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改写了男性话语“倾国倾城”的神话，洗脱了海伦或褒姒、杨玉环等天生丽质反为倾城倾国之祸根这一莫须有的罪责。她以一个世俗的女人白流苏世俗的爱情、世俗的婚姻，以她真实的血肉之躯“填补了这类女性神话女人不在场或被他性言说的空缺”。白流苏的成功并不是爱情的胜利，而是香港的陷落意外地成全了她谋爱以谋生的计划。张爱玲说过：“以美好的身体取悦于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也是极普通的妇女的职业，为了谋生而结婚的女人完全可以归在这一项下。”白流苏就是这样的女人，而且她也只能是这样的女人。
　　“在今日，女人虽然不是男人的奴隶，却永远是男人的依赖者；这两种不同性别的人类从来就没有平等共享过这一世界。”西蒙·波伏娃深刻揭示了一个事实：女人与男人的不平等以及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关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则具体而感性地表现了这一事实。张爱玲深刻透视了女人在这个男性中心世界的可悲地位，发现它的深厚的社会历史因素，几乎是不容反抗的强大。张爱玲客观现实的眼光，注视着失去旧道德、旧家庭庇护的白流苏真实的生活道路。
　　白流苏在七年前毅然离婚，可以想象是有一定的娜拉式的精神，而后几年在娘家的难堪生活正是出走后的娜拉的可悲处境。因为学会了“娜拉出走”的白流苏出走之后在男权中心社会仍旧没有获得自下而上的自由与平等，社会也根本没有提供给她经济上、政治上、道德上的合理位置，这种出走行为也就变成她自己向自己戏剧化地扮了一个“苍凉的手势”。因此，七八年后，她唯一的出路仍旧是再找一个丈夫。此时的白流苏“有一种前人所未有的清醒，一是对自身处境的清醒，明白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和价值以及男人对自己的打算；二是对自己目的的清醒，明白自己必须选择一个什么方式自下而上，并尽全力为此而斗争”。因此，当她遇到富商范柳原后，便以最现实的打算，计划找他作自己经济上的靠山。这种打算，是一种走投无路的绝望中的求生反抗。所以，她用自己的前途下赌注：如果输了，她声名扫地；如果赢了，则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范柳原，“出净她胸口这一团恶气”。她带着“愉快的冒险的心情”去了香港，这似乎又是一次出走，而事实上仍是以男人作为衡量自己价值的砝码。因而一开始，这场恋爱就埋下了不平等的悲剧种子。她的第二次去香港则是“屈服”了，不仅因为柳原的魅力，还掺杂着家庭的压力，经济的胁迫——最痛苦的成份。流苏承认自己的失败，做了他的情妇，并且自我安慰道：
　　管他呢，她承认柳原是可爱的，他给她美妙的刺激。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
　　最后，香港的陷落改变了她的命运。苍白的爱情加上面临生死的患难与共，他们结婚了。但婚后的他仍不过是一个暂时收了心的浪子，她并未觉着有什么微妙之处。这仍是一对平凡而自私的夫妻，他们在乱世里维持着卑俗的生活。
　　“爱情确实是一种激发人奋进的力量，而对男权社会中的女人来说激发的则是作为妻子、情人的自我，而非真正自立的自我。将爱情作为人生的主要乃至唯一目标是几千年尚未解放的妇女被羁绊、束缚的一个象征。”因此，白流苏无法拒绝爱情、婚姻，其“唯一正当的人生途径就是通过男人——丈夫或情人找到‘自我’”，所以，她也就无法摆脱依附的命运。
