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关键词：新时期；文艺理论；审美意识形态；文化 工业 时代   
　　论文摘要：


　　当代文论的“新时期”定义是在一个具有强烈的政治语境中开始使用的。文艺理论家们在获得解放后，急切地需要通过以命名的仪式来与噩梦般的岁月告别，也迫切地需要文论随之变革。1978年

　　对文学本质的认识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意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认识。”。因此，文艺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是理论界对文艺开始转向的一种敏锐的反映。文艺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它不完全属于实践领域(处于实践领域的，存在着明显的物质利益关系，导致人类剑拔弩张，而缺乏交流的可行性)，同时它又不完全属于纯粹的精神领域(纯粹精神领域的，由于其形而上的抽象性，而缺乏交流的可操作性)，它是横跨于两个领域之间。文艺为主体和社会秩序提供了形象化的图式，在这个图式里，它连接着精神与现象、理论与实践。文艺在与现实的对话中完成对现实的超越，同时也实现对创作者个体的超越。   
　　在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表述中，我们既可以寻觅到80年代的作者理性主体形象，又能感受到90年代大众文化时代的文学功利性特质。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知识分子既试图在文学的纯美世界和“泛文学”的世界都保留自己位置的梦想．又不甘心失去曾经拥有的精神权威。但随着王朔一类的知识分子的世俗化形象被知识分子群体的接受，他们内部的转型也就得以完成。知识分子由80年代的精神言转为为1进行物质的立言。   
　　20世纪90年代，知识分子裹挟着文化资本很快就成为市场 经济 的大众文化英雄。在对社会各个阶层的调查中，知识分子依然是占据着社会主流地位。所以王铭铭事件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它是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受到物质利益驱使的知识分子的越轨行为。当然，在经济杠杆的作用下，在以物质为自己代言的境遇中，还会有更多没有被发现的“王铭铭”。知识分子在主动转向市场之舌留下了精神空白：   
　　面对此时的文艺现状，童庆炳等人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就显然缺乏足够的理论表述力了。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一书对我国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应该具有建设意义的。他在该书中提供的 政治 意识形态批评范式对处于困境中的审美意识形态理论无疑具有解脱作用。虽然早在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就有人高喊“意识形态”的终结，但是时至今日，意识形态不仅没有终结，而且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建立，“9·11事件”加剧了意识形态的斗争。因此，面对当下局势，恢复政治意识形态批评的合法性实际上就已经是文学批评的必然策略。正如德国的一位批评家说的：“意识形态批判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困难，并将赋予这种希望以新的力量。”因此，恢复政治意识形态批评既是当下语境的要求，也是知识分子面对后 现代 文化消解了对社会的整体性认识之后，在文化 工业 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是他们重新表述社会的一次机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人民生活的中心从政治转人商品。大众文化在市场经济体系中也获得了合法地位，文化的审美化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存在形态。如当时各地政府招商引资的流行操作形式就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文化成为这个时代最时髦也最合法的行为外衣。文化与经济联系在一起，经济深刻地浸透在文化符号之中，这也是文化工业时代的典型特征。   
　　文化工业的典型文本是影像文化。影像文本之能够成为文化工业的典型文本，主要缘于一方面其生产的技术性，和它表述策略的市场性，它擅长于表述大众日常生活里焦虑和喜悦而最容易为消费者接受。在90年代中期，vcd影碟机的普及以及曾经风行全国的盗版碟片，使普通老百姓以最廉价和最便捷的方式与文化工业时代典型文本实现了亲密接触。有人认为这种盗版碟片的泛滥或许是一些所谓文化大国的政治策略，先以廉价的方式使人们习惯于它们的表达方式，然后在你无法离开它的时候，它们的文化产品的进入就成为大家的一种内在需求了。如以《大话西游》为代表的香港的“无厘头”文化，对大陆年轻一代尤其是大学生产生了深刻影响，其间的“没一点正经”话语方式使大陆年轻人在厚重的文化传统和严峻的生活面前有了一种后现代的轻松和调侃，这种方式显然不同于“五四”留给我们的态度。另外有一大部分的文人都纷纷以市场作为他们写作的中心，如王朔、苏童、莫言、池莉等都致力于将自己的创作与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大众媒体联姻。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