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提要】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是解读英美国家媒介政治的典型案例。随着西方民主政治对媒体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民主被异化为“媒主”。默多克新闻集团与政治利益集团交往几十年，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彼此渗透，盘根错节。不良政客与贪婪“小报”为了各自利益，从“对立”走向“合谋”，联手出卖公众利益。这次“窃听门”事件爆发，对公众、政界以及媒体应是一次深刻的警省。

　　举世瞩目的《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并没有因该报的快速关张而平息，相反，随着剧情的推进，不断有新的角色和情节被挖掘出来，不停刷新人们的好奇上限。就目前而言，可能难以预料该剧最终以何种面目落幕。不过，有一点看来是清楚的：《世界新闻报》“窃听门”背后存在不正常的媒体与政治关系。这次的“窃听门”事件让公众意识到，“窃听”事件不只是《世界新闻报》一家，甚至说不是默多克新闻集团一家。新闻集团的“窃听”行为是个极端的恶例，但此类“窃听”绝不是个案。媒体行业存在大面积的“窃听”行为，这在素以政治民主与新闻自由骄人的英美社会，无疑是耸人听闻的。不良政客与媒体为了各自利益，从“对立”走向“合谋”，联手出卖公众利益。这次《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意外撞开了这扇厚厚的双层玻璃门，撕开了政治与媒体“假面舞会”的真相。

　　“民主”与“媒主”

　　在西方代议制民主体制中，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媒体让民主运转起来，媒体高度介入政治过程，在其中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政治是在众多的社会利益之间争夺影响力，争夺选举胜利所赋予的控制国家权力的斗争。”“传媒在过去和现在都被认为是利益集团内部及各集团之间交流的渠道，也被认为是政治家和他们所代表的选民之间、政府和人民之间双向交流的渠道。”"王绍光认为，在现今主流“民主”体制下，民主被化约为选举，选举被化约为竞选，竞选被化约为推销。#西方民主政治实践对媒体的依赖越来越严重，民主异化为“媒主”，由媒体决定政治命运。默多克的传媒帝国即是一个极端的例证，而这次《世界新闻报》的“窃听门”就充分暴露出这个问题。

　　默多克，这位传媒大亨，凭借其卓越的智慧以及雄厚的资本，成功打入英美老牌民主制国家。他从声誉不佳的小报起家，借助市场力量，在英美等国攻城夺寨，所向披靡，成为控制英国传媒业与政治命脉的传媒巨头。在英国，默多克集团控制着40%的报纸发行量，他既拥有《世界新闻报》《太阳报》之类的著名小报，也有《泰晤士报》之类的顶尖大报，还有天空电视台39%的股份。同时，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在美国拥有福克斯电视网、《华尔街日报》等重量级的媒体。拥有强大媒体力量的默多克，在英美国家也就获得了极大影响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无冕之王”。

　　在英国，默多克被称为“内阁影子部长”。英国媒体指出，默多克的口袋里装着一张“唐宁街10号”的特别通行证，只要他想见英国首相，“随时欢迎，这样的规矩已经有几十年了，从撒切尔夫人到卡梅伦，没有例外”。就拿默多克旗下的《太阳报》来说，它对英国政治的影响甚巨。1979年英国大选时，《太阳报》公开宣布支持保守党的撒切尔夫人。投票日当天，《太阳报》在头版把当时工党候选人金诺克的秃头形容为电灯泡，并说“如果金诺克今天当选，请最后一个离开英国的人点亮灯泡”。最终是工党输了大选，撒切尔夫人胜选。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太阳报》一直挺她。撒切尔夫人卸任后，《太阳报》又支持保守党的梅杰。1994年布莱尔出任工党主席后，改善了与默多克的关系，《太阳报》此后与工党保持了十多年的蜜月期，布莱尔和布朗先后担任首相。$另据曾做过《世界新闻报》《每日镜报》主编的皮尔斯·摩根回忆，1997年布莱尔成功当选首相后，这位新任首相给他邮来了一封手写的信：“亲爱的皮尔斯，谢谢你在选举活动中对我们所做的了不起的报道。你对我们的胜利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干得漂亮！”据皮尔斯·摩根统计，他跟布莱尔一块儿吃过22顿午餐、6顿晚餐，做过6次专访，有24次面对面喝茶，吃着饼干，聊着天，跟他还有数不清的电话聊天。%可见，英国媒体对政治的影响之远、之深。默多克传媒帝国手上掌握着民意资源，控制巨额民意期货。这位传媒市场上的“王者”，也就成了英国政治期货操盘手。默多克像选股票一样物色他看好的政治候选人，凭借其雄厚的媒体实力，让他看好的政治“期货”增值。在英国这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默多克将媒介政治学玩得游刃有余。