　　白流苏凭自己残存的28岁的青春及一点女性的机巧和赌徒的胆量，以“自己的前途来下赌注”，赌了一场并无胜算把握的战。流苏被历代评论家定格为“以婚姻为职业恶俗者”。果真如此的话，那她也是将它当成了一项迫不得已的职业：维持自身自下而上的职业。其实，以此维持生活，这是现代文学，特别是20年代乡土小说中绝大多数女性共同的自下而上的方式，只不过这些女性多是被动地沦为此中的牺牲者：她们为哥哥换亲，为婆家挣钱，或被丈夫典当，都无一例外地为了自己或他人的“自下而上”沦为了畸形婚姻中孤苦无靠的悲剧典型。满怀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作家对这种以人为非人的丑恶现象痛心疾首，他们一方面指责社会制度这一外在根源，一方面为女性自身的愚昧麻木焦灼万分，他们一边揭露，一边呼吁，进行着启蒙民众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可对苦苦地挣扎于实际的生存困境中的女人们，他们真正能做的，除了一洒同情泪之外究竟还有什么？只有流苏，一变畸形婚姻中的被动者为主动者，虽免不了恶俗（将婚姻与生存联姻在什么时候都似乎是恶俗的），但毕竟是为了维持绝境中自身的生存。而且，这项生存的职业又是怎样难寻呢——流苏的那种拿前途作赌注的悲壮，她的小心警惕、患得患失，受到侵犯想表示清高都仍是无条件屈服的难堪和愤懑——然而这一切都无效，流苏还是没能逃出鲁迅所指出的那两条路：她的赌博失败了，娘家更是无法再回归，于是剩下的只有“堕落”一条路：无可奈何地成为了范柳原的情妇，一个人孤伶伶地住在香港一幢大而空的房子里，呼喊着空虚。
　　“在既定的历史视野中，出于对男权文化统治下女性存在的反思，注定我们只能从批判和否定旧的意识和秩序起步。只有摧毁了男权文化陈旧的批评框架，才有可能较为公正、较为客观规律地建立起对于女性生存的真正理解。”以传统的男权意识审视白流苏，人们鄙夷而冷酷地谴责她以婚姻为职业，除了过分注意她使用手段的明确的目的性、技巧性及其成功的结局外，也许流苏的主动性才是人们鄙视她的最主要原因。这种因态度的被动或主动（尽管同是出于无奈），而对之或同情或鄙视的做法则意味着这种批评仍是在一套男性话语中进行的。这是一套高高在上的男性话语，他们对女性的生存进行着种种的道德评判和社会评判。只有同为女性的张爱玲，对女性生存本身进行了客观的观照和描述。流苏寻求婚姻的过程中，虽难得地听到范柳原说出了 “我爱你”三个字，流苏却疑惑这是场梦，一场抓不住的无凭无据的梦。她更迫切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保障，是婚姻的保障。婚姻有了保障，生存也就有了保障。
　　鲁迅在解释为何出走的娜拉们只有堕落或者回来两条路时说：“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全是不中用。她还需要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流苏就是因为没有钱，才像绝大多数女人一样选择了以婚姻作为谋生之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生存先于发展”。因此，我们没理由对她的选择进行太多的鄙视和指责。
　　流苏的“倾城之恋”正好应验了鲁迅冷静的断言：娜拉出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流苏的情况较为复杂，她很有可能堕落而奇迹般地没有堕落，而是以另一种形式的回来——与柳原结婚，回到另外一个男子身边，依赖他，以他为衡量自己价值地位的标准。对于流苏而言，重要的是他是否爱她、娶她、而不是她是否爱他。在这里，“男人作为主体是去爱女人；而女人作为主体是如何才能得到男人的爱。”两性虽然都是自己行为感情的主体，但内容却不一样，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流苏除了“还不老”的自己，她一无所有，而柳原除了自己，还有钱，有地位。流苏的生命、灵魂、未来的幸福都系于一介男子身上，她需要借谋爱来谋生。
　　流苏是个“有能力、有才智去以女人身份在男性世界里站稳脚跟的女人”。她并非弃绝男性，而是更懂得男性，也更了解自身，更明白两性关系包括爱情的底细，也更知道如何把握分寸以立身存命。流苏像蛾一样，清醒而自投灯火，这举动连同这情节，“正不是弱者、气馁者所为”，而是她“摆脱了压在头顶上的意识形态观念，坦然面对自我时对自己的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