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新闻摄影 红旗照相馆

　　新闻摄影的 政治 属性和专业属性的关系是半个世纪来反复呈现的议题，《红旗照相馆——1956-1959年 中国 摄影争辩》的作者在《自序》中对此的解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职业伦理的政治反思，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专业文化的史学考察：“20世纪50年代中期激烈争辩过的问题是如此深刻地影响、规定着今天的行业话题、从业规划甚至人情世故。这些遥远的争吵感叹声，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穿越时空，成为今日仍时时必须面对的主要问题。最初的争论是那样的真诚、惊心动魄乃至冷酷无情，其遗产越过新闻摄影行业，成为中国大陆整个摄影界，乃至整个国家影像文化生态的主导部分。”[1]如此令人一唱三叹的感想来自于全书的五章或者说五个板块：“风声水起”是关于新闻摄影中的“组织加工”与“摆布”的讨论如何上纲上线，“左叶事件”是1957年新闻摄影界意识到组织意识高于职业意识的分水岭，“跃进中”的图片作业终于让视觉形象成为政治物 理学 的装置，“叛逆者失踪”过程中的论辩回合给新闻摄影的专业主义划上休止符，“浮云望眼”中对外国摄影文化的参照不过是按照国际政治的氛围不时调焦的手段。纵观而言，这本书讨论了中国当代新闻摄影史上的两个重要议题，一是新闻摄影的传播属性之争，二是新闻摄影的传播者是否有过自觉或不自觉的专业主义意识。

　　新闻摄影的政治身份

　　作为传播的产物，照片的传播效果不仅仅是图像的可靠，更牵涉到图像与图像之外的社会关系。根据作者的考察，“新闻摄影”的概念从1949年以后“经历了一个新的形成、修正期，并且逐渐被赋予了诸多特殊内容的过程。”[2]从1953年起，关于新闻摄影的“摆布”、“组织安排”、“虚构”、“造假”等问题就在新华社内展开讨论。

　　对问题的讨论一开始是图像的真实性。引发真实性的案例有大有小，从1956年北海公园儿童车事件，到包兰铁路昆都仑河大桥，还有一汽工厂的摄影报道。如果不考虑新华社关于“组织新闻，参与事实”的讨论背景，每个事件里当事人对自己的解释都是成立的。如果把这些事件放在一个传播效果优先的前提下，当事人的做法也无可厚非。但是，1956年初夏发轫的这些事件和讨论逐步显现出命题本身的复杂性，逐渐拉开中央和地方、官方和个人、政治和业务的距离。

　　从书中提供的信息来看，最初的讨论在专业范围内是可以成立的。讨论的延伸涉及到新闻真实性如何在新闻摄影中存在，“虚构和摆布”与“正确的组织加工”其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组织加工”这个词被修饰，增加政治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形容词，其操作的实质是将比虚构与摆布外延范围更大的组织加工收归己有：正确的组织加工，才是被许可的。而究竟什么是正确的组织加工，几乎找不到准确的说明。1956年3月新华社新闻摄影部编委会的“决定”中提出的令人左右为难的要求：“作为一个好记者，必须深入生活，深入实际去发掘，去观察，而尽量不依赖组织加工……而如果需要组织加工，应该提倡事先组织，尽量避免现场组织。”[3]事实上，在当时不管是反对还是赞成，或者是在两者之间游离，最终俘获人心的工作方式还是彼此“心照不宣”这样一种现实。

　　当然，亦有人提出“新闻摄影创作方法的根本特点，不是什么‘组织加工’和‘摆布’，而是选择”。[4]最能体现新闻摄影特征的，是时事政治新闻的采访。的确，在重大外事场合，摄影记者不可能进行现场调度。这里起作用的是被拍摄对象本身的传播价值，比如书中提及的“毛泽东特例”。所有关于毛泽东和青年在一起、毛泽东看世界地图、毛泽东打乒乓球等照片，没有人提出异议。之所以没有异议，根本原因还是被拍摄对象的神圣性。

