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湖南《大公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自己的舆论思想观点，并以此改造和同化公众舆论，导致公众“态度”的改变。
　　关键词　湖南《大公报》　新闻舆论　引导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 发展 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与非理智的成分。”新闻学者王雄将舆论细分为公众舆论和新闻舆论。新闻舆论是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的、趋于平衡的自为意见表达系统，它摆脱了公众舆论通常具有的不确定性、混乱性、盲目性、偏狭性和情绪性，而达到一种确定的、有序的、条理化的、自我负责的认识层次。而舆论引导就是用新闻舆论引导公众舆论。故一份报纸要对社会公众舆论进行引导，它本身必然具有二定的舆论观。
　　湖南《大公报》是湖南省民国时期办报时间持续最久的一份民营日报。1915年9月1日由刘人熙、贝允昕、李抱一、张秋尘、张平子等创办，它是因主张反对袁世凯而从《湖南公报》中分离出来的，贝允昕、李抱一、龙兼公、朱让丹、陶菊隐等都是清末新式 教育 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在“五四” 政治 运动和思想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他们所主持的湖南《大公报》在湖南的新文化运动中充分发挥了报纸的宣传与鼓动优势，积极引导公众舆论，促进了湖南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
　　湖南《大公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形成了自己的舆论思想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报纸是公众进行思想交流的媒介。《大公报》总经理贝允昕在六周年纪念辞里说：“人之心一理，而人之事不变，其所恃以为 交通 之利器者，厥惟言语。文字者，无声之言语，新闻纸者，有体格之文字……人之生也，非与人人相交接，则无以为生……顾利害之显，诸事者易见，而是非之衰，诸理者难明。是是非非，是谓舆论。新闻纸者，又欲罗列其具体之事实，而即以阐示、抽象之公理也。”这里明确指出报纸是人们赖以进行思想交流的利器，舆论则是社会上关诸“利害”的事。报纸则是对舆论进行报道并阐示其中所含的公理。二，报纸为舆论机关，有代表舆论改造舆论之职。报纸主笔龙兼公在《报纸和舆论》一文中，指出报纸不等于舆论，但和舆论“关系密切”，归纳出报纸与舆论的三种关系：“报纸创造舆论”，“报纸代表舆论”和“报纸改革舆论”。即舆论可由报纸创造出来。报纸发表某种新思想新主张，得到群众的赞同而渐渐成了一种舆论；代表舆论是指社会上有某种舆论，报纸于适当机会替他宣布出来。有时加以批评表示赞助的意思，报纸替舆论作喉舌；改革舆论是指报纸认为某种舆论有错误或不妥当适宜之处，把他纠正起来，并能成功……并认为改革与创造舆论为要。这种报纸和舆论的观点已和 现代 新闻舆论观的“制造、引发、引导舆论”相一致了。关于报纸的功能，则认为“人有恒言，皆日报纸为舆论机关，所以监督政府指导国民。”至于舆论监督的方式，则认为“有先时之舆论，如天将旦而鹤鸣；有应时之舆论，如秋已至而蝉噪。”可以看出《大公报》同人舆论观：报纸所载，即新闻舆论不等同于社会舆论，而是经过报纸编辑主笔等经过了精心选择的部分社会舆论；并以此舆论引导社会舆论最终对社会公共事物施加影响，对政府事务施加监督。《大公报》主笔的关于报纸舆论的认识与现代新闻学学者王雄的观点是一致的，即“新闻舆论是通过媒体所表达的社会舆论”。因为他们对新闻舆论功用及报纸的社会角色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我’之所言，盖天下之公言，然又坦白为怀，无所自私……”虽然本报“迭受摧残楚辱，同人再接再厉，绝无怨无尤人之意……吾人既发大愿心，以言论为救国觉民之具。宁使言而不用，毋使知而不言……其于觉民牖世之言论本旨，不其左哉……”其“本旨”是鲜明的，有力的。
　　所谓新闻舆论对公众舆论的引导，《大公报》认为在舆论宣传“到了真理大明，疑点尽释的时候，(民众)不但绝不怀疑，并可以由创造改革(舆论)的结果变成一同化的新舆论。”实质上就是用新闻舆论去改造和同化公众舆论，以《大公报》的立场和观点去改造公众的立场和观点，简言之，就是导致公众“态度”的改变。湖南《大公报》为了达到形成“一同化的新舆论”的目的，使公众态度有所改变。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树立正面形象、确立话语权威
