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杨武事件”发生后，有一张照片和一段视频在网络上疯传。

　　照片的背景很杂乱，上面堆满了衣物和传单。照片右侧，杨武的妻子，也就是这起强奸案的受害人王娟向里侧卧在床上，两手抓着床单，将脸捂得严严实实。左侧，有好几只指甲涂得鲜红的手握着话筒，将它们凑到女子的头边。话筒上，南方电视、广东卫视“今日关注”栏目、深圳电视台“公共频道”的标识清晰可见(见右图)。

　　视频上，也是一群手持话筒的人走进了一间堆满废旧电视机的房子里，他们围着身材瘦小的杨武要求采访。杨武跪在地上，头深深地埋了下去，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我忍受的是所有男人不能忍受的耻辱和压力，我不愿意回忆，求求你们了，出去好吗？”

　　这张照片和这段视频深深地刺痛了很多人，很多网友直呼这是“最残忍的采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陈昌凤教授对此在微博上评论道：“有一种现场，呈现的不是专业性，而是无德、无知、利益至上。”甚至有网友在微博忿言：“谁知道那些媒体的投诉电话？真想臭骂他们一顿。”许多媒体和媒体人也纷纷发表评论，谴责那些生硬采访“杨武事件”的媒体的表现，强调媒体所应遵循的新闻伦理。

　　“杨武事件”由此成为审视中国媒体道德表现的一面镜子，但单纯的指责和重申伦理规范并不能反映事件本质，其间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环境和情绪、媒体及媒体人的行为逻辑以及媒介生态更值得人们深思。

　　一、“杨武事件”始末

　　“杨武事件”被引介至公共舆论领域，源于记者节那天《南方都市报》的一篇独家报道。

　　11月8日，该报记者成希发表题为《妻子遭联防队员毒打强奸丈夫躲隔壁“忍辱”一小时》的整版报道。报道称，31岁的安徽阜阳人杨武与妻子王娟（均系化名）在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租房开了间修电器的小店，10月23日晚，杨武的同乡、西乡街道社区治安联防队员杨喜利来到他们家，毒打并强奸了王娟，杨武出于恐惧，在杨喜利对妻子施暴的过程中始终躲在杂物间，未敢出来制止。事发后，王娟多次自杀未遂。

　　报道中多次提及，面对后来的责骂，杨武称自己“软弱、窝囊、没用，是世界上最窝囊和最没用的丈夫”。

　　此事件的披露立刻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关注。许多网站的编辑都在8日这天将此报道放在了首页的显眼位置，人际传播速度更快的微博则形成了疯转的态势，从而使“杨武事件”成为了8日当天最主要的全国性话题。

　　从新闻价值角度审视，这则新闻无疑是值得报道的。首先，施暴者是社区治安联防队员，这本身就是个反讽，因为维护治安者竟然成了施暴者；其次，案件本身也值得追问，为何犯罪嫌疑人施暴的同时，受害人的丈夫明明在场却不敢出来制止？他是出于什么原因选择了懦弱？

　　认真考量其间的因素，施暴者是社区治安联防队员，这决定了这起案件可以采写成为一条值得反思的“犯罪新闻”，但很难引起轰动。如果对受害人丈夫反常行为进行认真开掘，也许能展现这条新闻的社会价值，不过如此采写手法也可能会让报道变得太正统和太严肃。

　　从《南方都市报》第一条报道的呈现方式来看，无论是标题还是行文，都按照所谓“尖叫原理”展开的。该报道标题为《联防队员砸民宅强奸毒打女子1小时丈夫躲隔壁》，第一段这样写道：“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的一间出租屋里，一个瘦弱女人躺在床上，脸色惨白，瑟瑟发抖，直勾勾盯着天花板，床下还有一大摊血迹。忽然，她从床上坐起来，挥舞双手，嚎啕大哭。一有陌生人靠近，她就呼天抢地，狠狠地用头撞墙，似乎感受不到疼痛。”

　　这则报道中还引用了记者与杨武的对话，杨武自我评价为“世界上最窝囊和最没用的丈夫”，记者则称“你太懦弱了！”。

　　成为轰动性新闻后，媒体蜂拥而至深圳宝安区西乡街道，并很快找到了杨武家，纷纷进行采访。这其中，不仅有深圳和广东本地的媒体，甚至连成都电视台等离深圳有千里之遥的新闻单位也派出了记者。至于“采访盛况”，正如《齐鲁晚报》所称：“他们从杨武家狭小的卷帘门直闯而入，将不足8平方米的小屋围堵得满满当当。”

