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中国社会，政治场是与区域性主流媒体这一新闻场发生密切联系的执政党、各级党委和相关行政机构及其行动者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新闻场与政治场的关系独特、相互依存。在互动过程中，政治场通过“惯习同构”、嵌入媒体和信息隔离等策略对新闻场进行支配和控制。而新闻场则通常采取资本转化、多元均衡、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创造性遵从等策略，进行新闻场的“自主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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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布尔迪厄的研究中，政治场有时用于指专门的政治机构和行动者，有时用于指政治与社会权力关系的全部场域，或者也被称作权力场域，它“发挥着类似元场域( meta － field) 的功能，在所有场域中起分化与斗争的组织原则的作用”。本文把政治场界定为与区域性主流媒体这一新闻场发生密切联系的执政党、各级党委和相关行政机构及其行动者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一般而言，一个区域内的所有党政机关和相关机构及其行动者都应包含在内。

　　在布尔迪厄所分析的法国社会新闻场中，政治场是一个不太显眼的影响因素，有关论述远不如分析经济场对新闻场的影响那么深入。但在中国社会，分析新闻场的运作时，政治场是一个不能被忽略的因素。相对于布尔迪厄论述的法国社会的新闻场以及欧美其他国家的媒介而言，中国生态环境下的新闻场同政治场的关系独特而紧密。本文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研究的视角，试图对中国政治场与新闻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博弈做一个讨论。

　　依存与制约： 政治场与新闻场的关系

　　“媒体作为一个特殊的组织，是‘国家’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是公共管理的重要主体之一，参与政府主导的社会管理的各项进程，在公共管理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事实上，“当今传播媒介作为权力的核心矢量和重要的社会抗争场域的角色越来越难以回避”，所以，大众媒体是最接近政府部门的一个较为核心的公共管理主体，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这一特性出发，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政治场和新闻场之间的关系是，一方面两者相互依存，另一方面新闻场受政治场严重制约。政治场与新闻场相互依存的关系表现之一是，中国的新闻场“是政治场域的重要组成”，离开新闻场的政治场是残缺不全的。“媒体是政府贯彻其意志的阵地”，也是国家“对社会实施控制的重要力量”。政府通过媒体开展政治文化的传播、政治人格的塑造、政治社会化、价值观的推销与舆论的引导等将社会大众纳入政治体系所希望的轨道。对于政治场而言，最重要的资本就是权力资本，政治场行动者需要寻求社会的发展、稳定和权力的巩固，新闻场就是政治场达成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政治权力“通过利用已有技术进行宣传使无意识的听众接受可能符合也可能不符合他们自己或他们成员最大利益的舆论； 通过越来越高深莫测的推销术，可以假冒对推销员和顾客来说是共同的价值观。”

　　在中国社会，区域性主流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可以说，与新闻场相联系时，政治场所遵循的是一种宣传逻辑，即新闻场承担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群众、指导工作的政治使命，必须在政治上与执政党保持一致，以正面宣传为主，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政治场靠新闻所传播的大量文化信息正当化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权力的分配过程。政治权力就是作为这种资本再分配的仲裁者和控制者而存在的，其中心任务便是把各种资本再转换成象征性资本，以便使其自身接受某种看不见的和隐蔽的隶属关系，这一切归根结底是由文化传播( 特别是语言) 来实行的。显然，缺少新闻场的“共谋”，政治场试图建立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有利的执政环境是不可能的。

　　政治场与新闻场相互依存的表现之二是，新闻场从政治场中不断汲取资本，离开政治场的新闻场是“发育不良”的。“信息补贴”是新闻场从政治场中吸取“养分”的通常方式。来自政府的消息和声音一直在新闻传媒的信息中占有相当分量，这方面报道内容也是媒体竞争的焦点。美英学者研究表明，1949 年至 1969 年，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的头版新闻的提供者中，国内外政府官员占所有消息来源的四分之三； 1979 年至 1980年美国各地六份报纸均以政府官员为主要消息来源，而以行政主管为消息来源的比例最高； 在英国新闻媒介中，社会上层人士或精英分子是新闻的主要消息来源，政府官员及政府发言人借此机会提供观点、界定社会现实，并且制造新闻。

