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反讽 言语反讽 情境反讽 结构反讽
　　摘 要：反讽是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小说创作实践的一大显征。根据反讽的叙事在90年代以后小说的演变和反讽艺术创作实践中的体现，从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三方面来探讨分析90年代以后小说的反讽形态。正是这种状态，构成了本时期小说反讽形态勃发的文化背景。
　　
　　反讽是现代主义文学的伟大遗产，同时也是世界范围内后现代主义艺术的显著表征。它经历了从古希腊喜剧、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到新批评文论的递嬗生衍，由戏剧中的一个角色名称发展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创作原则，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通过悖逆对立的两项昭示出一种哲学思考和人生态度。
　　随着时代的发展，反讽的概念被不断地扩充和修正，表现形式也令人眼花缭乱。上世纪40年代欧美新批评文论的鼎盛使得反讽理论的内涵有了新的拓展。新批评派布鲁克斯在《悖论语言》中说：“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我们称之为反讽。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说‘这是个大好局面’。在某些语境中，这句话的意思与它字面意义相反。这是最明显的一种反讽——讽刺。”反讽在形成小说的意义世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构成小说内在价值的重要因素，以至于h·r·耀斯说：“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其最高成就都是反讽性的作品。”卢卡契在文学类型史的研究上，将小说视为“反讽本身的等价物”。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也把反讽和叙事艺术结合起来，把它视为小说修辞的一个重要方面。小说的叙述反讽是一种基本的反讽性话语表达方式，旨在通过或彰显或潜隐对立的两项，如戏拟性文本与母本被戏拟的文本之间的对比、叙述语调与叙述内容及表达意旨的乖离、话语与误置语境的不符、异常叙述者的独特视角与惯常视角的相异，产生出一种独特的反讽效果，并从中深刻地揭示出与所陈述的字面义相反的真实意旨。
　　了解了反讽叙事出现与发展的运行轨迹后，我们将进入反讽叙事文本的内部进行细部分析，从言语反讽、情境反讽、结构反讽这三个方面对反讽叙事形态进行条分缕析，以期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小说反讽叙述的文本表现和叙事状貌达到基本的认知，借此，也可探询到反讽叙事的艺术形态与时代精神嬗变之间的隐性联系。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样做绝不是只为了单纯的分析和分类而已，仿佛是对一百八十九种犀牛加以分类似的。相反，我们的目的是想阐明反讽确实是富有文化和文学意义的一种现象”。
　　
　　一、言语反讽：语言的狂欢
　　
　　言语反讽，其最基本的涵义就是叙述者采用谐谑性的话语方式来传达和字面意思相反或相左的意思，语言外壳和真实意指间的矛盾显得相当强烈而鲜明。反讽的语言往往无视既有的话语成规或有意扭曲语体、语义、情感色彩等方面的通用规则以产生强烈的反讽效果。反讽者本人具有明确的反讽意识和文本意图。由于话语反讽相较其他反讽形态而言其功能较为明晰直接，因此具有很强的思想冲击力和批判精神。它会在语言本体意义与语境意义之间建立某种“错位”，造成词语之间的张力和距离，在作家、文本与读者三者之间产生某种审美距离，这就是反讽的功能，它“可以避免作者以过于武断、直接的方式，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以一种曲径通幽、暗香浮动的方式，更为智慧、更有诗意地将作者的态度隐含于曲折的陈述中，让读者自己心领神会”。言语反讽在90年代以后的小说中得到了相当普遍的应用。王朔、王蒙、刘震云、孙甘露、朱文、李洱等作家都掌握了高超的反讽艺术。
