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论文联盟　摘 要：经历过文革洗礼的多多迅速在白洋淀诗歌人中脱颖而出，他把诗歌作为一生中最神圣的事业来追求。多多擅长直指人性的、对人类生存处境的诗歌书写，其诗作显示出独特高超的诗歌技艺。
　　关键词：多多 成长 诗歌书写 诗艺成熟
　　
　　多多1951年8月28日出生于北京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共和国的阳光下成长起来的多多有着梦幻般的美好童年，并在父母的熏陶下很早就对绘画和中外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64年多多考入北京第三中学，然而当他像所有的花季少年一样对未来怀着美好憧憬的时候，一场浩劫扼住了他瑰丽梦想的咽喉，中断了他的求学之路，从此改写了他的命运——这就是1966年夏天爆发的“文化大革命”。这场披着“革命”外衣而实质上却是摧残人性、破坏文明、践踏民主、毁灭文化的大破坏运动像一场可怕的风暴席卷了中国大地，使整个共和国沉入了最可怕的黑暗之中，政治的极权主义要求全国人民步调一致、声音一致、思想一致，所有的“个人性”、“主体性”都遭到打击，全国民众在对领袖的顶礼膜拜中表现出极端的近乎疯狂的行为暴动和思想暴力，在这种集权政治的影响下，文艺成为其传声筒，“假”、“大”、“空”成为当时文艺最突出的表现。
　　对于“不识愁滋味”的多多那一代的青少年来说，“革命”恰好给他们内心潜伏的不安分和叛逆精神提供了一次表演的机会，于是在某些领导人的阴谋设计和蓄意煽动之下，全国掀起了以学生为主力的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作为追随毛主席的狂热信徒的多多当然也对“红卫兵”运动有着无可抑制的热情和冲动，但是因为他的父母曾在四十年代留学海外而遭到批斗改造[1]，当年绰号叫做“毛头”的多多只能成为运动边缘上的“红卫兵”，这使得他在切身经验之外多了一些旁观者的冷静思考。1968年“红卫兵”运动迅速落潮，强烈感受到这场运动所带来的失落感和欺骗感的多多埋头阅读了马克思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国古典文学和翻译的外国文学比如拜伦、雪莱、普希金等名家的作品，并和同龄伙伴一起模仿毛泽东诗词写了一些古诗词，但在写了三十七首后因为感觉到“这东西不行了”[2]而完全放弃。除此之外，多多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写诗。
　　1969年，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最高指示”下，多多和同班同学兼好友芒克、根子（岳重）乘坐同一辆马车共赴河北白洋淀插队，他们没有料到白洋淀会是一个诗歌的摇篮。在物质贫乏的白洋淀，多多和同伴却一起度过了“北京青年精神上的一个早春”，如饥似渴地传阅了知青当中秘密交流的一大堆黄皮书，包括《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娘子谷〉及其他》、贝克特的《椅子》、萨特的《厌恶及其他》，还有毕汝协的小说《九级浪》、甘恢理的小说《当芙蓉花重新开放的时候》以及郭路生的《相信未来》等等，读书活动由古典文学领域深入到现代文学领域进而深入到哲学领域。甘铁生在回忆性随笔《春季白洋淀》中也追忆了当时的“地下阅读”：在1970年前后，“我们这些朋友，突然将‘文革’前十七年出的所有的有点价值的书都翻找出来了。古今中外，传统的和现代的，从古希腊神话到资产阶级现代文艺理论丛书，哲学和社会科学、历史和政治方面的凡是有些价值的书籍，甚至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都不知从哪个渠道在我们之中流传开来。”[3]这种“地下阅读”极大地开阔了知青们的眼界和思维，像黑夜中的惊雷急电一般振聋发聩，它对日后诗坛的影响是巨大的，这通过日后的诗歌创作逐步显示出来。