　　由此可见，在西方社会，政治场内的大量信息给新闻场带来了丰富的新闻资源。奥斯卡·甘地通过对新闻制作过程的考察，发现政治场控制新闻场的一个策略就是对企业化运作的媒体单位实施“信息补贴”策略。借助向新闻单位提供信息，或者提供新闻采写的方便，控制和影响公众议程。而媒体则在这个过程中以较低的成本获取信息，降低了新闻生产成本。

　　在中国社会，政治场内有价值的与受众密切相关的信息也越来越受到受众的关注。区域性主流媒体以“党和政府的喉舌”的角色，在获取党委政府信息资源上具有很大优势。当地党委和政府的重大决策、重大部署和重要会议、重要活动等信息，都会向党报优先提供。当地的党委和政府各部门为了营造舆论氛围，推动工作，也会把自身活动的信息主要提供给主流媒体。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建立新闻发布会制度，区域性主流媒体还是能比别的媒体得到更早或更详细的信息。

　　尽管政治场与新闻场相互依存，在治理社会方面形成“共谋”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关系是平等的，事实上政治场从来都在一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的。从新中国报纸创立至今，政治场一直存在着对新闻场的控制特别是主流媒体的控制，这一方面体现在党和政府所建立的党报理念上，即党报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党管媒体的具体管理系统中。20世纪 20 年代《新青年》改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发起的机关刊物，标志着我国最早的党刊产生，当时确定了最早的党报指导理论观点，即党报必须具有指导性，必须具有具体性，最强烈的群众性，设立工农通讯员，建立群众发行网。由此可见，党报诞生之初就具很强的政党性、革命性、宣传性和指导性。延安整风期间确定了我国党报系统的办报理论，即加强党报的党性，要使党报成为纯粹的党的喉舌，发挥最强大的宣传指导作用，同时也要密切联系群众。此理论一直指导着党报工作。
　党管媒体的体制也保证了政治场对新闻场的掌控。党管媒体是我国媒体管理的基本原则，是中国特色政治体制在媒体领域的表现，也是发挥媒体功能、服务发展大局的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我国的媒介管理是以宣传管理为中心的，在方式上往往是直接的。有学者这样概括管理的具体方式： 我国的媒介管理是以宣传管理为中心的，在方式上往往是直接的。主管部门对关系全局的重大决策、重大部署、重要活动、重要会议等等，都会以不同的方式作系统安排和具体要求，以营造迅速形成共识、推进工作的浓厚舆论氛围。管理的具体方式有学者是这样概括的： “党政部门对于新闻场内报道内容的管理与监控通过红头文件、办学习班、报刊审读制度、新闻‘通气会’制度、电话与传真通知、‘打招呼’等正式与非正式的方式来进行。”在中国社会，政治场对新闻场的制约体现在产权、人权、财权等各方面，最终会具体表现在新闻场内的新闻生产上，特别是区域性主流媒体的新闻报道上。

　　建国之后直至 1978 年我国媒体改革之前，党和政府对于党报的控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新闻场域基本隶属于政治场域，具有明显“他治性”( heteronomy) 而缺乏“自主性”( autonomous)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媒体的逐步转型，对媒介的权力和资源的控制都得以放松，这不仅提供了报纸角色转型的重要动力，而且赋予传媒组织一定的自主权，使之开始向“半自主”新闻场转型。虽然政治场的影响逐步减弱使得新闻场自主性空间不断扩大，但是就党报这类区域性主流媒体而言，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年代，都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宣传者、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者、新闻事业的引领者，在传媒领域内仍然是与政治场最为一体化的角色。

