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秩序 周朴园 生存困境
摘 要：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秩序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但新时代观念的变化势必引起现代意识与传统秩序的冲突。《雷雨》中的周朴园恪守传统的封建伦理，曾经的秩序受害者演变成传统秩序的捍卫者。但从文本的叙述中仍能看出作者对旧秩序的复杂态度，具有意识反抗强烈的繁漪身上有对旧秩序认可的一面。曹禺旨在通过人在现实和理想中挣扎的故事，展开对人生存困境的思考，并试图以宗教的方式抚慰人的痛苦心灵，完成了周朴园在作品中的意义。
一
秩序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并为社会各行为主体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它既规范着社会中人的行为，又对社会行为进行评判，因此，秩序不仅是社会得以安定和发展的基础，而且是家庭行为的准则。中国自古就将治家和治国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礼记·大学》云：“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这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注定家庭也就成为秩序践行的最基本单位。
婚姻关系是家庭中最基本的关系。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始，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就得以确立，但中国封建社会对夫妻关系有严格的条件认定。首先是身份的认定。伦理秩序排除了父母辈与子女辈的婚姻关系，以及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姊妹的婚姻关系，这种规定显然具有时代进步性。其次是过程的认定。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一直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诗经·南山》中就有“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的记述，婚姻的决定权在父母等长辈的手中，《清律》甚至明文规定“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最后是责任的认定。要求夫妻双方互相关心、照顾、患难与共，做到夫唱妇随、相濡以沫。当决定形成夫妻时，这种社会规定性的契约关系就已经得到认可。
在成员关系上，中国古代将家庭管理和国家管理融为一体，有明确的地位划分。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则将孔子的思想发展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正如臣服从于君一样，子/妻必须服从父/夫，同时也要求作为一家之长的父/夫必须为子/妻作出表率。究其原因，恩格斯认为“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原先的母权制于是让位于夫权制，尽管这种家长制模式具有一定的专制色彩，但对于家庭的稳定及有效运转无疑是有一定的功用的。正因如此，这种家庭管理方式一直被普遍接受并作为一种既成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在子女之间的关系上，则强调“长幼有序”、“兄友弟恭”。
由于古代学校教育并不发达，而且“蒙以养正，圣功也”（《周易·蒙辞》）的思想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教育的始终，因此家庭教育便成为家庭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出现了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诸葛亮的《戒子篇》、曾国藩的《曾国藩家书》等家教名篇。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以孝悌为中心的伦理观念、以诚信为中心的品德教化、以谦恭为中心的处世哲学以及以坚韧为中心的成才理想。在方法上则是强调父母的威严，《颜氏家训》中的“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是一种普遍的教子观念。除此之外，古人特别强调要通过言传身教的方法去引导，正如《论语·子路》中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
二
