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生命 自由 诗化 悲剧
　　摘 要：《憩园》是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中不可复制与超越的经典文本。作品以杨梦痴与万昭华两人分裂、互补的生命境遇与人生姿态，诠释了生命的悖论性存在。同时，又以小说家黎先生归家寻梦的整体故事，与叙述者在作品中创作的潜文本，作为前两个故事完整性的补充。四个混合型故事相互印证、互为隐喻。作品表现出高度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有着诗性的感染力与永恒的生命力。
　　
　　《憩园》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巴金小说代表作，更是中国现代新文学史上的力作。司马长风给予过它高度的评价：“论谨严可与鲁迅争衡，论优美则可与沈从文竞耀，论生动不让老舍，论缱绻不下郁达夫，但是论艺术的节制和纯粹，情节与角色，趣旨和技巧的均衡和谐，以及整个作品的晶莹浑圆，从各个角度看恰到好处，则远超过诸人，可以说，卓然独立，出类拔萃。”①以往大多数评论者和研究者更多在社会文化层面对《憩园》进行阐释和理解，认为作品是对封建传统文化中等级观念、寄生思想的批判，这样固然能够对作品作以一定程度的理解，但它们过于简单、肤浅，不能说明《憩园》的真正魅力。笔者认为该作品不仅揭示了文化的优劣、更是展示了生命的困境，而后者正是《憩园》长久的艺术感染力与生命力之所在。
　　人作为一种生命性的存在，无论是在形而下的感性生活中，还是在形而上的理念世界中，无不追求着诗意的境界。首先，人有摆脱历史、社会对自然本性束缚的现实需要与心理需求，无时无刻不寻觅着生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状态。故此田园诗人才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喟叹。与此同时，“个人与所处世界中的事物的关系是偶然的，但与整体性存在的世界的关系则是必然的”②，人的存在与世界是一种共在性关系，人在追求适性逍遥的同时，还有着内在的情感需要，有着合群、融入社会、爱与被爱的愿望。正如马丁·布特所说：“爱不会依附于‘我’，以至于把‘你’视为‘内容’、‘对象’，爱在于‘我’与‘你’之间。”③与外界诗化的联系是生命的一个重要维度。生命自由与诗化联系都是人性的内涵，诗意生命的获取既要使生命获得充分的自由，同时还要和周围的人事保持着一种必要的愉悦性联系。无论是自由的缺失，还是联系的匮乏，生命都表现出不圆满。但同时，自由与联系仿佛是硬币的两面，它们相伴而生、却相互对峙、互相消解、否定，无限的联系必然造成一种束缚与禁锢，而完全脱离了联系的生命往往又是苍白、孤独的，这成为人性自成的悖论。自由与联系的两极造成了人类的生存困境，人往往会陷入自足与缺失的紧张。《憩园》在情节内容与文本结构上都是对这种生命难以摆脱困境的言说与寓言。
　　首先，作品以杨梦痴与万昭华两个分裂、互补的生命处境和人生姿态，诠释了生命的悖论性存在。杨梦痴出身于大家族，曾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因在外包养情人，引起长子与妻子的嫌恶，最后流落街头，惨死狱中。他无论在道德人格还是在生活理想上，都与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败家子克安、克定截然不同。他在精神深处有着对爱与美的本能追求，他对山茶花的喜爱，以及对唐诗的青睐，正是这样一种真趣与性情的表征。即使过着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生活，也要在身旁放上一株盛开的红山茶。烂漫的山茶，能在天寒地冻之时绽蕾吐蕊，给人带来春意，给生命带来希望与自尊。同时，古诗作为抒发情感、表现内心的传统文学样式，有着浪漫与想象的特质。花与诗并不是杨梦痴生活的花边与点缀，而是他难以割舍的一种审美情趣与性情取向。对花的钟情与对诗的喜爱，寄托了杨梦痴独特的生命理想和生活情趣。由爱花、读诗到敏感、多情，有着情感逻辑上的因果联系。敏感的性格与对美的执著是杨梦痴宠爱情妇的内在原因。杨梦痴虽然不是上进之人，但也并非一个骄奢淫逸的恶棍。其情妇虽妓女出身，但也不是荡妇淫娃，杨家小少爷在与之仅有的一次接触中，没有感到厌恶与反感，而是感到和蔼与亲切，这固然与儿童的天真烂漫有关，但同时也是该女子品行与气质使然。