　　王朔对反讽语言的运用是最没有心理障碍的。他出神入化地操练着那些指桑骂槐的语言，毫无顾忌地将某些政治术语与市井俚语进行嫁接，使真假、雅俗、庄谐，相互干扰、冲突，在排斥与抵消中变得摇晃不定。他在《你不是一个俗人》中，让一群市井粗鄙之徒脱口而出地讲着冠冕堂皇的语言：“同志们啊，这是灵与肉的奉献呵！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能使全国人民人人充满尊严、充满骄傲，那么我们就是受到万人唾骂、千夫所指、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也是值得的，也可以笑慰平生。”人物身份、所处的环境与话语的悖谬构成强烈的反讽，揭破了此类冠冕堂皇的言词背后的空洞与虚假。在《千万别把我当人》中，刘顺明叫一群男孩子玩游戏，“这游戏的规则很简单，每人针对唐元豹说一句话，但不许说别人说过的话，‘垮掉一代。’‘结构……结构……结构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这无疑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没有自己的语言和精神的讽刺。
　　刘震云也是最善于言语反讽者之一。他能在同一时空中，把不同场合与领域、不同等级与身份的语言扭结在一起。在他90年代的小说中，往往高雅与粗俗、庙堂与乡野、集体与个人、明朗与晦暗共存，牛屋和丽晶时代广场比邻，粪堆和丽丽玛莲酒店同在。语言释放出无穷的戏谑和闹剧色彩，在语言的狂欢背后，是主体的消散和沉沦。小说《故乡相处流传》在语言上表现得汪洋恣肆：“在一次曹府内阁会议上，丞相一边‘吭哧’地放屁，一边在讲台上走，一边手里玩着健身球说：“活着还是死去，交战还是不交战，妈拉个×，成问题了哩……真为一个小×寡妇去打仗吗？那是希腊，那是罗马，我这里是中国。这不符合中国国情哩。”这种阴阳怪气的语调统摄着整篇小说，于是反讽的力度反而削弱了，因为这种简单重复和追求复杂、诡异、含混的反讽手法是背道而驰的。这就好像一副被越扯越满的弓弦，最后弦断了，语境压力也像泄气皮球一样崩溃了。历史在刘震云的反讽话语的呈现下已经彻底失去了庄重神秘令人敬畏的色彩。
　　当代女作家徐坤的小说呈现了对当代新儒林的生存尴尬和精神状态的反讽。她在小说《先锋》中写道：“方丈听了这话，面色略显平和：‘希望工程倒是不敢妄比，但本地区远距离教育搞得好，庙里的香火的确是一天天旺了呢，登门请求面授辅导的络绎不绝。本庙创收成绩显著，再不用政府每年拨款。这正是贫僧的一大创举，所以人们也授予老僧‘先锋’的美名，惭愧，惭愧啊。’”这段话中弥散着一种浓郁的反讽氛围，被嘲弄的自信以及对于表象和事实互成对照的无知无觉的态度所产生的喜剧效果，在圣与俗的互渗现象的背后闪烁着对世俗对潮流的忧虑和针砭，这种似实而虚的锋芒使意蕴显得更为邈远。
　　本时期韩东的《交叉跑动》呈现了对性与爱之间的错位、灵与肉的分裂的反讽；朱文的《我爱美元》呈现了对父子伦理关系的反讽；陈染的《私人生活》和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呈现了对男性世界的反讽……所有这些文本极大地丰富了这阶段文学的反讽景观，从意识形态、道德、价值观、理性、爱情、理想、事业、情感、欲望，到日常生活、鸡毛蒜皮、饮食男女，都无法逃脱反讽话语的观照和调侃。
　　
　　二、情境反讽：悖谬和荒诞
　　
　　情境反讽指的是小说中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情节或场景所显示的悖谬性和不合逻辑性，单个的场景、事件、细节、意象如果拆除其间的因果关联则和正常的形态并无二致，可一旦通过它们的相互组合、链接便会显露出荒诞的结果和悖谬的逻辑来。在叙事中，反讽观察者转变为反讽叙述者，与其说他清楚地知道他叙述的情境是如何乖谬的，不如说制造世界的荒诞真实情境就是他的真实意图。作者从而得以向读者展示他的隐蔽意图，实现反讽目的。情境反讽有多种复杂的情况，主要有：
　　现实反讽情境的设置。
　　小说可以通过反映现实生活常态的艺术情境来体现反讽意味，在日常现实生活的情境中展现人物所面对的人生无法回避的矛盾，如情感与理智、主观与客观、社会与个人、理想与现实。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这部小说既适宜于一般的情节阅读又构成对现成叙事方式的挑战，通过一系列错位的事件构成一连串的反讽情境达成反讽题旨的实现。小说叙述的人物繁花、小红等不具备现代独立个人的基本质素，但是所有人和事件构成的关涉乡村社会政治、经济的叙事场域中，却饱含了对特定的现代中国语境中人的生存方式的质问。“文本中事件的结局与愿望的截然相反构成文体内部的反讽。如小红的乖顺听话善解人意与她最后的‘夺权’之间；繁花为选举的积极奔走、对未来的憧憬企盼与最后的落选之间；繁花一直在想方设法寻找计划外怀孕妇女雪娥的努力与落选后自己想生第二个孩子的想法之间；富有现代意识和民主思想的繁花与她当初的选举是通过数豆子、拉选票的方法之间……诸多的反讽事件构成了一串反讽情境，最终指向了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反讽与颠倒的主题。”