《雷雨》中的周朴园很长一段时间里被认为自私、虚伪、残暴的资产阶级代表，但这种阶级分析方法过分附着的社会意义让曹禺诚惶诚恐，他申辩说：“现在回忆起三年前提笔的光景，我以为我不应该用欺骗来炫耀自己的见地。我并没有显明地意识着我是要匡正，讽刺或攻击些什么。”对周朴园这一形象的理解可以从他的语言去理解，他说：“我的家庭是我认为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在他看来秩序是家庭圆满的必要前提，可见“秩序”是周朴园思想的标准，也是读者准确把握周朴园的出发点。
对于秩序，周朴园有过痛苦的接受过程。他与侍萍的爱情因没有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规则而被迫放弃，他也是秩序的受害者。但他对侍萍的思念之情一直没有忘记：记着侍萍的生日；给大儿子起名叫萍以表示对侍萍纪念；到处打听侍萍的坟墓在哪里；家道富实却始终舍不得丢弃三十年前的旧衬衣；把侍萍喜欢的家具一直带在身边，从南方带到北方，并按照三十年前的老样子亲手摆放；即使是在夏天，仍保留着侍萍受病总要关窗户的习惯；甚至三十年后还熟悉侍萍关窗的动作……周朴园说：“为的是不忘你，弥补我的罪过。”可见周朴园并不是在年老孤独时才回忆起旧日的爱情。他早年留学过德国，接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的熏陶，他不是薄情寡义之人，四凤也说：“这周家不但是活着的人心好，就是死了的人样子也是挺厚道的。”其实侍萍来到周公馆完全可以避开周朴园，但她还是要试探周朴园的反应，正因为同样不能忘怀的情感她才痛心疾首地说“你自然想不到，侍萍的相貌有一天也会老得连你都不认识了”。而事实是，同侍萍生活了近二十年的鲁贵也没有从照片中认出当年的侍萍，因此说，对周朴园的指责是苛刻的。经历了挫折并已经默认了所处阶层秩序的周朴园，也嘲笑起“半瓶醋的社会思想”。以周朴园的势力，他完全可以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对付侍萍，但他只想逼走侍萍全家，以维护家庭一夫一妻的现状，但夜里他几次端详侍萍的相片，并准备寄两万块钱给她，可见周朴园并不是一个冷漠者，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在秩序规范下的无奈之举。
尽管周朴园和繁漪之间已经没有了爱情，但不能断定繁漪受到过周朴园的摧残。从双方的表现来看，繁漪将自己全部的情感倾注在周萍身上，在第二幕中，更是直白地说她不是周冲的母亲，“也不是周朴园的妻子”，对丈夫周朴园则是持一种敌对的姿态，疲惫的周朴园什么时候回来的都不知道，还是四凤对她说：“老爷见您烧得厉害，叫我们别惊醒您，就一个人在楼下睡过。”关于“吃药”事件是否能说明周朴园的专制，只需辨明繁漪是否有病即可。繁漪出场时有这样一段描写：“她那雪白细长的手，时常在她轻轻咳嗽的时候，按着自己瘦弱的胸。直等自己喘出一口气来，她才摸摸自己胀得红红的面颊，喘出一口气。”四凤看见她时也说“太太，您脸上像是发烧，您还是到楼上歇着吧”。周冲向母亲要画的扇面时，繁漪说“你忘记了我不是病了么？”可见繁漪确实有病在身，对此，周朴园对她的态度则显示出丈夫应有的关心和体贴。他嘱咐仆人让她“好好地在楼上躺着”，他能想起从前吃过的老方子，并派人熬药，又请德国的大夫上门看病。可见，在无爱的状况下，周朴园仍没有背弃一个丈夫的责任。
周朴园对两个儿子的教育是要求严格的，“我教育出来的孩子，我绝对不愿叫任何人说他们一点闲话的。”当听说周萍喝酒，赌钱，整夜地不回家时，批评道：“将近三十的人应当懂得‘自爱’！”责问周萍：“我不在的时候，你常来问你母亲的病么？”看到周萍对侍萍的不敬，便“尊重地”地说：“不要以为你跟四凤同母，觉得脸上不好看，你就忘了人伦天性。”为了让周萍改掉生活的坏毛病，他让周萍到矿上锻炼。他仍然是一个传统的“严父”形象。除了严厉的教育之外，周朴园也不忘记鼓励：“我的儿子我也认为都还是健全的子弟。”对儿子也不缺乏温情，这集中体现在对周冲的态度上，看见周冲“露喜色”，“想自己的儿子亲近他”，“可亲”地说话，“（慈爱地）你现在怎么还不睡？”从剧本展示的内容来看，周朴园确实是在以一个符合社会秩序的形象展示在儿子面前的，他要求繁漪“替孩子做个服从的榜样”并不为过。所以说，在传统的意义上，周朴园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三
正如曹禺所说：“周朴园是封建家族（大地主）的子弟转化成功的资本家。他非常自信，觉得自己十分‘正直’，他们的社会也认为他是‘仁厚’、‘正直’的榜样。”当然，他的正直和仁厚是以当时的社会伦理秩序为标准的，但“秩序即为善”的判断标准有其历史滞后性。正因为新文化的宣传者意识到“世界之变动即进化，月异而岁不同，人类光明之历史愈演愈疾”，他们才宣扬“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而中国是一个历经千年封建帝制的国家，虽然在20世纪初这种社会制度已经衰亡，但由于新的社会规范没有完全建立，传统意识依旧是中国思想的主流，而且这种情形在旧式大家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传统婚姻家庭制度及观念在历史上沉淀太久，积重难返，新旧观念冲突明显，于是新文学运动将冲破旧的家庭束缚作为宣扬“五四”精神的突破口。从1918年《新青年》推出《易卜生专号》，发表《娜拉》等作品，到1931年巴金《家》的问世，反封建家庭一直是小说创作的主题。