　　控制性沟通： 政治场对新闻场的支配

　　政治场采取控制性沟通的策略对新闻场实施影响和支配，具体手段包括“惯习同构”、嵌入媒体和信息隔离等等。

　　1．“惯习同构”

　　政治场对新闻场施加控制和影响的首要方法是将自己的惯习同化为对方的惯习，两个不同的场域及其惯习形成“同构”关系。场域不是一个“冰凉”的“物质小世界”，每个场域都有属于自己的“性情倾向系统”———惯习。政治场的主要惯习是“自上而下”的实施控制，在这种“惯习”的强大影响下，“宣传模式”成为新闻场的惯习。媒体成为政治场开展自上而下纵向传播系统的一部分，成为组织传播的社会动员与整合工具。“当惯习遭遇了产生它的那个社会世界时，正像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 它感觉不到世间的阻力与重负、理所当然地把世界看成是属于自己的世界”在宣传逻辑指导下，新闻报道必须服从于宣传需要，其一，强调报道的时宜性，淡化时效性，所谓“有些时候是‘新闻’，有些时候是‘旧闻’，有些时候是‘不闻’”。对于新闻事件，是否报道，什么时候报道，并非依据受众的需要，而是依据执政党的工作需要。其二，张扬正面报道，控制负面报道，对于负面事件即使加以报道也往往从正面的角度切入。

　　宣传“惯习”的运用在危机事件爆发情况下表现明显。危机事件的特点是事件信息量大且密集； 高度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决策时间非常有限； 容易发生极具戏剧性的变化； 和公众利益紧密相关； 可能对社会价值体系构成威胁等。所以，不论是新闻场还是政治场，在危机事件发生后都会迅速作出反应。

　　对新闻场来说，突发危机事件如灾难、事故等是社会生存环境中的急剧变动，一方面它打破了日常生活中的平静状态，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能引起读者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危机事件具有极高的传播价值，通过新闻媒体的报道，能让受众掌握有效有用信息以应对危机中的日常生活，帮助民众和政府处理危机事件。每遇突发事件，新闻场的行动者不会去区分“坏消息”、“好消息”，而都会力求以新闻从业者的敏感性，以最快的速度将最准确的信息传播给受众，这是最典型的新闻场逻辑。

　　但是对于政治场而言，从宣传的逻辑出发来考虑，往往会区分出“坏消息”和“好消息”。危机事件很多情况下被看作损害管理者在民众中声望和形象的“坏消息”，一般都以行政的手段对新闻场采取控制。在民众获取信息渠道不发达的年代，政治场往往采用封锁消息不予报道的做法，然后寻求危机事件的内部解决，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也能够控制在较小范围。而在网络社会日渐发达，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日益增多的年代，政治场内的一些行动者还有采取封锁消息的传统做法，往往造成事件处理更加复杂化，负面影响在区域乃至全国和全球扩散。还有一部分政治场的行动者则采用负面事件正面报道的做法，即淡化灾难事件造成的损失与破坏，突出政府领导和相关管理部门对事件的重视和处理，往往能够有效平息事态，理顺情绪，化解矛盾。

　　2． 嵌入媒体

　　“嵌入媒体”( media embed) 就是政治场把权力和“触角直接嵌入到新闻场中的新闻生产过程中一种策略，在此过程中政府对新闻议程进行设置、严控信息通路、参与新闻制作乃至关注发布细节等等”。“嵌入媒体”是美国军方有效开展媒体公关的一个重要策略，也是美军在伊拉克战争中首创的一种舆论战战法。在我国，“嵌入媒体”大量运用于政府日常执政活动中，最典型的活动比如政府执法部门在公开执法时为有效借助媒体的公共影响力，提高安全生产执法透明度，增强政府监管的有效性，通常邀请媒体参与全程跟踪。