　　“断裂一代的作家”朱文笔下的叛逆者最乐意也最善于撕破任何温良恭俭让的假面，反讽在朱文笔下成为得心应手的叙事利刃，假道学的平庸与虚伪在这位叛逆骑士的刀笔之下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在《我爱美元》中写道:“这是一种病，每天服上一服泻药，才能使病情好转那么一些。我服的泻药就是写作，没完没了地写作。当画满几十页稿纸以后，我的目光就柔和多了，这会儿，我就可思考一些‘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之类的问题，真知灼见，字字珠玑。就是这样一个病人，无可救药，想治好我病的人，都可以来试试。”朱文的反讽语调和他主人公一样没有丝毫“拖泥带水”。

　　历史反讽情境的设置。
　　“历史的悲观主义实际上也就是现实的悲观主义，首先是对现实的绝望，才会在历史上找原因。”当作者将反讽视线投向历史生活情境时,我们在反讽视境中以今天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会获得新的体验与发现。阿来的《尘埃落定》描写道：“刚刚埋葬了自己男人的央宗也表现得同样疯狂。每天，太阳刚一升起，这一对男女就从各自居住的石头建筑出发了。会面后就相拥着进入了疯狂生长的罂粟地里。风吹动着新鲜的绿色植物。罂粟们就在天空下像情欲一样汹涌起来。”这段描写性组织和抒情性段落与历史整体的颓败情境、不可避免的沦落标示出反讽叙述人和故事当事人感觉的错位和差异，形成反讽性的历史情境。
　　虚拟式情境反讽。
　　徐坤的《鸟类》是虚拟式情境反讽的典范性文本，用反讽深刻地揭示了思想在中国被好奇、贩卖、亵渎和虐待包围的尴尬境遇。罗丹雕塑的名作《思想者》移置到中国的都市广场，可它的境遇与移置者设想的光芒形成天壤之别: 空中飞翔的鸟群用鸟粪为它接风，它裸着的私处被浪荡的都市女人变态地搔挠着，城市盲流为牟取意外之财则企图将它肢解为废铜烂铁。“而作家以拟人化笔法赋予雕塑以思想和言语的能力……某种意义上它们成了一种自缚的绳索，它们无法反抗世俗的凌辱与袭击，只能在纸上谈兵的迷宫中游转。”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刘震云的《一腔废话》，格非的《欲望的旗帜》，李佩甫的《羊的门》，阎真的《沧浪之水》，陈染的《私人生活》，李洱的《花腔》，阎连科的《坚硬如水》，韩东的《扎根》，东西的《耳光响亮》……一大批文本丰富了情境反讽的叙事面相。
　　
　　三、结构反讽：对照与反差
　　
　　结构反讽是指“结构上存在直接意旨和隐含意旨两个相异的结构系统，深层意旨指向表层意旨的裸露处并形成反讽悖反。”结构反讽比话语反讽有更强的整体性，相对于情境反讽它又显得单纯、明朗。“对举”陈述是当代小说中比较常见的结构性反讽形式。这种反讽注重用鲜明的对照把那些具有对立性质的事物在作品中予以并置，揭示成败、雅俗、悲喜、顺逆、严肃与荒诞的并存现象，进而揭示反讽的文本意图。
　　方方的《风景》在反讽结构的安排上具有深意。在方方的刑侦小说中时常出现的情节是：事情似乎正在按其内在的逻辑性向预期的方向发展，但是，但结果却往往出乎意料，事情突然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故事的结局往往和读者所期待的情节发展相反。小说是以一个死去的小七子的口吻来讲述他的几个哥哥的故事，用他的眼光来看待人世，真与假，生与死，美与丑，无不包含其中，对于世间万象的反讽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似乎是受到一种无理性的、盲目的强大力量的控制，朝向一种令人感到荒诞的方向发展。反讽主体，即命运安排的实施者，规定好了作品故事情节的演绎，操纵事态的发展，作弄反讽的客体，即作品中的主人公。