　　电视媒体8日当天也作出了报道，南方电视台在8日晚间播出的节目，引用警方通报称犯罪嫌疑人杨喜利不承认有强奸行为，却表示和王娟之前就存在“通奸”的行为。9日，有媒体称，由于不堪络绎不绝的记者上门要求采访，且无法忍受“通奸”的说法，王娟再次割腕寻求自杀，被杨武救下后，不堪其扰的这一家子选择了搬家躲避，但仍有记者找到了治疗王娟的医院，要求采访。

　　二、审视媒体的伦理表现

　　“杨武事件”发生，对媒体伦理的反思从第一篇报道就开始了。作为首位报道者，《南方都市报》记者成希被网友要求道歉，有评论认为他的报道过于煽情，且缺乏同情心。央视主持人柴静也在11月9日的博客文章《没忍住》中称：“第一篇报道中，有句话我看了很刺心。在对话中，记者对这个在妻子被强奸时没有出来施救的男人说‘你太懦弱’。这话实不该说。”她称这种表达“像刺一样扎在人心里”。

　　但成希做出了自己的辩驳，他在接受天涯论坛的访谈时称：“事发十几天，杨武跟很多媒体求助过，但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他找到了‘南都’，我立即赶到现场进行采访报道，应他的请求报道此案。至于其他媒体粗暴采访，跟《南方都市报》无关。”

　　成希还声称：“在新闻伦理上，‘南都’做了很大克制。……原本我们是有机会跟他妻子对话的，但看她情绪过于悲伤，根本不忍打搅，只是看了她一眼。”

　　但他承认，他在报道中个别表述在报纸上呈现“确实有所不妥”，比如柴静批评的那句“你太懦弱了”。但他辩称：“任何采访，任何媒体，任何记者，都带着主观色彩。我们能够做到的，是最大程度保持客观和平衡，这也是大家通常所说的新闻专业主义。但实际上往往受影响的因素很多，大家都不是圣人。”

　　对比成希，后来蜂拥而至的记者们“围访”和“强访”的行为受到了更多的批评。上述展现这种场景的照片拍摄者是《深圳晚报》摄影记者温庆强，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当时王娟“不愿说话”，但现场至少10家媒体的记者一直在催促王娟说话，要她“说说当时的情形”、“你有什么感受”等。而杨武下跪的镜头则在多个视频中出现，甚至有伴音要摄像记者把拍摄杨武的镜头“放大”。

　　让媒体备受诟病的不仅是采访方式，还有报道内容。从视频上看，一些电视台在报道此事时，明显展现出强迫式采访的镜头，受害者虽然化名了，但他们痛哭流涕的表情却没做任何遮掩地呈现在画面上，甚至连受害者年幼的子女也未作任何遮掩即作呈现。这些报道还强调受害人的精神状况，比如“一有陌生人靠近，她立即就会惊恐地往后缩，并发出尖叫声”。

　　至于报纸，最过分的是11月9日的《江淮晨报》，该报对此事的整版报道配上了这样的报道标题：《“我是世界上最窝囊的丈夫”是的，你还好意思说！》

　　媒体种种有违新闻伦理的表现引发了广泛批判，这种批判不仅来自社会，也来自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除柴静外，《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在微博上说：“这样长枪短炮地对着一个刚刚遭遇不幸的女人，于心何忍？”《新民周刊》记者杨江也在微博上评论道：“新闻采访应避免对受害人二次伤害，但我们一些同行偏偏喜欢将镜头对准受害人，而后像狼外婆一样对受害人表演同情，生硬揭开伤疤，‘循循善诱’刺激受害人痛苦回忆、掩面而泣甚至精神失常，这样做很不道德。”

　　众多新闻媒体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东方早报》等也对此事件中媒体的表现进行了反思，强调应遵循新闻伦理。

　　11月10日，《江淮晨报》在官方微博上对该报报道中存在的问题作出道歉：“在制作标题时，我们只是浅薄地对受害人杨某‘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未能做到应有的公正、公平，给受害人及读者带来了伤害，在此表示道歉。”