　　“嵌入媒体”更广泛地运用于政府各种成就报道上。客观、准确地报道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的成就，是区域性主流媒体的重要职责。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与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发挥引领引导作用是密切相关的。通常政治场的行动者会要求区域性主流媒体全年确保一定的正面宣传报道量，还会要求抓住不同的时间节点，排出一轮一轮的成就性主题宣传。

　　政治场对新闻场过深的“嵌入”，容易导致报道形式上存在生硬不生动、空洞不具体、呆板不感人等问题。通常情况下，报道计划的编排者在缺少深入调查的情况下，排出了巨大的报道量。要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报道量，就需要不断变换主题，而有的主题宣传排定的话题，恰恰是教训多于成绩，有些主流媒体“听话”的惯习造成报道的失实、拔高甚至胡编乱造。有些话题在不同时段，因某种需要会反复排进报道计划，致使媒体放大、重复甚至喋喋不休。在这一类成就性报道的报道形式上，媒体的行动者缺乏创新意识，往往采取应付式的“你说我登”的方式去处理，严重影响传播的有效性。为了“保险”，也是一种多年的惯习，媒体往往就采取未经转化的、直接来自政治场的话语去表现。比如会议报道在标题制作上有一个程式，一般情况下肩题是什么什么会议召开，谁谁谁强调或要求，主标题往往是一句口号式的空洞话语，这种讲话稿式的居高临下的“我说你听”的灌输式方式，会使宣传效果大打折扣。

　　3． 信息隔离

　　新闻传播业一出现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方宪政历史上，新闻媒介很早就被当作宪政制度必然存在的政治力量而受到重视。在 17世纪的英国，新闻界就被称为“第四等级”或“第四种权力”。随着大众传播的发展，新闻监督作为媒介的一种职能，在现代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新闻监督也成为公民行使权力、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有效形式。在我国，所谓新闻监督是指党、国家和人民群众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工具反映公共意见，对社会上一切有悖于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行为，对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与公共利益有关的事务进行监察、揭露、批评、督促、制约和提出建议的行为。我们可喜地看到，新闻舆论监督越来越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被视为解决问题、推进工作、化解矛盾的重要手段，特别是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逐步得到改进和强化。但由于政治场对于新闻场采取“信息隔离”策略，新闻场特别是主流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难以充分地发挥。

　　政治场内的部分行动者的角色定位以及对新闻舆论监督的意义认识不足，过于担心新闻舆论监督可能产生的副作用，认识不到揭露问题、批评缺点对促进问题解决、理顺民众情绪的正面作用。有的从自身利益出发，怕新闻舆论监督影响政绩，影响名誉声望； 有的因为自身有短处、有疮疤而惧怕暴露； 有的错误地认为，媒体公开问题后，会引起民众的恐慌，认识不到遮着掩着会令民众更不安。在具体操作上，政治场的行动者会对媒体特别是主流媒体不时发出报道提示，有些要淡化处理，有些要统一口径，还有些明确要求突出某些内容，更有甚者采取“封口封杀”的极端做法。尽管这些处理方式并不能一概否定，不过掺杂的因素太多，随意性太大，缺乏规则，本质上缺少对党的事业的责任感，缺少社会正义感和同情心，形式上是帮忙，实质上是添乱。在这种状况下，新闻场舆论监督的权益得不到保证，正当的舆论监督得不到实施。

　　“自主性生产”： 新闻场面向政治场的行动策略

　　“关注新闻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这种联系总是坏事。正如福柯所言，权力不仅具有约束性和排斥性，同时还具有创造性和许可性。”新闻场与政治场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新闻场并不是单向接受政治场的作用，其内部的行动者有着很大的行动空间。新闻场的行动者越是秉持新闻生产的基本规则，采取能动性的策略与政治场进行博弈，越容易在市场竞争中形成优势地位。