　　现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和默多克关系相当密切，在英国这已是公开的秘密。卡梅伦之所以能够在大选中获胜，是与默多克传媒帝国的公开支持分不开的。有媒体称，卡梅伦能坐到首相的宝座上，得益于默多克手下媒体的力挺。默多克乃是卡梅伦入住唐宁街10号之后第二位拜访他的人。今年6月，默多克在伦敦金斯敦公园橘园内，举办一年一度的英国精英大聚会。默多克邀请英国政界、新闻界的高层以及社会名流参加，其中包括英国首相卡梅伦夫妇、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领袖米利班德夫妇。2007年《世界新闻报》窃听王室电话的丑闻曝光，时任该报主编的安迪·库尔森辞职。此时，作为在野党领袖的卡梅伦竟然将库尔森任命为他的新闻主管兼发言人。2010年卡梅伦赢得选举后，库尔森成为联合政府新闻主管。

　　这次《世界新闻报》的“窃听门”爆发，卡梅伦不得不亮出姿态，指责“窃听门”是“无耻”、“恶心”之举。深陷丑闻的默多克新闻集团已成“人民公敌”，此时此刻，卡梅伦当然要与千夫所指的默多克进行“切割”。问题是，默多克的传媒帝国，已经像章鱼一样紧紧吸附在英国政治肌体上，政治与传媒之间的深度纠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俨然是一对连体婴儿，很难分得开。即便这次默多克传媒帝国无法挺过难关，恐怕也难以斩断他们这种根深蒂固的依附关系。

　　市场化媒体：追逐有价新闻

　　在传媒业高度发达且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有价值的信息成为稀缺资源。媒体需要源源不断地向社会与市场输送新闻信息，但有新闻价值的信息毕竟是有限的。越是稀缺的信息，其市场价格越高，其市场回报率越大。在贪婪的媒体资本家眼里，市场利润可能是第一位的。默多克旗下的著名小报，诸如《世界新闻报》《太阳报》，在挖掘、捕捉有价值新闻方面，具有超强的能力，经常能捕捉到独家的新闻猛料。为了抢到独家消息来源，《世界新闻报》《太阳报》之类的小报，往往置媒体的公共责任于不顾，甚至纵容记者采取非常手段，获取新闻资源。《太阳报》典型的办法是，为了得到“内幕故事”，他们会选派一名记者到该机构去申请一份工作，这位记者就会被聘用。比如他们派一位记者成功应聘一家监狱的保安，他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时间，抓到一系列非常棒的独家新闻。&2009年，《世界新闻报》从线人手中购买独家照片，曝光菲尔普斯吸食大麻，使这位旷世游泳天才、北京奥运会“八金王”迅速从人生巅峰跌入谷底。再如，《世界新闻报》著名“钓鱼记者”马扎尔·马赫穆德，曾扮作“中东油王”，邀请时任英格兰队主教练的埃里克森到迪拜度假，记者在埃里克森毫无设防的情况下，从他口中钓取了英格兰国脚的内幕故事，诸如“欧文对纽卡斯尔不满”、“英超联赛假球横行”等等。小报记者往往盯着名人、明星的绯闻、丑闻与隐私，瞅着那些夺人眼球的所谓重大事件。为了获得这些新闻猛料，他们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不惜突破职业底线。正如克里斯·马修斯所言：“永远不要忘记，新闻记者们是在黑夜的桌子上度过他们的学徒生涯的。当一起耸人听闻的凶杀案或者一起惨绝人寰的车祸发生时，都是这些野心勃勃的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这些行动敏捷、善于捕风捉影的杰米·奥尔森类型的记者，驱车赶到刚遭遇不幸的死者家中，向其亲属索求‘近期照片’。在提出这个非常令人讨厌的要求之后，他们会漠然地无动于衷地站在走廊里，等候逝去的亡魂的照片从家庭影集册里拿出来。”'这次默多克传媒帝国爆发的“窃听门”，表面上看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带有必然性。

