形象，实际便是对自己采用隐语手法的再暗示，等等[27]。这些发现，也是吸取胡鲁教训，对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和道教文学常用隐语形式表情达意的修辞特点的挖掘和尊重，特别是对茅山道门语言特色的挖掘和尊重。在这种破译中，内证外证高度契合，不仅准确，而且有力并充分，证据质量比迄今关于《西》书作者的其他所有见解如“吴承恩作者说”“李春芳说”等等高得多。“吴说”只凭一条模糊的外证，缺乏有力内证，差之远矣。据此，笔者确信，“《西游》姓阎不姓吴”。
　　其四，“阎说”认为胡适、鲁迅两位大师虽对新文化运动贡献多多，但在“五四”时“消灭道教”思潮的影响下，加之当时道教研究的整体学术水平实在有限，他们确对全真道教义、历史和其力倡的内丹学，特别是对茅山全真道的地域教义特征、历史等等，尤其是对茅山道门语言特点，或存误解而视为“迷信”，或所知不多，或未予深解，故在《西》书最终定稿者确定上，只信《淮安府志》之载而在逻辑上又陷失误，颇为粗疏。其中包括，两位大师对茅山道门喜于采用的隐喻修辞方式，未予深究，甚至根本未予注目，胡大师读了诞生于茅山的《真诰》而一概否定，竟一点也未能捉住它关于茅山道门喜用隐语的修辞特点，其实是对民间道门文字特点不甚了了，难免持论走入误区，其教训值得今日《西》书研究者记取。另一方面，笔者也吸取李安纲先生过分偏激地否定胡鲁的教训[28]，对他们在“五四”时期开创的尊重科学之路，予以充分肯定，认为两位大师所指出的尊重科学之路，作为学术“范式”，确给《西》书最终定稿人研究指明了战略方向；他们的相关失误，只是“战役性”的，不能由以否定他们的学术“范式”；在某种意义上，“阎说”也是沿着该学术“范式”所指出的道路前进的结果。
　　其五，“阎说”认为，日本学者太田辰夫等人面对“吴承恩作者说”统治中国大陆一个甲子，慧眼独具，一直着力于挖掘和研究全真道与《西》创作的关联，成果影响颇大。他们注目“华阳洞天主人”及茅山道门文化，思路正确，是“阎说”的领路者之一。但由于文化差异，太田辰夫等人也只能止于注目“华阳洞天主人”而不能从破译《西》书之隐喻入手，直逼茅山乾元观阎希言师徒。看来，由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把握《西》书最终定稿者的奥秘，首先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显然，对比杨慎对《越》书作者的破译，“阎说”不存在任何无证据而凭空想推理的问题。它的每一个论断，均以文献记载和对文本隐语的准确破译为据。
　　应当说，“阎说”做到了对杨慎破译前例的取长补短，希望它能经得起严格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