杨梦痴与情妇的结合并非利益的结合，而是情感的契合。他们之间并非是一种紊乱的两性关系，而是有着真挚的情感，互相醉心于对方的。他们的关系完全不同于《家》《春》《秋》中克定、克安与情妇间的低俗与腻心。最后，女子离开了杨梦痴也是为生活所迫，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见利忘义。杨梦痴不顾自己的安全与家人的反对，千里寻人，以及其情妇送来三万巨款正是两人情感的真切表现。在杨梦痴身上表现出的敏感多情、懒惰缓慢的性格特征，正是他对自我本真人性和自由生活的追求。在此，笔者无意于鼓励道德的僭越，更不主张放弃社会责任担当与现实道德承当。但对杨梦痴的选择作以诗化理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于，它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价值参照，以使我们能够反思现实中缺省的维度，不断地深化自我意识，在反思自我的基础上，完善自我、发展自我。
　　这里的自由并非是精神领域物我两忘境界上终极意义的自由，而是在超越了公共的道德规范和普遍的伦理法则的层面上，被赋予了自由的深意和向度，是一定程度上不被文明规范与世俗秩序所束缚、捆绑，任自我情趣和性灵的生命状态，以及选择的相应生存方式。杨梦痴在不断顺从自己的爱好、性情的同时，也失去了家人的感情与尊敬，最后被长子扫地出门，沦为乞丐。杨梦痴的悲剧不在于生活的落魄与身份的卑微，以及死亡的生命结局，而是在于无家可归的痛楚，“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是他悲剧性处境的最好诠释和全部内涵。无家可归的处境既是现实层面的，更是精神层面的，无家的处境使他失去了情感联系与心灵沟通，从而隔断了一种与外界的诗化联系。杨梦痴的悲剧正在于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伦理秩序与角色承担，自己的性情失之于节制，在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之后，失掉了家人之爱与家庭生活，从而陷入了不圆满的悲剧性境地——联系的匮乏。
　　如果说杨梦痴的悲剧在于为了获得自由，而失去了联系，那么万昭华的悲剧则在于过多的受控于联系，而失去了自由。万昭华是一个生活在旧家族中的新女性。她有着自己独立的价值判断和文化选择，还有着知识女性特有的敏感与多思。婚后的她自觉被纳入到世俗化生活、伦理秩序中，遵守着既成的礼数规矩。她是一个贤妻，替丈夫打点家里的一切，大方得体地招待客人；又是一个良母，照顾着并非亲生的儿子小虎，并默默地忍受着小虎的谩骂与他姥姥家的诽谤；同时她又是一个孝女，为讨长辈的欢心，放弃了看新戏的爱好与兴趣，一次又一次地陪母亲看自己不喜欢的京剧。毋庸置疑，这种角色意识带来的联系确有诗意的部分，如丈夫对妻子的感情，母亲对女儿的爱，以及下人对主人的敬重。但是思想观念的前卫与现实生活的传统令她的言行充满了表演性和伪示性。这并不是万昭华性格的懦弱和外力强加而致，而是万昭华自觉地纳入到伦理规范之后的一种道德自律和角色意识使然。有着伦理合理性的生活与内在的心灵取向是不能持平的。此时，自我与真我被伪装和隐匿，甚至被压抑和牺牲。真我的无拘无束与自我充分实现是生命自由的前提，而真我与自我的扭曲与变形正是自由匮乏的表征。此时，过多的伦理重负已经使这种联系不再是诗化的，它成为禁锢生命自由的枷锁与镣铐。她仿佛成为“一只笼子里的小鸟”，她的眼神中充满了忧郁与感伤，陷入了心口不一的痛苦与折磨之中。这种人际处境，使生命陷入了有别于丧失联系的另外一种不圆满的悲剧境地——自由的失去。

　　杨梦痴与万昭华这一男一女，一老一少，随着小说情节的编织爬梳，产生了奇特诡异的关系，他们同构互补的人生处境，使他们在生命的荒原里互为知音。两人各具神采，身上都有着闪光的品质，他们都是生活的寻梦者，他们追逐的境界相同，而方向不同，最后又殊途同归，不约而同地陷入了悲剧的境地。前者的悲剧来自于诗化联系的丧失，后者源于自由的失去。这种困境并不来自于社会制度与历史文化，也不适于在现实层面中守节与放任、占有与奉献、背叛与惩罚的二元逻辑中加以阐释，悲剧来自于生命本身。

　　《憩园》中这一生命命题的演绎不仅寄寓在以杨梦痴为中心的“杨家的故事”，与以万昭华为中心的“姚家的故事”之中，同时还体现在小说家黎先生归家寻梦这个整体的故事与“我”在小说中讲述的故事之中。