　　大多数有价值的新闻信息是由政府控制着的，媒体研究者们一直认为官方信源控制着新闻，(尤其是那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信息，往往被官方掌控了，不能轻易被媒体获取。信息是一种力量资源，机敏地使用可以在管理公共舆论的时候扮演主要的角色。为了追求民主政府的理念，信息可以自由流通；然而为了一个政府或是一个国家权力机构的特殊利益，信息同样会被压制、审查、泄漏甚至制造。正如前公务员克莱夫·庞廷（clive ponting）指出的那样，英国政府与其把公共舆论视为能够改变政府决策的事物，还不如被看作是可以加以操纵的东西。)很多重要公共信息成为在官员手中掌控的稀缺资源。媒体为了获得这些资源，就需要巴结官员。反之，官员也需要媒体传播自己的声音和正面形象。有学者认为，资深记者与高级的消息提供者相互依赖，即令双方关系有时对峙，但彼此合作，这是常事。

　　媒体常以新闻自由的名义，要求官方公开信息，或者采取一定的专业技术手段，挖掘被官方封锁的信息。官方绝对不会毫无保留地向媒体公布信息资源，除了那些以国家机密名义需要保密的信息之外，官方会把不利于自身利益和形象的信息控制起来，比如丑闻等等，是不能轻易让媒体知道的。在双方博弈过程中，一些媒体甚至会采取非常手段，比如，雇佣私家侦探、支付高额信息费用，以获取有价值的消息来源。皮尔斯·摩根在1995年5月23日的日记中披露：这天下午，他跟默多克进行了一年一度的财政预算讨论。《世界新闻报》比上一年大概多花了100万英镑。当默多克问皮尔斯：“你们为什么花掉我那么多的钱呢？”皮尔斯这样回答：“我们不得不支付我们披露的重大事件所需要的费用，以及全年的后期制作所需的费用”。+这里所指的重大事件的费用，包括《世界新闻报》在其竞争对手那里搞到的独家新闻的费用。围绕消息来源，政府官员与媒体记者之间存在着既对立又合作的关系，这在默多克传媒集团与英国官方高层之间，表现得尤为突出。默多克新闻集团在与政治利益集团30多年的交往中，已经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彼此交叉渗透，盘根错节，剪不断，理还乱。

　　如何安顿公众利益？

　　在政府与媒体之间，存在一种“仪式性的对立行为”。这种仪式般的姿态制造出一种新闻媒体与政府彼此独立的假象，让人看起来好像新闻媒体没有大肆宣扬政府立场。同时，这种姿态使媒体自由和开放政府的神话更具有戏剧性。,政府与媒体为了各自的利益而合谋出卖公众利益，表现得十分隐蔽。对于政府与媒体表演的“双簧”，公众往往被蒙在鼓里，甚至以为政府以及媒体在替他们办事和说话。实际上，他们是在联手出卖公共利益。政客为他们眼中的选票，媒体为他们盘中的利益，将公众利益抛至脑后。这次《世界新闻报》的“窃听门”事件爆发，对公众应是一次深刻的警省。“窃听门”事件对公众最大的刺激，不是因媒体窃取了王室、政客以及明星的隐私，而是媒体以极端的手段偷偷进入公民私人领地，窃取公民的隐私。尤其激起公愤的是，2002年3月一位名叫米莉·道勒的13岁英国女孩失踪后，英国《世界新闻报》雇佣私人侦探窃听道勒的手机语音信箱，当道勒家人和朋友的留言占满了语音信箱后，《世界新闻报》雇佣的侦探擅自删除了部分留言，导致受害者家人以为道勒还活着，干扰了警方的侦破工作。媒体以卑劣的手段，窃取公民隐私，抛到市场出售。政府官员竟然与这样的媒体狼狈为奸，里应外合。对英美社会公众来说，这是无法接受的。