　　在中国当代新闻摄影史上，1956年无疑是一个最具复杂性的分水岭或转折点。初春时节，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促使少数中国新闻摄影人开始反思。有人公开提问：“我们许多图片由于‘组织加工’而太呆板，不 自然 ，严重地影响图片质量。这些图片在国内外，特别是国外不受欢迎，有些外国人曾说我们的许多图片是‘摆’出来的，说我们的记者是导演。本来图片宣传就因为是真实的、形象的宣传而吸引人，现在被人看作是‘摆’出来的，那么它的力量又在哪里呢？”[5]“新闻摄影真实性问题”的话题显然有一种 历史 性和主体性合谋的冲动。

　　“真实”与客观事物不仅是唯物主义的关键词，而且还是贯穿在1956-1959年乃至更长时期摄影界争论的主题。书中提供的拍摄往事把排演和参与置于摄影师与事实的关系之间。在平面影像的生产过程中，人与被拍摄内容的关系成为讨论的焦点，所显示的意义既有真实性的影响，也包括相关联的权力角逐。作者在书中指出：“答辩与对话总是一定语境下的表述。争辩的双方虽以不同乃至对立的方式建构对自身有利的‘现实’，但他们又拥有共同的对话前提。在公开的文本背后，还会有许多外人难以得知的人情世故，难以猜度的世态人心。”[6]。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讨论的目的并不一定是要界定摄影的专业主义创作法则，而更多是确立一种摄影的政治意识形态规范。

　　围绕着当时的新闻摄影界对“真实”的讨论，作者提供的史料无意间展示了当年新闻摄影工作所预设的操作模式。这涉及到沙飞开创的摄影宣传范式，即根据政治需要进行摆拍。沙飞的作品事实上构成了中国革命史的影像叙事的主要部分。在书中所关注的各个讨论过程中，不时插入新华社摄影部主任石少华——当年沙飞的亲密战友——有权威性和有份量的指示和评判。但是，“在他的发言中，没有把‘宣传照片’与‘新闻照片’的概念区分开来。历史地看，许多时候，‘新闻照片’与‘宣传照片’是在同一意义上使用的。”[7]在随后的“大跃进”年代，“棉花姑娘”的剪辑和“欢跃在早稻卫星上”的装置终于成为那个年代的影像记忆的霸权模式的标本。

　　专业主义想象的淡出

　　1950年代，

　　1950年代后期，正是 中国 当代史上一个敏感时期。尽管不真实的图片与文字充斥了为数有限的媒介，但“思想性和 艺术 性统一”的口号却传播广泛，经常被引用来作为标尺使用，将褒贬不一的标签贴附在不同的摄影作品里，在很多时候看似偶然实乃必然地影响了许多人的命运。比如当《中国青年报》摄影记者贾化民在看完《大跃进摄影展》之后，用十分钟写成的二百多字的“观后感”遭遇五位同事的联名揭发。在涉及丁聪等人的讨论中，美、趣味、作品-商品等概念都被列入批评目录。批判者认为“这种说法不仅错误，而且反动。作品首先是党的宣传武器”。[9]这一论点的基础是批评者首先将人民代表了，认为“我们的人民没有无聊的日子，没有无聊的情绪，不需要这种无聊的消遣品。”在这种语言暴力面前，无论是陈怀德的摄影 教育 ，还是何南的选题方式，黄修一的审美趣味，魏南昌的绘画风格，无一例外地成为用艺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自觉成为“喉舌”，取消摄影的主体性，强化其工具性是当时摄影界的纪律机制。对于那些在过去的职业经历中已经建立起专业意识的人，这个去主体化的过程当然是痛苦万状的。党外的贾化民如此，党内的戴戈之亦如此。他们惟一的错误就是坚持评判摄影创作的专业主义常识：“在最基本的标准方面，摄影评论提出一幅照片是好是坏，成功还是不成功，照片是否制作得精美、感人和漂亮，和其他类似的艺术一样，目的是对一幅照片的质量给予较正确的评价，以及更好地了解一幅视觉形象，对之作出反应的不同方式。”[10]而悲剧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当年对他们进行批判的人没有这种常识。等待他们的命运，只能是让他们在一个漫长时间里失踪。