　　1． 资本转化

　　任何场域的自主性程度，与其在场域争斗游戏中能够获得多少资本是密切相关的。新闻场从政治场中吸取政治资本，通过政治资本的转化，从市场上获取经济资本，再通过长期经营，积累自身的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在市场上取得优势地位，形成与政治场相抗衡的实力。

　　政治场是新闻场重要的生存环境，尽管政治场行动者有时会给新闻场正常运转带来影响和干扰，但政治场也给予新闻场诸多资源。如果新闻场采取策略性行动，有效利用这些资源，将其转化为报道优势、发行优势，就可以增强传播的有效性，增强媒体的影响力。

　　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下，政治场与新闻场特别是区域性主流媒体，具有更突出的一体化特征，互动频繁而广泛，政治场与新闻场一同达成共同的目的。区域性主流报纸靠政治资本的天然性获得，为经济资本的开掘创造了制度性条件。新闻场在与政治场互动过程中，可以利用政治场的资源，发展和壮大自身，从而实现共赢的局面。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报道内容上，区域性主流媒体能够获取都市类报纸无法获得的独特资源，形成报道的竞争优势； 二是在发行上，区域性主流媒体也能够获取都市类报纸无法获得的发行资源，可以借助行政的力量扩大发行量； 三是在经营上，区域性主流媒体能够利用与政府部门和区县紧密的关系，加强活动策划，以活动策划带动广告，实现多方共赢。

　　其中扩大发行量是资本转化的关键一步。扩大发行量，特别是瞄准高端人群做大精准发行的发行量，对扩大影响力，提升竞争力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充分利用政治场的资源。对区域性主流媒体来说，可以利用政治场内的行政手段，以扩大发行，增加覆盖。每年市里都会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级机关、单位以及企业来订阅。事实上，目前大部分的区域性主流媒体读者中，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等公费订阅仍占多数，增加零售和个人自费订阅量不是区域性主流媒体发行的主要渠道。

　　2． 多元均衡

　　新闻场拥有一个由多元要素构成的生态环境系统。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内，由生物群落与其环境组成的一个整体。各组要素间借助物种流动、能量流动及物质循环、信息传递和价值流动，而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并形成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复合体。新闻场的生态系统则是在媒介系统、社会系统、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群体、个人以及物质环境等要素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中所形成的有机整体。这个有机整体处于随时的变化和调整之中，要维持整个新闻场系统的动态平衡，行动者们不能仅仅成为政治场的“附属”和“工具”，而应该在多元生态系统中寻求均衡。

　　以危机事件的报道为例。危机事件发生后，新闻场的行动者就应该注意多方利益的平衡，不仅要对政府负责，也要对社会和民众负责。因此，及时公布事实真相，避免谣言和恐慌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新闻场的行动者要有强烈的职业精神，只要接手调查，就不要满足于支离破碎的点滴信息，更不要止步于政治场所提供的仅有信息，线索不能只从政府一处获取，各方信息都要成为报道的源泉，务求报道真实全面。如果媒体报道的东西不真实，一旦被公众识别出来，势必严重影响主流媒体的公信力。新闻场的行动者只有遵从新闻规律，主动地采取策略性行动，才能化危机为机遇，通过危机事件的报道增强媒体在受众中的关注度和公信力，进而赢得竞争优势。

　　值得欣喜的是，目前政治场的行动者已逐步确立了正视疫情危机、及时公开信息、让公众知情的信息传播机制。而这种新的信息传播机制的逐步确立，也对新闻场的行动者提出了新的挑战。当政治场放宽新闻场对危机事件的报道时，新闻场必须讲究信息传播的方式方法，更好地发挥提供信息、引导舆论的作用。

　　3．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场与政治场的互动中，政治场的行动者所设计的大量成就性报道是新闻场的行动者经常要面对的，如果用被动接受应付的方式去对待，那么政治场对新闻场一定是侵蚀和干扰，会成为一种负担。如果新闻场的行动者积极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主动地采取策略性行动，着力提高传播有效性，那么尽管政治场交给新闻场的是硬性任务，但相当多的内容会成为报道资源。