　　三、“最残忍的采访”引发的追问

　　应该说，“杨武事件”中的媒体伦理问题不难辨识，这点甚至从采访此事的记者反思也可看出，《深圳晚报》摄影记者温庆强表示，他目睹当时的采访环境，“感到不妥”，于是按下快门，转身离开。

　　在这里，我们无需重申媒体该如何保护受害者，避免对受难者的二次伤害，这些常识记者们都很清楚。值得追问的是，面对一次如此容易辨别是否有违媒体伦理的报道，为何仍有那么多媒体记者“忍心”进行“强迫式采访”？难道他们真的没有“不忍之心”？

　　在笔者看来，情况并非如此，飞赴深圳采访此事的成都电视台记者罗彩霞在事后发了一条微博，展现了内心的挣扎：“很无力，曾一度想放弃，也得到消息这个选题可以不要做了。可又得到消息要继续。……又要人文关怀，又要重提媒体责任。可对王娟来说，媒体再次到来就是更严重的二次伤害，就是一种羞辱。而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特大煎熬，感觉好伪善！”

　　确实，记者在面对这样的选题的时候，会陷入一种两难的境地，采访吧，很残忍；不采访吧，拿不回这条新闻。但最终为何有那么多记者仍然选择了强行采访呢？笔者认为，这是由当前的市场化媒体竞争生态决定的，“杨武事件”所蕴涵的曲折情节和丰富信息，对于媒体而言当然是不可多得的好选题，因此众多媒体才会蜂拥而至。当前，由于网络平台和手机终端的超级信息平台的出现，使得媒体的竞争压力与日俱增。为了吸引受众、赢得关注，媒体不择手段挖猛料，不顾一切抢新闻的现象经常发生，在获得所需的过程中，新闻伦理往往放到了靠后的位置考虑，尤其在多家媒体同题竞争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种情况在之前的“杨丽娟事件”、“小悦悦事件”中已经得以充分体现，“杨武事件”只是提供了新的典型案例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杨武事件”中对新闻伦理底线践踏得更为彻底的是电视媒体，无论是温庆强照片中呈现出来的众多电视台台标，还是电视镜头中呈现的场面，都证明电视在这场采访中的表现更激进。笔者认为，这也是由视频媒体的特性决定的。有人总结当前受众的阅听兴趣，认为“集体偷窥”的欲望越来越普遍和强烈。所谓“集体偷窥”，也指受众希望通过大众媒体去获知隐秘的情感或与性有关的隐私内容，而这些隐私在视觉上的表现力要远远胜过文字上的表现力，这也是为什么电视能成为娱乐、情感类节目主要载体的重要原因。对于电视媒体而言，画面的不可或缺性决定了记者必须要采访到事件相关当事人，这也是电视媒体更容易侵犯隐私权的重要原因。

　　由于利益的驱动、“集体偷窥”心理的加强和职业伦理评价的缺失，当前的媒体生态中也出现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也就是说，遵守道德的媒体也许要在新闻竞争中受损，而违背伦理准则的媒体反而会受益。从采访上来说，不择手段、肆无忌惮的媒体获得了更多的信息；从内容上来说，“标题党”新闻、“尖叫新闻”，甚至“黄色新闻”，赢得了更多的传播。

　　值得注意的是，媒体能肆无忌惮地强迫式“围访”“杨武事件”，也跟被采访对象不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有关。柴静就在博客中表示，“他们夫妇来自农村，可能不知道媒体强行进入私宅涉嫌违法，不知道报道中对性犯罪的受害人必须给予隐私保护、避免二次伤害的新闻伦理，也不知道即使在庭审阶段也需要对此类案件进行非公开审理”。

　　确实，不能不承认的是，当前的媒体在报道中不仅有“怕硬欺软”的倾向，而且有时候还会故意利用受害人在相关知识上的缺失和自我保护意识上的不足，充分表演同情心，“循循善诱”地引导采访对象打开痛苦记忆的闸门，直到引导到他们痛哭流涕甚至捶胸顿足、精神崩溃，才心满意足地关上镜头，扬长而去。“杨武事件”中，许多媒体无疑也是想这样获得一个“好故事”，只是这一次，他们造成的伤害让采访对象实在太难承受了。

　　上述这些更深层次的矛盾假如得不到解决的话，我们相信，“杨武事件”决不会是最后一次，也不会是最恶劣的一次。当然，从乐观的角度看，此次事件引发受众的批评，引起新闻界同仁的自省，意味着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进程在不断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