　　李洱的《花腔》是一个结构反讽的典型。作者将一个推动叙述进行的核心符码贯穿在文本中起到结构文本的作用。而这个核心符码本身却具有悖谬性，它的存在必然会引起一系列的悖谬情节与人物，从而使小说构成反讽的效果。《花腔》小说的主人公葛任，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从一开始就“缺席”，他的被讲述和在文本中的“缺席”实则隐喻着个人在历史中的被遮蔽被隐没。葛任即是“个人”，文本中范继槐回忆：“他说他虽然名叫葛任，听上去和‘个人’谐音，但他的命运不能由个人做主。”所以葛任实际上是隐喻了历史中的一切个体。李洱通过这个核心符码来为我们展现在意识形态的秩序中每个个体与历史的难以协调的尴尬，个人命运在历史中的无奈选择和人的悲剧性存在。同时李洱对历史的解构是伴随着三位叙述者对历史“真相”的讲述展开的。白圣韬、赵耀庆、范继槐是三位现在还活着的历史见证人，每一个人对历史的讲述和回忆构成一个独立段落，三个段落连缀一起结构成篇。他们的叙述从表面上看是对年代久远的历史岁月中鲜为人知的“真实”的再现，再加上各种史料的验证，补充“真相”似乎触手可及，但实际上，三位叙述者的叙述却又是互相解构的，他们的叙述互相冲突，无法揭示历史的本然面目，根本就不能证明什么，他们在见证历史的时候自身也被历史和他人见证，他们越是证明自己的“真实”，就越是远离了“历史”的真相，他们根本不能证明什么，能够证明的只能是历史叙述的“花腔”本质。主人公葛任的死亡真相在三种不同的叙述中变得迷雾重重。三个叙述段落之间的相互反讽、证伪、抵牾，使李洱实现了其关于特定历史境遇下个人命运演绎的可能性思考，并让“历史”自我解构于话语的迷障之中，同时成功地完成了对神圣庄严的历史的内部解构。“反讽结构的设置以其形式的功能把握了历史叙事的精髓，实现了李洱的‘花腔’历史诗学观念的有效传达。”
　　阿来的《尘埃落定》文本结构上的反讽策略贯穿整部作品。主人公麦其土司家二少爷的傻子话语系统及其叙述和正常人话语系统及其叙述之间构成反讽对峙，与小说的基本叙事之间醒目地呈现着某种错位：一方面是二少爷对家族王位继承、财富积累、领土扩展等土司传统的漠然、茫然，以及顺应时代变迁的坦然；另一方面却是土司制度下康巴藏人对自己传统的热衷、恪守、惯性期待，以及拼死抱守却终究挡不住的毁灭性命运。二少爷的“傻”是叙述的显性层面和叙事的基本构成，他的“傻”似乎始终只是一种假相，它无不与隐藏在他身后那个大智若愚的智慧形影相随。小说正是以如此的反讽性陈述不断地制造着二少爷“傻”的假相，同时又不断隐曲地拓展着这个“傻”少爷超凡智慧的意义空间。他的“傻”显然是对显性世界的价值否定，从而构成小说深部的意义结构，显性叙事结构和隐性意义结构的游离是一种更隐蔽的反讽结构。言与意的悖反使文本叙事因错位而隐匿着一种潜在分裂，这个潜在分裂恰恰是构成小说文本结构反讽策略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小说反讽形态的多变和复杂，表现出本时期作家在叙事驾驭上的娴熟和细腻。反讽生成了作品的艺术张力，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丰富了作品的意蕴内涵，也极大地激活了读者的思维，使作品具有了独特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反讽叙述形态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小说中表现出了纷繁芜杂的多重面相，除了反讽本身的历史复杂性和内涵、外延的迁延性，反讽作家的个性才情禀赋的不同和精神立场的分歧导致了反讽的个体差异等原因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反讽叙事承载了丰富的时代精神内涵，始终反映着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的变迁。从现代文化背景来看，反讽是人类文化发展中自我反思的必然结果。90年代以后的文化特征是普遍性意识的衰落和统一价值体系的分崩离析，这无疑与悖论意识的加强具有内在的联系。在文学创作的领域里，由悖论引发的荒诞感便形成了现代反讽视境力图超越的意识起点。尽管90年代的中国在整体趋向上仍处于从前现代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隘口，一种深在的具有相当稳定性的文化逻辑依然发挥着一种支配作用，事实上，传统的文化逻辑已经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猛烈冲撞。作家们时时处于矛盾的困境之中：传统价值体系的断裂和内心永不停歇的追求的矛盾；对社会无尽的关怀和不能有效地用道德的努力来改变现存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正是这种悖论状态，构成了本时期小说反讽形态勃发的文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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