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宗教语境 《春桃》 生命意识
论文摘要:许地山的作品在现代文学当中是一朵奇芭,他的作品植根于中国,却有着宗教学的视角以及宗教精神,其后期作品《春桃》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宗教,但是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着宗教精神。本文将从宗教精神的角度去解读许地山及其作品《春桃》中的生命意识。
一、许地山其人和宗教对其影响
许地山的一生是患难的一生,青少年时期的颠沛流离,使其创作早期有着生本不乐的思想,1920年其妻林月森去世,他研读佛教而抚慰自己的心灵,随后转入燕大宗教学院学习,之后专门从事宗教研究。1923年8月,他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宗教史及比较宗教学,次年去牛津大学研究印度哲学以及梵文。
许地山的前期作品直露地表现了宗教色彩,而后期的作品中没有直白的表述,只是蕴含着宗教思想,他的宗教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实现了从显性到隐性的转变。
他的母亲和舅父都笃信佛教,他本人是基督教徒,又著有《道教史》,对于宗教,许地山有着饱满的热情和学者的人文关怀,他说过:“宗教乃人类对于生活一切思维,一切造作,所持或显示的正当态度。”[1]这正是他的宗教立场,不是盲从于宗教教义,而是以人为本,把对事物的判断放到人性的高度之上,当然这是与他通晓各种宗教是分不开的,比较宗教学的观点使得作家的价值观与人类联系在一起。宗教文化背景让他关注生命,关注人的生存状态,站在人性的立场上审视生命的价值以及人生终极意义。
二、宗教与《春桃》中的生命意识
生命意识是宗教精神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家设计了“春桃李茂”“向高”三个人名,影射了一种自然的美好情境,即春天桃李茂盛之意,这恰恰反映了当时社会境况下,下层人民蕴藏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对生活有着无比强烈的渴望,而春桃更是成为当时社会中一个充满光辉的女性形象,鲁迅先生在《伤逝》中创造了子君这个名不副实的“新女性”形象,却因为社会老化的外壳不容许她的离家出走而毁灭自己,春桃和子君都曾经说过“我是我自己的”,子君没有得到真正的自我,而春桃,不仅可以自力更生,追求自己平凡的幸福,而且还用大义和大爱接纳了身处绝境的前夫,两男一女共处一室,他们的生命是充满生机和斗志的,正如春桃所说: “若是有人笑话你,你不会揍他?”这既是对生活的彻悟与抗争,也是作家取名艺术所在。
生本不乐是许地山早期的创作思想,也贯穿在《春桃》当中,佛教宣扬人生“苦”的真谛,许地山认为人生受到命运操纵,因此“生本不乐”,作家借助佛教文化抒发人生之苦,“所以我看见低处处是悲剧,我所感底事事都是痛苦,可是我不呻吟,因为这是必然的现象。”[2]
作家所塑造的形象如春桃,命运就是困顿贫苦的,出嫁那天和丈夫离散,逃难来北京,当保姆,捡废纸,是个不幸的妇女形象,“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风里吃尘土”,生活是如此的卑微和辛苦,作家就把他的人生观投射到这个女性身上,春桃依靠自己的能力可以生存在世间,是生本不乐,但是强烈的生命意识又让这个坚强的女性自立生存,宗教思想在春桃身上异化了,不是等待来生,是以一种崭新的行为方式来顺应命运的发展。每天晚上回家,春桃都要沐浴,“一天到晚在烈日冷风里吃尘土,可是生来爱干净,无论冬夏,每天回家,她总得净身洗脸。”这个细节并非无意,一个底层妇女在卑微的生活中要有如此神圣的沐浴情境,正是作者的宗教情怀所致,把圣洁的宗教思想灌注到这个中国女性形象身上,这个细节可以联想到 《命命鸟》当中的加陵敏明走入水中的那个情节。
许地山的哲学思维受到佛教以及印度文学的影响,哲学宗教与文学合一,许地山说过:人类的命运是被限定的,但是在这被限定的范围里当有向上的意志,所谓向上是求全知全能的意向,能否得到且不管它,只是人应当努力去追求。[3]
三、宗教关照下的女性爱情和人生
爱情叙事主题是文学中永恒不变的主题,但这部作品里,爱情主题被演绎得超过了世俗的感情,以人间情爱关照人生,以宗教精神关照世间疾苦,给文本的叙事主题增添了新的意义。作家笔下春桃的人生苦难中满是荒诞的意味,新婚那天和丈夫分别背井离乡开始逃难,在逆境之中,她的婚姻模糊不定,于是一个普通的底层妇女开始所谓的“没有归属”,但是,这部小说反应了作者的价值观与女性观,他认为女性首要的是人的自然性,这是作者进行的中国化创新。
春桃与向高重逢,是乱世与困顿的生活状态中的爱情,但是春桃毕竟是一个生长在伦理道德最为严酷的国家的普通女性,一张龙凤贴足以让她认为自己只能有一个丈夫,不得随便改嫁,当她在路边偶遇向高的时候,矛盾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春桃冷静地对待了这个必须要抉择的境况。这一切体现的作者潜在的宗教之爱,收留向高,三人同住,两个男人都难以接受同住的解决方法,但是作者在灌注宗教之爱的同时,也对中国自古以来社会伦理的扭曲作了深思。这是作品的可贵之处,作者的宗教情感也使得的这个女性形象有了闪光之处。
这是超越世俗的爱情观念,和中国的传统美德相关的同时,可以看出作者的本意是体现宗教意识。中国的美德是建立在纲常道德的基础之上,体现美德的前提是合乎纲常道德,一女不事二夫,所以不收留向高是必然的中国式结局,作者并非如此设计,而是让春桃收留了前夫,需要勇气的大义大爱,恰恰是作者宗教精神的最好例证,在宗教意识的舞动下,使得作品具有了生命和爱的光辉意义。
参考文献:
[1]王本朝:《20世纪中国文学与基督教文化》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许地山:《空山灵雨》.
[3]许地山:《造成伟大民族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