　　《憩园》在整体结构上，正是现代小说中百讲不厌的离去——归来——离去的“归乡模式”，以一个游家在外的知识者还乡后的所见、所闻、所感来架构整个文本。叙事者在这里是他人生活的观察者与虚拟生活的创造者，同时也是自我生活的经历者。归乡是为了摆脱外界的喧嚣与漂泊，寻觅久违的童年故乡与精神家园，但当回到了阔别十六年的故乡时，故乡早已失去了曾经的景致与久违的温馨，变得陌生而隔阂，丧失了体味的空间与情致。正由于旧友姚国栋的热情邀请，才得以停留多日。而杨梦痴与姚太太的现实处境牵动了黎先生的全部感情，触动了其内心的万顷波涛。对杨梦痴和万昭华悲剧性处境的讲述，正是叙述者自我心灵情感的回音与折射。当其偶遇到寡妇丧子，对那被水泡得肿胀的尸体发以“这就是死，那么快，那么简单，那么真实”的感悟之时，叙述者已经由对死者的叹惋升华为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诗意难寻生命的慨叹。故事结尾，作者又离开了故乡，最终曲终人散，真梦难寻，空留无限怅惘。
　　作为作家的叙述者在经历着故事的同时，自己也在创作着故事，他的小说创作贯穿于他回乡的整个过程之中。在为数不多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小说讲述的是一个老车夫与瞎眼女人的爱情故事。在苦难的生活里与诗意匮乏的现实中，他们彼此慰藉着被侮辱、被损害的心灵。故事所探讨的正是人在困境中对自我情感的肯定。并不沉重的题材表现出淡淡却又彻骨的忧伤，透着人世的冷暖。这个时隐时现的潜文本在《憩园》中并非一个无关紧要的插曲与片段，而是作品诸多有机环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是叙述者情感变化、情绪变更，以及作品悲哀基调形成与悲剧氛围弥漫的重要标志。叙述者在创作中发生了移情，故事寄托着他的生命理想与情感追求，它是叙述者对心灵深处欲有所动、却又无处发泄的情感的最好宣泄之地，是叙述者心灵自救途径与手段。
　　如果说，杨梦痴与万昭华为核心的故事诠释了生命两难的悲剧处境，那么，“归乡”的整体性故事与叙述者创作的故事则蕴含了对这种处境悲悯、恸哭的全部情感。后两者是前两个故事的完整性补充。小说的全部情节结构由四个混合型故事共同组成。四者不仅是并列与从属关系，更是互相印证、互为隐喻的关系。《憩园》在情节上的起承转合与叙事时间的复杂转化，并不是一种随意的结构安排与修辞上的装饰，而是源于对无数悲欢循环中一个因果前定主题的言说，与境界创造的需要。
　　借用昆德拉的话说，文学是对人的存在的发现与询问。只有那些贴近人心，关注人的生存、歌颂人的天籁的文学才是真正永恒、伟大的作品。《憩园》的悲剧不仅来自文化的错位，更是源自生命的两难。《憩园》关涉的不单单是一个道德堕落与文化批判的故事，更是一则失乐园似的神话。《憩园》中人们的生活不是凯旋门，不是缤纷的花束，而是围城的缺口和漫天无花的蔷薇。小说的整个故事所诠释的正是关于诗意生命失落与寻找的主题。自由与诗化联系都是生命的“憩园”，但是二者又是顽竭互竞的两种生命选择，前一处境的解药又是后一处境的毒药，生命陷入了无处遁逃、难以圆满的怪圈。《憩园》以生命两极互补、难以圆满的结构展示了人的悲剧性存在。作品在具有社会启蒙意味的同时，更具有了人性启蒙的深度。《憩园》没有了巴金前期小说的那种正邪的价值对抗与血泪涕零的场景，而趋于平淡。无论是清晰的陈诉，还是隐晦的暗喻，都将生活之痛根植于人心，以淡而隽永的方式，细细品味着人生的苦涩。作者以极其艰难、复杂的方式为生命寻找心灵的净土与灵魂的栖所，表现出高度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作品有着文学性与诗性的感染力。《憩园》所创造的感性的世界中凝聚着对生命智性的思考，对生命匮乏维度的反思，以及对生命的彼岸关怀。知识与文化随着历史的绵延时有穷尽，而生命的困惑却天长地久，这正是作品恒久的艺术生命力与感染力的前提。多年之后，脱离了当时的文化语境与历史现场，《憩园》仍令读者产生强烈的怜悯性与悲剧性的心理体验，正因为它所揭示的生命困境符合人类普遍的情感机制与心理模式。在感官世界中，生命也许永远无法进入理想的诗意境界，但对诗意生活的向往永远吸引着我们趋善的心灵。
　　
　　①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8年版，第75页。
　　② 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0页。
　　③ [德]马丁·布伯：《我与你》，陈维纲译，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