《雷雨》也包含着两种意识的冲突。繁漪身上具有反传统、反专制、提倡个性自由、妇女解放的“五四”性格，因此作者说：“繁漪自然是值得赞美的，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虽然依旧落在火坑里，情热烧疯了她的心，然而不是更值得人的怜悯与尊敬么？”但在旧秩序的捍卫者周朴园眼中，“繁漪不大和一般当时的阔太太小姐们往来，是一个‘孤芳自赏’的女人。这一点也是周朴园认为乖张的。周朴园并不是故意使周围的人觉得她‘不正常’或者‘疯狂’。而他确实从心里觉得她是如此。”冲突的悲剧性结果自然引发曹禺对旧制度的憎恶，“也许写到末了，隐约仿佛有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来推动我。我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这也是他后来追认“暴力大家庭的罪恶”这个注释的原因。
细读《雷雨》不难发现，作者对旧秩序的态度是复杂的。在周朴园的身上体现的是旧秩序的滞后性，但在繁漪这个最具雷雨性格的人身上依然可以看到她对旧秩序的认可。她反对没有爱情的婚姻，却无视周萍对她的冷漠，试图破坏周萍和四凤的感情，再建立一个没有爱情的婚姻，甚至提出让四凤和他们一同生活的建议，这又从周朴园固守的“一夫一妻”制滑落到的“一妻一妾”模式，这种以更落后的秩序作为反抗现存秩序的梦想，说明繁漪没有摆脱对旧观念的依赖。再者，繁漪抛却“母亲”的身份和周萍相恋，是有违道德人伦的，能显示出她“敢于冲破一切”的勇气，但当她发现周萍和四凤的兄妹关系后，面对同样有违人伦的事件，她表现出的不是“困兽的斗”的“强悍”，而是充满悔恨，说明她的评价标准仍然是传统的。
四
固执的周朴园、强悍的繁漪、复杂的周萍、天真的周冲、忍辱的侍萍、无辜的四凤他们按照不同的方式去生活，却都无法摆脱悲剧命运，“我想起人类是怎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而时常不能自己来主宰着。受着自己——情感的或者理解的——的捉弄，一种不可知的力量的，——机遇的，或者环境的——捉弄。”于是产生曹禺式的命题：残酷。《雷雨》中的人物互相扭结、争吵，真实展示了人在现实和理想中的挣扎，并引出对人生存困境的焦虑。这种焦虑是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人共有的感受，也是后来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家思考的问题。曹禺反复说写作时不是从反封建主题出发的，他的作品绝非是一个社会问题剧，而是一首叙事诗，原因即在此，所以说，曹禺超越他所处的时代。
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类的理性思考，这种思考反作用于社会则是最终形成了政治、经济、伦理、习俗等方面的秩序，于是一个生于社会中的人常常受到秩序的管制和约束。而秩序往往是建立在普遍性基础上的，它排斥了独特个体的需求。为了维护自己生命尊严以及生存价值，人们必然采取某种形式进行抗争。克尔凯郭尔根据人的生存境况提出著名的“生存三领域”：审美领域、伦理领域和宗教领域。处于审美阶段的人藐视现存社会秩序，以满足自身感官欲望为最终目的，更多地展示出不曾被约束的原始力量的野性而粗犷，这正如繁漪等人所显示出的破坏力。处于伦理阶段的人根据社会既成秩序规范自己的行为，把普遍的伦理道德转化为个人的修养，在承担责任中表达自己，突出人在后天养成的规范性和他律性，恰如周朴园对秩序的固守。然而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两者都不完满，并且两者之间往往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矛盾无法避免，于是他提出了第三种生存方式，即宗教阶段，用宗教的力量来忘却无法避免的痛苦，获得心灵的拯救。
在《雷雨》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宗教式的抚慰，作者“诚恳地祈望着看戏的人们，也以一种悲悯的眼来俯视这群地上的人们”。在结构的安排上，还用心良苦地设计了似乎与故事情节没有密切关系的序幕和尾声，让周公馆变成教会的附属医院，让诵读《圣经》和唱弥撒的声音弥漫其中。希望用宗教的力量医治困苦的心灵，用剧外的故事冲淡观众内心的感伤。这些都体现了对人生困境的深入思考，以及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曹禺的现代性体验和浓重的人文关怀，从而完成了周朴园在作品中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马建石,杨育棠.大清律例通考校注[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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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曹禺.关于《雷雨》在苏联上演的通信[a].曹禺.《曹禺戏剧集·论戏剧》[c].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
[5]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j].《青年杂志》,1916,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