　　
　　湖南《大公报》一开始就树立了良好的公众形象。1915年9月，刘人熙、贝允昕、李抱一、张秋生、张平子、龙兼公等反对《湖南公报》仰承袁氏鼻息，愤而辞职另创办《大公报》，声明“‘我’之所言，盖天下之公言，然又坦白为怀，无所自私，故号大公”在创刊词《本报宣言》提出办报宗旨，其一是反对帝制维护共和。认为主张复辟君主制度，“实不啻提倡革命，当然为 法律 所不容?”其二便是反对党争，主张报纸“中立”。“今日之新闻……或根据朋党系统，或附属政治之机关……(本报)绝不肯步此二者后尘。唯以大公无私之本怀，发表中立不倚之言论，据事直书，有闻必录。”其秉笔直书，大公无私的态度为全省人士所敬仰、欢迎，一开始就在广大受众中确立了其“大公”的形象，使《大公报》销量大增，不及一月发行四五千份，不数月跃至万份。
　　同时，湖南《大公报》将自己定位于民主自由的斗士与专，制政府的受害者，从而争取民众的同情与支持。湖南《大公报》因为敢言人之不敢言，屡遭封刊与抢劫。“曾有一日之内遭劫七次”损失巨大。1917年6月，傅良佐督湘，湖南省内战爆发，傅在长沙宣布戒严，其“戒言办法”的第一条就是禁止一切“危害”时局的集会、结社、新闻、杂志、图画和告白等。湖南《大公报》依然不顾，坚持“有闻必录”。于1918年7月16日转录北京报纸所刊载的冯玉祥在常德独立的消息而获罪于傅，被封停刊将近一个月。复刊后，该报依然如是，并且“特大加改良，添聘访员加发快电，以期新闻确实消息灵通”。不止如此，在报纸送审后，被删减的消息所留下的空白，报社故意不补，而留下空白，即“开天窗”，以示抗议。及至1919年4月21日，开“天窗”处共计138处之多，其中天窗最多的一天有四、五个。被删的既有评论也有消息。报纸上的“天窗”是对专制的一种无言的抗拒，对扼杀言论自由的一种愤慨，并以这种沉默的方式博得受众的同情与支持，达到不言之妙处。同时，湖南《大公报》并不因为获“罪”停刊而放弃与军阀专制的当局的斗争，而是振臂直呼，要求民主，要求言论自由。

　　此外，湖南《大公报》广泛联盟，以获得最大的社会支持力量。湖南《大公报》在7月18号复刊的报纸上说：“同人等不自量力，于此次出版后，总想继续前此固有的精神，把它发挥光大起来。负一分创造代表改革(舆论)的责任，甚望国中舆论辅助匡正之。”由此可见，他们认为独木难撑，只有获得国中舆论同心辅助，方能真正完成其创造舆论、代表舆论与改革舆论的责任。为此目的，湖南《大公报》与湖南各宣扬新文化的进步团体保挣紧密联系。首先表现在密切关注各社团活动并辟专版以报道。如健学会之成立、活动及数次演’讲，《大公报》都有详细报道，对于其演讲辞更是一字不落全文刊载，为其传播新思想而张目。其它如青年会等，对其消息也是有闻必录。还有就是直接参与社团活动。如《大公报》以报馆的身份参与湖南公团联合会，直接加入反抗张敬尧政府的斗争，以报纸为阵地宣传该公团的宗旨、目的。同时，为排除公团内分歧，联合力量，还以评论方式指导公团行动：“全国联合会与各界联合会，多义虽异，其为救国之动则同。且公团联合会正在筹备成立。对于新团体加入，想必欢迎。至谓公团二字，不及各界二字之广，则与公团人商榷变更，未始不能容纳。若欲公团之外，另组各界联合会，表示一种平民的精神。分道扬镳，同归殊途。只要有切实可行之办法，我赞同。总之，救国运动，系在同心协力，共赴一的。动于感情，争执意气，殊无谓也。”湖南《大公报》还让馆员或撰述员以个人身份参与到各社团，协助并影响这些社团的各项活动，从而扩大湖南《大公报》在各团体中的影响。如《大公报》馆外撰述员毛泽东、何瞻岵(叔衡)、李维汉、彭璜等都是新民学会主要会员；彭璜同时还是湖南学生联合会主席，1925年正式成为报馆编辑人员和执笔人。何瞻岵所办湖南《通俗报》被张敬尧封刊后，湖南《大公报》冒着被封的危险，披露张敬尧明以积欠经费迫使何叔衡“奉令解职”，暗中为言论压制，大声疾呼“无故撤换主持之人，又不令其脱然毕事以去，何足以鼓舞人才为国家效力也。”湖南《大公报》主笔李一景侨、彭璜、龙兼公更是文化书社主要社员。他们参与文化书社各项社务；最早在《大公报》上刊布文化书社的宣言书《发起文化书社》和纲领性文件《文化书社组织大纲》等等。还大量刊登文化书社的新书广告，如《新青年》的广告，使文化书社从一开始便和《大公报》紧密结合在一起。
　　正是湖南《大公报》在社会话语体系中树立了自己权威引导者的形象而使其对舆论的引导具有社会效应，才真正达到了“牖民智”，引导国民走自新强国的道路。
　　
　　二、善于捕捉、追踪报道社会热点事件和问题，准确地将媒体议程和公众议程相合榫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巴黎召开世界和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