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国后第一次文代会，周扬没有邀请沈从文与会，其中郭沫若的因素不容忽视。但作为同乡的周扬，后来对沈从文的改业及文学创作却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其中或可折射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性格，反映他们在时代风云变幻之中的心路历程。
关键词：周扬 沈从文 关系
在新
一、第一次文代会周扬为何不邀沈从文参加
1949年北平解放前后，沈从文因为无法在一夜之间彻底否定自己几十年来的所“思”，精神几欲崩溃。时为东北野战军后勤部政委的陈沂，通过沈从文给表侄女张以瑛的一封信，了解到沈从文的境况，曾专门致信给时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长的周扬，并附上沈从文的信，建议对沈予以宽大处理，并安排适当的工作。陈的信全文[1]如下：
周扬同志：
沈从文的问题，想白羽已同你谈过。我觉得当着一个党的政策看，沈从文的问题适当处理，将不是沈的个人问题。在这方面，我做了一些工作，沈有认识和反省。我感到王芸生尚可去解放区活动，沈从文的罪恶（从政治上看）怕不比王的严重吧！
在胜利形势下，我建议对这些人还是宽大一点，从宽大中来争取改造。
附去沈的信，当可窥知一二。最好有个人代表组织给他谈，并给他一些可以做的事。继续教书实在是不可能了。教什么呢？本身就是苦恼。
不知你以为然否?
布礼
陈沂
3月23日
给周扬写信的陈沂，与张以瑛的父亲张璋（张兆和的堂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同在
博物馆的工作固然寂寞，但人事关系却并非像沈从文最初想象的那样简单易适应。1955年，他应邀参加了出版总署组织的《
白羽、文井同志：
转上沈从文给我的一封信给你们看看。一九（四九）五○年，我同何其芳同志去看过他一次。那时他的神经病未好。五一年土改前他来看我一次，我鼓励他下去。后来又来信说不行，我同周扬同志说，周扬同志说他要王冶秋打电报叫他回来好了。可是沈从文给王冶秋的信又说得很好，可能是后来回来的。五二年问我要了二百元还公家的账，大约他替公家买东西，公家不要，我没有问他，他要下就给他了。去年他老婆生病想进协和，陈翔鹤同志要我替他设法，好像不去不行，我又向陈沂同志替他要了一封介绍信交陈翔鹤同志给他。现在又来了这样一封信。我知道他曾经同陈翔鹤还是谁谈过想专搞创作。过去好像周扬同志也知道。我那个时候觉得他搞创作是有困难的。（当然也不是绝对不行）在历史博物馆还是比较好。看现在这样子，还是不想在历史博物馆。这样的人怎么办？我希望你们给我指示，我应该怎样同他说？如果文井同志能够同我一道见他则更好。我一个人不想见他，把话说扭了就说不下去了。我看见他的萎糜〔靡〕不振，彷相隔世之人的样子，也忍不住要直率的说吧。有另外一个人就好得多了。怎么样？敬礼！
丁玲廿二日
丁玲这封信透露出了一条信息，那就是1951年时，当周扬从丁玲那里得知沈从文最初不愿下去参加土改的情况后，曾要王冶秋（时任文化部文物事业局副局长）打电报叫沈回来。由此可见周扬对沈还是比较关心和重视的。且说刘白羽收到丁玲信后，遂给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
1958年在一次庆祝反右斗争胜利结束的大会上，周扬设宴招待文艺界人士。沈从文也应邀参加。席间，周扬当众提出：打算请老舍多管一些全国文联的工作，由沈从文接替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沈从文听了连忙说：“这不行，我还是做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我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人”，直接拒绝了这一提议。周扬能提议沈接替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一方面说明在周扬的心中，沈是一个很重要而且很有影响的作家；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周扬对建国后的文坛现状并不满意。毕竟他还算是一个具有较高艺术修养、懂得文艺的人，而且从内心来讲，他未尝不喜欢沈从文的作品，只是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个人的兴趣要服从一个时期的政治的需要。内心与外在的表现并不一致，也是常有的事。多年后，当沈从文与人谈起这一段经历时，倒是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感到自得和庆幸。1977年8月16日，他在一封家书中言及当年周扬提议他接替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这一事时说：“如一时头脑发热，冒冒失失答应下来，结果恐不免比老舍倒得更早，也更惨。”[13]此乃后话，姑且就此打住。 当博物馆的研究工作由于得不到领导的支持很不顺利时，沈从文说自己“也许准备再作冯妇，来做个‘职业作家’省事些。因为十年来作职员……除了我自己知道这么方式使用有限生命，真是对国家一种不大经济的浪费，此外绝对没有人会想到”[14]（1959年1月8日《致沈云麓》）。1960年4月28日，他致信大哥沈云麓，信中谈及计划创作一部以张鼎和烈士事迹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估计30万字左右。此前他曾谈过准备以传记体来写，这次信中则表示还是用小说更适宜自己。[15]1961年初，沈从文大病一场，仅在北京阜仁医院就住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读了许多中外文学作品，静极思动，作家出身的他不免技痒难耐，“心想还可能写个十来本什么玩意儿的”[16]，正所谓“跛者不忘履”。这一年，由于之前反右反得太惨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被打倒了，当权者想给知识分子“怀柔”一下，于是出现了一段被称为“小阳春”的政治气候。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老作家陈翔鹤问周扬：“沈从文想写小说，听说打算写一个革命家庭，是长篇，可不可以安排……”（估计此前沈对老作家陈翔鹤谈起过自己想创作的想法。）周扬“立即收起笑容，一沉，一绷，静默几秒钟——这几秒钟很长，仿佛有一个沉重的生锈的大针，走动一下先嗤嗤作响，在‘咚’的一声。沉吟道：‘我们给安排时间，创作假，几年？十年，够不够……’”[17]此后不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