　　白洋淀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它聚集了北京中学生当中的一批思想敏锐分子，除了“地下阅读”，他们还经常在一起以聊天、聚会等形式交流思想、分享学习体会、切磋学问，另外因为白洋淀相对于北京更近的地理位置，外地的知青也经常到白洋淀来，从而进一步扩大了交流。他们关心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经济、音乐、绘画等，由于不同的领域之间经常相互启迪和借鉴，他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境界更高了。当时白洋淀知青中已经有很多人在写诗，他们经常就学习体会、书籍、诗稿进行交流，就诗歌理论、诗歌形式、写作技巧进行切磋。渐渐地，芒克、根子等更多的知青加入到诗歌创作的大潮中来，于是在那个禁锢的时代里，“地下诗歌”像坚冰下淙淙的溪流，缓缓地注入了那一代年轻人干涸的心田。
　　多多是在根子和波德莱尔诗歌的双重刺激下开始诗歌创作的。1972年当多多读到根子的诗歌《三月与末日》时，他“感到这首诗深深地侵犯了我”，感到“这不是诗”、“诗，不应当是这样写的”。之后多多和根子一同加入徐浩渊主持的文化沙龙，多多受到根子的深刻影响。根子的诗被介绍到沙龙 中，根子也赢得“诗霸”的美誉，这无疑刺激了多多创作诗歌的欲望，他曾坦言“如果没有岳重的诗（或者说如果没有我对他诗的恨），我是不会去写诗的”[4]。同时在阅读中波德莱尔的诗歌也打动了多多，让他感到“诗歌可以这样写”，在梁晓明对多多的采访中，多多说他“真正的诗歌写作，可以说是受到了波德莱尔的影响”[5]。至此，多年来阅读的积累以及对生活的体悟、对诗歌的思考已经暗暗为多多诗歌的诞生做好了充分准备，就像地底奔涌的岩浆，一旦找到哪怕针眼大的出口便会一触即发。1972年6月19日在送别友人回家的路上，多多看着夜晚北京街头的窗户突然灵感一现，写下了他平生的第一个诗句：“窗户像眼睛一样张开了”，自此他开始动笔，于1972年底拿出了第一个诗集并赢得不少青年诗人的赞誉。多多写诗非常刻苦，他把散见于各种书刊中的外国近现代诗人的诗抄录在一个大本上，每年将自己的诗做成一个手抄诗集，并和芒克开始了被文学史上传为佳话的诗歌友谊——相约每年年底两人像交换决斗的手枪一样，交换一册诗集，到1974年底，两人硕果累累，已如期交换了三本诗集，由此确立了“白洋淀诗群”中“诗人”的地位。就这样，多多“以一只被阉割的苍狼的身份开始自己的创作旅程”[6]，从三十多年前的那一天一直写到今天，把诗歌作为他一生中最神圣的事业坚持了下来。
　　多多在访谈中谈到“（文化大革命）改变你终身的不可磨灭的痕迹，而且是强烈的理想主义”，“文化大革命是充满了政治语汇的一个时代，所以那个时候政治就是生活，就是生存，全部是政治化”，“那个时代给予我的就是政治，没有别的”。多多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诗歌创作的，那一场黑色的风暴残忍地袭击了他的青春与理想，因此在他早期诗歌里不可避免地带有了那一特殊年代留下的印迹，他竭力挣脱坚硬的革命话语对汉语写作所构成的坚固囚笼，努力寻找各种可能的精神通道，深入文革社会与知青隐秘内心，以反叛和疏离的独特话语揭开了文革话语的红色伤疤，写出了大量反映自我青春苏醒和政治觉醒的可作为强烈历史见证的诗作，典型的如《回忆与思考》（4首）、《蜜周》、《万象》、《能够》、《致太阳》、《手艺》、《玛格丽和我的旅行》、《教诲》、《鳄鱼市场》等等，这类诗歌的锋芒虽然在多多中期尤其是流亡海外后的诗作中有所敛化，但不容忽视的是它一直作为文革的后遗症存在并影响着多多中后期的诗歌创作。然而不可简单地揪住这种印迹把多多流亡之前的诗歌看成是反映时代之作，因为这些印迹只是外在的历史表象，多多始终是面对着个体心灵的具体处境去写作的。在凌越对多多的访谈中多多说过这样一句话：“我的流亡时间应当是从1972年——我真正开始写作。”[7]这一“流亡”指的是被现实生活残酷羁押的诗人以诗歌的形式逃避文革的政治话语，在精神放逐中渴望通过诗思的方式实现自我灵魂的拯救。“现实”和历史只是诗歌的背景，心灵才是主题，背景终会随着时光流逝和记忆远去而褪色，而直指人性的、对人类生存处境的书写却让诗歌具有了一种超越时空的“纯度”，这也是三十多年后重读多多早期诗歌依然感觉震撼人心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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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论文联盟80年代中期以后，多多的诗歌相比早期愤世嫉俗式的犀利、冷峻渐渐地多了一些心平气和的琐碎与温厚，如《北方的土地》、《居民》、《冬日》、《我读着》、《一刻》、《在墓地》、《依旧是》、《五亩地》、《小麦的光芒》、《四合院》等等，他以明晰的洞察力从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性，从繁芜的日常语言中提炼出精湛的诗歌语言，去审视个体生命，思考个体生命的出生、死亡、痛苦、暴力、恐惧、孤独、焦虑、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冷漠等深层意味，从而展示人类的生存困境。