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顺应党心民心,高扬以人为本的旗帜,正在针对中国的国情,从细处着手,落实新闻法制建设,其中构建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便是举措之一。“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并列,反映出党对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追求的新思考,使人民民主权利的内涵和指向更加明确。在“四权”建设中,知情权将为民众获得公共信息,尤其是获得党和政府掌握的公共信息提供法律保障;参与权将为民众进入公共事务管理开辟广阔道路;表达权将切实保障当代中国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权利,进而使民众的舆论表达更为广泛与活跃;监督权的充分实现将使舆论表达与政治参与中最有影响力而操作难度又最大的领域得到根本的改观。2009年4月,国务院颁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明确提出:采取有力措施,发展新闻出版事业,畅通各种渠道,保障公民的表达权利;依法保障新闻记者的采访权、批评权、评论权、发表权;发挥人民团体、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作用等。这些制度安排和设计,无疑将大大推进新闻改革的进程,在新的高度上光大“五四”言论自由的理念。
　　(二)坚持新闻本位,贯彻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方针。
　　“五四”新闻本位新闻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新闻意识的形成。90年来,这一理念的坚持,始终伴随着各种新闻思潮和新闻规制的交锋。“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有无真理性?现象真实与本质真实孰是孰非?正面报道为主口号下负面报道如何面对?凡此种种,争议不息。新闻改革之初,《解放日报》总编辑王维在《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一文中曾经说出了中国新闻界面临的尴尬:“现在我们有点‘返老还童’的现象。搞了五、六十年的马列主义宣传教育工作,还要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问题。搞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还要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不但要讨论这些常识问题,而且在讨论中还遭到压制和受到阻力。我们办了三、四十年的报纸,现在也要讨论‘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的问题。这些虽是基本的常识问题,但经过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有些还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要拨乱反正,得从头开始。”[30]
　　从头开始,从事实出发,中国新闻界开始努力回归“新闻本位”。“报纸是新闻纸,报纸的个性是新闻性,报纸应以发表新闻为主,一张报纸没有新闻,或者很少新闻,它就不像报纸。”“报纸是新闻纸,不但要发表大量的新闻,报上发表其他形式的文体,如论文、文艺作品和美术作品等等,都应具有新闻性,都应有强烈的现实感,不然,也不合报纸的需要。”[31]这些话语表达了当代新闻人改革的决心。既然报纸应以新闻为本位,而新闻的最终源泉又来自生活和生活的创造与群众,深入生活和深入群众自然成为新闻本位的应有之义。于是,在新时期新闻改革中,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方针,成为体现新闻本位的主要抓手和基本保证。
　　新闻改革的推进使“新闻本位”理念自身也不断衍伸,这主要表现在“内容为王”和“受众本位”的提出。所谓“内容为王”,一指新闻传媒中的各种社会信息承载物,以报道社会事物和民众生活的新闻最为重要;也指新闻传媒所承载的各类新闻作品,都是新闻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统一体,相对于形式而言,内容始终处于最重要的位置。所谓“受众本位”,一指新闻调控、新闻制作、新闻受众三者关系中,应以受众为重;二指新闻生产和流通的终端,以受众的选择和接受为致效的标志。“内容为王”,是以新闻为主体的内容为最重要,受众也主要是接受新闻的主体受众。从这个意义上讲,新闻本位这一理念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接续,并且有了更为明确的目标和更为具体的诉求。
　　(三)张扬公共性,为公众提供最广泛的表达渠道。
　　“五四”提出并努力实践的“社会公器”理念,一直是许多报人和学人的理想。进入新时期新闻改革以来,有的人开始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安岗提出:“报纸的每一位读者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当他想到他的问题需要经过报纸来解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读者已经不是一般的读者,他实际上是个社会活动家了。因为他已经懂得运用新闻手段诉诸舆论来进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工作,以求得问题得到正确解决。因此,我们把读者放在什么位置上,怎样让读者在报纸上就政治的、思想的、经济的、文化的以及一切切身问题进行讨论,既是我国人民民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无产阶级报纸的重要特征。我们是把自己的读者看作报纸的主人,读者中大多数人的意见代表舆论的主流。”[32]这里,清晰地传递出新闻公共性的信息。
　　改革开放之初,一些新闻工作者和学者提出报纸具有人民性,这同公共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笔者之一在当时就人民性问题发表过这样的看法,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掌握着物质生产资料,也掌握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既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又理所当然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它们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意愿,表达人民的呼声,履行人民的监督,并且自觉地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文风。这种社会主义新闻事业同人民群众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是新闻事业的人民性的实质所在。
　　尽管党性与人民性的关系后来没能深入地讨论下去,但新闻事业的公共性、群众性等理念并没有因此而弱化。随着执政党对执政理念的反思和提高执政能力的努力,传媒的公共利益至上的理念也在逐渐增强和完善,“把体现党的领导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已经成为新闻界的共同追求。在新闻改革中,新闻媒体作为社会公器,作为政府和民众都可以依法使用的媒介,其肩负的社会使命是“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要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安定团结”,“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33]
　　为了更好地体现新闻传媒的公共性,新闻改革中还突出强调要努力增强新闻报道的亲和力、吸引力和感染力。新闻传媒要体现出对人民群众的尊重和依靠,必须注重在报道新闻事实中体现正确导向,在同群众交流互动中形成社会共识,在加强信息服务中开展思想教育,用事实说话,用典型说话,用数字说话,化解矛盾,理顺情绪,引导各方面群众共同前进。
　　(四)肯定商品属性,走传媒事业化与产业化并举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报社是党的宣传机关”、“报纸是思想教育工具”的思想逐渐取代了“五四”时期形成的报纸是商品、报社是商业企业的理念。但商业经营理念始终没有彻底消失,如王中很早就公开提出,“报纸要根据读者需要来办,这是办好报纸的根本问题。离开了读者需要,只把报纸当作党的宣传武器,不把它当成读者要花五分钱购买的一种商品,报纸必然不会受读者欢迎的。”[34]
　　新闻改革不久,关于报纸商品性论文联盟http://的议论重新展开。首先是王中等人提出,办报人要对得起读者的五分钱,因为读者是花了五分钱买报纸的,报纸自然是不折不扣的商品。接着是新闻界的大讨论,在“左”的倾向还占上风的时期,新闻界关于新闻事业的商品性,已经形成了大致相同的观点:第一,必须冲破禁区,给新闻和传媒的商品性下一个定义,论证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否则传媒改革难以深入。报纸的商品性,指报纸在社会流通过程中所具有的商品特性。读者支付一定量的货币取得报纸,报社投入一定成本生产报纸,经销售获取利润。报纸不是白纸,它之成为新闻纸,主要由于白纸上印有新闻。因此,报纸的商品性,不同于白纸的商品性。报纸的商品性,主要是由印在其上的新闻及其商品化所决定。第二,从四个层次,讲清新闻的商品性。首先,新闻是以意识为主呈现的商品;其次,新闻是以智力劳动为主生产的商品;再次,新闻是以信息服务为功能的商品;最后,新闻使用价值的实现有着特殊的作用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