　　作者多次提问并试图探索摄影界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群体，是否具有共同体意识。“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里干革命工作的”这样的说辞不时出现在争论当中，但经历过的人们都知道，“艺术标准”或者说“专业标准”的建立和维持无疑是试图建立一个有自主性的专业主义场域。分歧在于出发点的差异：“一个自功能角度把新闻摄影直接定位于政党的宣传工具，另一个试图从新闻摄影本身，即从影像语言本身出发，来强调如何更好地运用新闻影像语言为 政治 服务。”[11]如果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来解释，一个是从已经占据的政治场出发来进行扩张和渗透，从而维持统治的结构性力量；一个则试图通过建立专业场来争取和维护专业的自主性。场域的较量不仅是身份的较量，更涉及到已有秩序的稳定性和惯性。

　　在“浮云望眼”一章中，我们看到的 历史 光斑是西方曾经并不遥远。身为左翼同路人的布列松，在热火朝天的1958年直接向中国同行指出：“作为现实主义的摄影者，应当忠实生活。如果你拍摄的东西是经过改变的，那就不是真实的东西。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不能根据公式来安排生活。”[12]问题在于，布列松这种忠实于物理再现的摄影美学不能满足政治动员的浪漫想象。在当时，新闻文化是最具有社会性影响的政治文化，“党所规定的新闻摄影基本路线”是要把“大跃进”的革命图景，作为群众的“生活世界”的背景，使之成为政治动员的对象，通过影像传播来完成政治认同的任务。

　　新闻摄影在中国的文化体制中，同时牵涉到政治和艺术两个领域，是政治文化的集合。作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新闻摄影界的晋永权，始终在镜头之内面临着镜头之外的感光困惑。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劳作，终于向读者呈现出这本对当代中国新闻史和摄影史进行反思的力作。《红旗照相馆》用历史新闻学的素材和政治人类学的场面来讲述影像以及论证影像身份的历史断面，史料丰富，议论生动。作者通过文化焦点被转换为政治焦点的焦点化过程，梳理人们用什么样的观念和语言把摄影的政治性挪用当作专业实践惟一标准的历史过程，从而奠定这本书的历史 文献 价值。

　　事到如今，无论是摄影，还是其他文化艺术，都已经历了在短暂时间内快速 发展 的社会过程。随着技术的发展，在“商品民主化”过程中，新的、易携的、更强功能的器材和软件被普及，扩大了影像生产群体的规模；图像传播时代的来临，扩大了影像受众群体的规模。但自主性的忧虑仍然存在于那些有意识的人心目中。新闻摄影的问题最终变成新闻社会学的问题，这似乎在支持作者始终想通过镜头外的社会关系来说明镜头内的叙事成份一样。虽然今天的人们已经在考虑如何通过 计算 机技术的影像合成来形成新的摄影表现力，但有关面对人文和社会的影像语言的正当性的讨论并没有完结,仍然不时浮现，影响着影像生产与传播的走向。

[注释]
[1]《红旗照相馆》，金城出版社，2009年，第2页。
[2]同上，第10页。
[3]《红旗照相馆》，金城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4]同上，第33页。
[5]同上，第51页。
[6]同上，第23页。
[7]《红旗照相馆》，金城出版社，2009年，第37页。
[8]同上，第94页。
[9]《红旗照相馆》，金城出版社，2009年，第199页。
[10]同上，第181页。
[11]同上，第188页。
[12]同上，第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