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著名文艺理论家鲁甲 枢元就敏锐地指出：新时期以来，

　　在社会处在变革与转型时期的当下，文学应置于何种位置，应当如何面对现实，是作家们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我们认为，文学创作只有适当加强现实的维度，才能进一步确立文学存在的价值。当然，直接介入当下社会问题及社会潮流的作品不一定就是好作品，它们与现实之间所确立的意义关系也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文学作品同现实的关系，其实是门学问。一个作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自己遭遇的现实写到作品当中?在多大程度上写的现实是另外一种现实，而不是作家本人经历的?这些都需要作家去思考。”④一般说来，文学作品应忠实于生活，但忠实于生活不等于是对现实生活的机械摹写和翻版，而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小说中的现实不等同于社会中的现实。从这个角度上看，《市长秘书马苦龙》虽然注重了现实，但对一些现实材料和事件的处理还显得过于粗糙，“摹写”的痕迹比较明显，缺乏必要的 艺术 上的虚构与想象。二是作者曾长期从事秘书工作，小说中也过多地留下了自己的影子。一部成功的作品 ，作者应该把自己感受过的现实生活或者自己某一 历史 时段的看法再现于作品中，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体验，而不是把自己的感受、态度直接告诉读者，否则往往适得其反，影响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和审美享受。 
　　写历史小说，也不能拘泥于历史中的现实 ，而应该有所发挥 ，应具有基于历史事实的虚构和想象。任君具有“讲史”的底蕴和才华，但《铁血祭》对历史的“尊重”胜过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因而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性和感染力。 
　　在正确处理好文学与现实之关系方面，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有过经典的论述：“入乎其内，固能写之；出乎其外，固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也就是说，文学创作应该是既深入生活又要保持俯瞰高度，既能跟踪时代嬗变又能“出乎其外”，从而保持独立清醒的时代审视。在这方面，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堪称典范，它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反映与对人的终极问题的思考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使现实性 、 哲学 性 、宗教性三者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达到了思想性与艺术生的高度统一。 
　　诚然，在已经步入“后 现代 ”的今天，谈所谓的“文学与现实”或“现实主义文学”显得有点不合时宜，观念也显得落伍，甚至还有点费力不讨好。但我们坚信，现实性之于文学写作的重要性，在任何时代都是无法消减的。文学中所呈现出来的现实性，可以让我们深刻领悟到，无论是重大的社会变迁，还是强烈的精神震撼，都“不是抽象深奥、苍白无血的社会潮流，而是对个体生活、个体与周遭的一切关系带来深刻影响的社会巨变”⑤。正因如此，我们也不难理解，像韦勒克这样的学术大师尽管对现实性文学责难甚多，甚至认为“现实主义的理论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坏的美学”，但他并没有否定文学的现实性维度的重要性，而且还认为“艺术避免不了与社会现实打交道 ，无论如何艺术都是当下现实的一种反应，无论我们如何缩小现实的意义或者强调艺术家所具有的改造或创造的能力”⑥。 
　　概而言之，文学与现实是一种血融于水的关系，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都必须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很多年前，病重之中的鲁迅虽不能走出病房，但半夜醒来，他依然还是让爱妻许广平打开电灯，说要出去“看来看去的看一下”，因为他认为外面“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⑦。其实，正是这样一些小细节，透露了鲁迅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职业习性，也透露了他对外在世界的牵心。同鲁迅先生相比，当前我们的很多作家都习惯于呆在密室里，习惯于当soho一族，习惯于闭门造车，把自己隔离在现实生活之外，即便是偶有回乡，大多也是“省亲”式的荣归故里。如此“高端写作”，怎么可能触及厚重的生活现实?怎么可能触及人类灵魂的深处?因此，作家们应该多出去体验一下个人圈子之外的生活，走进“无穷的远方”，融入广阔的社会生活，积累丰富的素材，并且让这些素材“回炉”到个人的生命感觉中，使作品真正达到表现的真切与自洽。

　　【注释】 
　　①鲁枢元：《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载《文艺报》1986年 lo月 18日。 
　　②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 
　　③⑤莫里斯·迪克斯坦：《途中的镜子：文学与现实世界》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④曾峥：《苏童蓝色的天空不需要歌颂》，载《晶报》2o07年7月 10日。 
　　⑥勒内·韦勒克：《文学研究中的现实主义概念》，载《批评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