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关键词：胡风；文艺思想及杂文批判；研究
　　论文摘要：本文是《主流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矛盾冲突》课题的第三篇。课题的基本思路在于试图将王实味、萧军、胡风、“三家村”等人，从重重的 政治 、文化批判中剥离出来，通过对其杂文的创作动机、文本功用、重新阐释等方面进行研究，希望能够对其杂文思想进行梳理与把握，从侧面勾勒出(1942—1976)年杂文被批判的原因、模式、教训的某些 历史 线索，窥探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文化心理与时代精神状态；把握其审美观念和文化心理结构的 发展 脉络；进而对

    胡风冤案，确实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非常事件，时间长达二十五年，全国共触及2100人，其中逮捕92人，隔离62人，停职反省72人，到1956年，正式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78人(其中党员32人)，划为骨干分子的23人.这样的一桩大冤案，从1954年1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的文章，拉开了批判胡风的序幕始，至1979年1月14日，公安部电话通知四川省公安厅释放胡风，一场长达二十五年的劫难终于过去。1988年6月，在胡风去世三周年之后，中共中央进一步为胡风彻底平反，否定了1980年为胡风平反时“保留”下来的全部问题。1980年在为胡风从政治上予以平反的同时，仍然不肯否定1955年强加给胡风的许多不实之词，对此，1988年的平反文件，对全部遗留问题作了最后的澄清。至此，原来强加于胡风的什么“小集团”、“宗派主义”、“五把刀子”等一系列指责，都被彻底推翻了。历史是沉重的，重温胡风冤案的历史过程，纠缠是非恩怨，已无济于事;然而，了解其原因及模式， 总结 教训却很有必要。胡风在

    为了应对来自各方面的种种指贵，全面阐述自己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主张，1954年7月，胡风向中央提交了经他和友人们长时间酝酿而成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报告分四个部分共二十七万字，通称“三十万言书”。报告的第二部分“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是胡风对自己的文艺观点所作的全面陈述，同时逐条反驳了林默涵、何其芳的批评。在“说明材料”中，带有全文 总结 性的最后一节《关键在哪里》中，胡风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他长期以来一再反对的“庸俗机械论”。他认为，由于“庸俗机械论”的“理论统治”，“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了五把‘理论’刀子”，即:“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算生活、“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底价值”。今天我们重读这部分内容，不难发现，胡风所论措辞虽有片面、偏激之处，但所举的问题确属当时理论批评中普遍存在的倾向，也是在胡风前后屡有批评家和作家企图给以纠正的偏向。这些偏向，胡风以为可以前溯到苏俄“拉普派”的庸俗社会学、主观机械论和僵化的教条主义。在他看来，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中的一些观点就不时地“掉进了拉普派底‘理论’，而且“更向‘前’ 发展 了一大步”。胡风所剖折的五把“理论”刀子，结果被林默涵、何其芳等几位理论家断章取义地归纳为“五把刀子”。1955年1月21日，中宜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开展批判胡风的思想报告》中说:“他认为我们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是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刀子’”。事实上，胡风反对的不是提倡共产主义世界观，而是指斥“作家要从事创作，非得首先具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的说法;反对的不是作家深人到工农兵生活中去，而是指斥“只有工农兵底生活才是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反对的不是提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进行思想改造，而是指斥“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反对的不是继承和发扬祖国文化遗产，而是指斥“只有过去的民族形式才算是民族形式”，以及“非礼毋言”的封建复古主义;反对的不是作家去写工农兵，去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而是指斥“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底价值”的题材决定论。林默涵、何其芳等一些理论家们，他们去掉了命题的前提和条件，简化了推理与演绎的逻辑程序，以大简化的手法，直接地制造出了一个置胡风于死地的罪名。由此，“五把刀子”论最后成了宗派主义手中的凶器。
    胡风以为他一直批评的那些“有害的”观点会造成文艺的“混乱”和“姜缩”，会“闷死”、“枯死”党和人民的文艺事业，但种种有害的倾向，在建国后非但未能克服，反而变本加厉，原因在于“这种主观主义的理论和宗派主义作法，在解放以后用党底名义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样的论断，使得胡风的批判者们有理由相信，胡风不仅反对毛泽东文艺方向，否定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