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媒书写看《新文学史稿》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之区别

　　将现代文化传播及现代传播媒体引入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着重从刊物的角度出发，研究现代传媒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性质特点的关系，是近年来文学研究中的一个全新的增长点。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是初始的资料，期刊比起单行本书籍来，当然更能突出文学历史的原生状态”。事实上，期刊在文学史研究方法中的启示性意义，鲁迅早已注意到，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就从现代报刊的发展阐述了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文体形成与演变、流派形成与变革的问题。作为学科史的代表性著作，《新文学史稿》和《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出现的报刊名称分别近70种和90种（由于台湾文学的特殊性，并不包含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虽并未从传媒的角度进行详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细阐发，但报刊在现代文学史发展中的载体作用、中介作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并以此作为现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史料佐证之一。本文将通过对入史刊物的不同选择的比较，以期回到现场，还原文学史著作编纂的历史，探讨隐藏在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
　　《新文学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以下简称《三十年》）在传媒书写上的最大区别是入史的选择。
　　知识分子同人报刊主要传播知识分子话语，争取公共领域，代表着知识分子的现代梦想。对同人报刊的不同处理，反应了编者对于这一文学社团的不同态度。如《史稿》第一章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在《文学社团》这一章节，提及的弥洒社及其《弥洒》杂志，在《三十年》中没有任何提及。《三十年》中提及的西南联大——中国新诗派的相关刊物《文聚》、《大公报·星期文艺副刊》、《文学杂志》、《益世报·文艺周刊》、《文艺复兴》、《文汇报·笔会副刊》、《篱树》、《燕园集》、《燕京文学》、《辅仁文苑》、《文艺杂志》、《北大文学》、《文学集刊》、《诗创造》、《中国新诗》；以京派、开明同人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相关刊物《文学》、《文学季刊》、《文学月刊》、《文丛》、《骆驼草》、《水星》、《开明文学新刊》、《创作文库》、《文学丛刊》、《中学生》；新感觉派的相关刊物《文学工场》、《无轨列车》、《新文艺》，由于《史稿》将这些文学流派的抹去，自然也没有对于这些同人刊物的书写。
　　而由于对通俗文学这一文学大类的整体放逐，《三十年》中出现的通俗文学刊物除《礼拜六》作为遭批判的反面案例在《史稿》中有所提及外，其余的《红杂志》、《侦探世界》、《民权报》、《世界日报》、《新闻报》、《天风报》、《良友》、《大众》、《春秋》、《万象》、《369》、《申报》、《杂志》、《紫罗兰》等自然没有提及。
　　值得注意的是，机关报刊在《史稿》中更多被提及。这类报刊“不仅是作为统治集团方针政策的传播方式，而且是一种文化方向的传播与引导”。《史稿》为说明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影响下作家应有的创作态度，引用了恽代英在《中国青年》第八期上的《八股》一文，以此来说明，“在写作方向和创作方法上，要作家注视社会黑暗，用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创作”。并在第二章《觉醒了的歌唱》中，再次提及这份刊物，作为“反抗与憧憬”这类新诗的发表刊物之一，并毫不讳言地指出：“这是党直接领导的刊物，因而也是一贯提倡革命文学的”。而在《史稿》下册中，由于多了对“第一次文代会”的叙述，并不在《三十年》叙述时间范围内的《文艺报》、《人民文学》得到了提及，并在《关于“主观”问题的论争》这一节中援引了编者所处年代的《人民日报》上所刊载的舒芜的文章作为材料佐证。
　　此外，《史稿》对于域外文学对新文学的影响避而不谈，这造成了《史稿》的文学译介类报刊的空缺。《三十年》中则反复提及了小说译介的相关报刊，先是在第一个十年的小说专章介绍中，为说明西洋小说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创作准备了作家，准备了读者”，提到了鲁迅在《浙江潮》发表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科学小说《地底旅行》和茅盾第一次在刊物上发表的科学小说《三百年后孵化之卵》均是“译述”性质，又在第二个十年和第三个十年的文学思潮与文学运动的叙述中，提及了《译文》、《时代》、《苏联文艺》等杂志，以说明作家“大大加强了与世界文学的联系”。
　　《史稿》和《三十年》在传媒书写上的不同还体现在对报刊的不同选择上。