　　在成就性报道中，新闻场采取策略性行动，增强传播有效性，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转化： 一是内容转化，即把政治场要求宣传的主题内容，选择不同的切入点、从不同的视角来表现，把政治场宏大而抽象的主题，化为受众可触可摸可感的内容，强调受众视角、百姓视角，力求立意高、切入点小、角度独特。二是语言转化，即把政治场内的政治话语、官场话语，转化为新闻话语、百姓话语。三是形式转化，即把政治场内的经验总结、长篇大论的工作报告，用新闻场内的“十八般武艺”进行转化，以新闻化的形式表现出来。

　　“所谓专业主义，是包括一套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的信念，是一系列规范知识分子工作的职业伦理，是一种服从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是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政治场的各类成就性宣传需要经过“专业主义”策划，以一篇篇能引起受众关注的报道去表现。这些能动性的转化所取得的效果是显著的，政治场的目标能够很好地达成，新闻场由于改进和创新了报道形式，报道的实效性也会得到增强，新闻场与政治场在互动中实现了共赢。

　　4． 创造性遵从

　　布尔迪厄曾指出，在他治性的知识场域中，“政治正确性”的外部规则内化为知识场域本身的规则，成为竞争的首要资本。“知识分子在与这种规则的互动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惯习，可称为‘创造性遵从主义’( creative conformism) ”。他认为，严格而保守地遵从意识形态标准是获得“政治正确性”资本的首要前提，但在资本竞争中，简单凭借“盲从”或“效忠”策略未必能够获得优胜位置，“个体要在场域中提升自己的位置仍然需要积极地介入，仍然需要高度的敏感性、创造性、智慧和战略……最具创造性的遵从主义者获得了更多的资本而享有最高的特权； 被动型的遵从者默默无闻； 而那些‘非遵从主义者’或者创造性失误的遵从主义者，则成为场域竞争的牺牲品”。

　　在对政治场的舆论监督方面，新闻场的“创造性遵从”表现尤为重要。舆论监督扮演着“社会守望者”的角色，具有预警功能。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开始重视新闻之反抗和挑战权威以及舆论监督的角色，他们向往和欣赏西方专业媒体所体现的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对抗性关系。

　　普利策新闻奖的创始人约瑟夫·普利策说过： “倘若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瞭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告。”新闻场实施舆论监督是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职责，也是与政治场进行互动博弈求得共赢的重要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社会，新闻场与政治场有着强烈的一体化特征，新闻场的行动者采取策略性行动，需要特别注重与政治场在促进全局工作、中心工作目标达成上的一致性，这样才能顺利地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实现政府推进工作、媒体扩大影响的共赢局面。

　　监督的主题来源于信息采集后的分析。需要根据政府不同阶段的工作重点安排监督计划； 需要从设立的举报电话和举报信箱的渠道，收集民众的投诉，倾听民意； 需要同纪检监察部门、信访部门以及其他党委、政府、司法工作部门加强联系，获取舆论监督的信息，据此把握舆论监督主题。要顺利实施舆论监督，新闻场行动者需要增强监督意识，把握监督技巧，拓展监督领域，强化监督力度，同时需要坚守一些基本的规则： 一是保持真实性，二是坚持指导性，三是力求及时性，四是确保公开性。

　　无论是进行资本转化、维持多元均衡，还是坚守新闻专业主义、创造性遵从等等策略，新闻场实质寻求的依然是本身场域自主性( autonomous) 的生成过程和可能性，正如布尔迪厄多次强调的那样，对新闻场域来说“真问题是其自主权( autono-my) ”。一旦新闻场的行动者在与政治场的互动中采取被动态度，丧失“自主性”，新闻场自身的运作逻辑遭受侵蚀，主流报成了“黑板报”，媒体的形象受损，阅读率不断下降，在市场竞争中则会处于劣势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