　　《世界新闻报》“窃听门”事件的警示意义是多方位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政治方面。需要反思选举政治对于媒体的过度依赖问题。日前，英国反对派领袖、工党党魁米利班德提出，为防止默多克过度影响英国公众的生活，应该修订媒体所有权法，拆解新闻集团，减少其在英国媒体市场的份额。如果米利班德出于公众利益考虑，提出上述改革方案，值得赞许。但若是从个人或利益集团之私出发而提出的，就该警惕。有学者担心，如果新闻界的权利空间被重新界定，西方政治平衡就会被严重打破，行政权力势必来填充这一权利空间，导致行政权力的单极化倾向，甚至任其肆无忌惮地行事。如果默多克倒下去，那倒下去的就不仅是默多克，整个西方的政治体系也将面临巨大的危机。-这种担心是富有远见的，媒体身上既有天使的一面，也有魔鬼的一面。“窃听门”事件彰显的是媒体“恶”的一面，但不能以此为借口，将其“天使”和“善”的一面阉割了。

　　二是媒体方面。应该反思媒体如何处理市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过度追逐市场价值，罔顾媒体社会责任，只会把媒体引到邪路上去。比尔·科瓦齐、汤姆·蒙森斯蒂尔等人曾提出十大新闻基本原则，其中四条是：新闻工作者首先要对真实负责；新闻工作者首先要忠于公民；新闻工作者必须成为独立的权力监督者；新闻工作者有责任按良心行事。.这次“窃听门”事件，催逼媒体反省，提醒媒体收敛贪婪的资本欲望，张扬其“天使”和“善”的一面。

　　三是公众方面。公众利益是政治与媒体合法性的基础。但在世俗政治以及媒体实践中，公众利益容易被急功近利的政客、唯利是图的媒体资本家丢于一边。公众需要用雪亮的眼睛盯住政客和媒体的表现，留心他们的表演花招。与此同时，作为选民与消费者的公众，需要反省自身的政治行为和消费行为，不能盲目贪图窥视隐私，丧失良知，失去理性，中了别有用心的政客以及心怀叵测的媒体老板的圈套。作为公众，既要警惕政治权力对私人权利领地的入侵，也要小心资本黑手的偷袭。要防止政治权力的“窃听风暴”，同时也须警惕媒体资本的“窃听门”。

注释：
　　尼古拉斯·加汉姆：《解放·传媒·现代性》第272~273页，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王绍光：《祛魅与超越》第107页，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纪双城、木春山、陈小丫：《“窃听门”折射西方民主弊端》，《环球时报》2011年7月20日
　　皮尔斯·摩根：《知情者：揭秘英国十年丑闻的私人日记》，第107、205页，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
　　唐亚明：《走进英国大报》第217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
　　克里斯·马修斯：《硬球：政治是这样玩的》第219~210页，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
　　迈克尔·舒德森：《为什么民主需要不可爱的新闻界》第108页，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
　　布莱恩·麦克奈尔：《政治传播学导论》第155页，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
　　马丁·李诺曼·苏罗蒙：《不可靠的新闻来源》第25页，正中书局1985年版
　　w·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第247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
　　喻国明：《默多克不是下一个“雷曼兄弟”》，《东方早报》2011年8月2日
　　比尔·科瓦齐、汤姆·蒙森斯蒂尔：《新闻的十大基本原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