1989年多多被迫流亡海外之后，他的诗歌风格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化，但由于个体心灵处境的背景变成了异国他乡，多多的诗歌里便多了一些怀乡的意味，如《阿姆斯特丹的河流》、《在英格兰》等是直接抒写乡愁的。或者是把乡愁隐藏在怀旧情绪之中，以对故人、故事的追忆和怀旧把游子四处漂泊的孤独和悲愁娓娓道出，如《在一起》、《常常》、《在墓地》、《五亩地》、《四合院》等等，而“站在麦田里整理西装”的沉痛的望乡者可以算做是多多去国之后最传神的自画像。
　正如多多在早期的诗歌《手艺》里宣称的，诗歌写作是一种艰难并且孤独的手艺，多多三十多年来致力于诗歌写作的思考与探索，因此他的诗作显示出独特高超的诗歌技艺。他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从李白、杜甫等的古典诗词以及《随园诗话》、《人间词话》等论著中得到启发，他喜欢辛弃疾的豪气，从姜夔那里学到意象的运用，又从相声、山东快书、快板等民俗、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注意发掘汉语的各种潜在功能，用音乐来结构诗歌。另一方面他又学习茨维塔耶娃、波德莱尔、曼德尔斯塔姆、普拉斯等人的诗歌技巧，以精警、犀利的语言结合奇异、独特的意象，融机智的反讽、象征、荒诞、悖论等各种手法于诗中，使诗歌有着浓郁的现代主义色彩。多多的诗歌融合了中西两种语言传统，更大地扩充了诗句的表现空间，使诗歌获得了本身应有的高度。
　　多多的诗歌《小麦的光芒》里有“孤独的骑马人”这一独特意象，这仿佛就是多多作为诗人的真实写照：“孤独”意指多多不被模仿的难度和高度，“骑马人”意指多多艰辛的诗艺跋涉，从写下第一行诗的那天开始，多多在诗歌之马的承载与引领之下或纵野狂奔，或缓步徐行。那么多多用诗歌的语言把人的心灵层层剥开，让人性真诚地站在每一个读者的对立面，是为了寻找什么呢？就为了寻找一个能让人获得安宁和圆融的精神家园。真正的写作永远是孤独的。寻找注定了孤傲的多多将永远以一个“孤独的骑马人”的身份“在路上”，一路辛勤，一路收获。
　　
　　注释：
　　[1]chee-lay tan,constructing a system of irregularities:the poetry of bei dao，yang lian and duoduo，phd dissert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2007.
　　[2][7]多多，凌越：《我的大学就是田野——多多访谈录》，载于《多多诗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70页，第267页。
　　[3]甘铁生：《春季白洋淀》，诗探索，1994年，第4期，第148-153页。
　　[4]廖亦武：《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195页。
　　[5]多多，梁晓明：《多多访谈》，网络资源出自“中国艺术批评”(www.zgyspp.com)。
　　[6]宋海泉：《白洋淀琐忆》，诗探索，1994年，第4期，第119-145页。
　　参考文献：
　　[1]多多.多多诗选[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5.
　　[2]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
　　[3]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m].
论文联盟网 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
　　[4]霍俊明.洞透暗夜的隐匿光辉——“白洋淀诗歌群落”论[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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