　　在对于相同文学运动（思潮、流派）相关报刊的阐述上，《史稿》和《三十年》有着不同的加减。如：为了说明白话文运动在全国的推广，除《三十年》中提到的《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外，《史稿》中还就“各地爱国学生团体纷纷仿效《新青年》、《每周评论》创办白话报刊”这一现象，专门列举了当时学生团体出版的小型白话报纸和报刊《湘江评论》、《星期评论》、《解放与改造》（后名《改造》）、《建设》三份杂志；关于“左联”及其影响下的刊物，除了都提及《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光明》半月刊、《文学导报》、《大众文艺》、《文艺新闻》、《文学月报》外，《三十年》中提到的报刊为《文学周报》、《文学》、《现代小说》、《十字街头》、《海燕》，《史稿》中提及的则为《世界文化》、《文艺讲座》、《文艺阵地》；关于30年代前期文坛小品文流行的现象，《史稿》只提及了林语堂的四本刊物《论语》、《人间世》、《宇宙风》、《西风》，而且是在与鲁迅的论争中以反面案例存在的，在《三十年》中，除了林语堂的四本代表刊物，还提到了《逸经》、《谈风》、《文饭小品》、《天地人》等，指出这批同类性质的杂志，“更助长了幽默闲适小品的创作风气”；“现代派”作为三十年代最为重要的诗歌流派之一，《史稿》只提到了《现代》杂志这一发表诗歌的平台，而《三十年》则更着重对现代诗派兴起发展这一文学现象的诉说，并提及了“现代派诗”得名后的两份杂志《现代诗风》、《新诗》月刊，以说明当时全国范围内标榜“纯艺术”的新诗刊物之多；“七月”诗派的代表刊物，除了都提及的《七月》、《希望》、《泥土》、《呼吸》外，《史稿》中列举的是《蚂蚁小集丛刊》，《三十年》中列举的则是《诗垦地》、《诗创作》。

　　此外，在作家和时代背景阐述上，《史稿》和《三十年》都喜引入相关报刊以作为立论佐证，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如：对30年代文学环境的描述中，《史稿》提及《申报》、《新生》主事人因言获罪或遭暗杀，将关注点放在左联成立前夕高压的政治环境，《三十年》关注的是国民党宣传部在三份杂志上的动作，以说明其“打倒‘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建设三民主义的新文学’”的反动的文艺政策导向。《史稿》在介绍“左联”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时，都将其各自编辑的刊物加入了其生平介绍中，《三十年》中对此并没有提及；《三十年》在对茅盾的评述中，列举了他编辑的《译文》、《文艺阵地》、《立报·言林》、《笔谈》等刊物，进一步论证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鲁迅之后最具广泛影响的文艺理论家与批评家”。
　　二
　　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流程已一去不复返。中国现代文学史著所描述与阐释的文学史只是一种编撰者“心目”或者说理念中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评价形态，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原生态。
　　当我们梳理《三十年》和《史稿》中关于传媒书写区别的原因时，首先想到的是时代背景、资料收集等客观因素对于文学史编纂的制约。详实的史料和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借鉴是两书共同的特点，但由于《史稿》是王瑶在清华讲授“中国文学史分期研究（汉魏六朝）”时，应同学要求做出的课程更改，“随教随写”的讲义修改而成，前后只花了两年时间，具有个人独立撰史色彩，且私人藏书和清华图书馆所存书籍并不能完全满足文学史写作的需要，“特别是抗战期间一段的书籍作品，简直等于空白”，而年代更近、编者更多、编写周期更长的《三十年》的史料详实、精准度更胜一筹。《山西教育》原本约王瑶写一个具有通俗性的文学史的系列讲座来连载，王瑶将此任务交给了刚刚研究生毕业的钱理群，钱遂叫上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一起，最先只是为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也借此表达对于现代文学思考的成果，出版是后来的事。王瑶编纂《史稿》的时代话语环境，是新执政党为了意识形态统治的需要，规定中国文学史为高校必修课程，编者作为一名忠实的共产党员，也表现出了对主流意识形态发自内心的服从，并有意识地征用文学符号系统为意识形态服务。《三十年》则产生于“现代性”思潮涌动的80年代，是将重写文学史摆上日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由拨乱反正、史的意识觉醒，局部突破旧体系模式到走向新的学术建设时期的产物”，当时的现代文学史研究由于对“现代性”的信赖显示出一种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绪，总力图追求总体性和整合力以展现研究对象的某种本质和规律。
　　其次，是文学史研究观念的不同。《史稿》开宗明义，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关中国革命的经典论述作为依据和出发点，去说明现代文学的“性质”及其“历史特征”。这一选择，使得《史稿》内涵的基点一开始就具有了等级性，如认为一切文学社团都是带有政治性的，而作为一种社团流派或文学现象的载体或中介，但凡发表的作品不是表现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就是以教育广大人民为主题的。如《文艺杂志》、《水星》、《新文艺》等刊物都被隐去，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对“通俗文学”的整体性消失，完全是由于这一文学样式并不具有意识形态提供的教化作用，使这类创作进入历史显然会削弱其前设的“无产阶级文学不断壮大，资产阶级文学不断衰落”的逻辑线索，甚至最终无法成功构建。至于《史稿》对于《三十年》中忽略的“弥洒社”的提及，更多的也是因为鲁迅在《新文学大系导言集·小说二集》中曾经对这一社团有过称赞，因为在王瑶的眼中，“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与之相比，《三十年》在“充分地‘释放’了以前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精英主义所‘压抑’的现代性”，提出“要用现代文学语言与文学形式，表达现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心理的文学”，这种“现代性”的编写视角反映了编者建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设想，表现出对不同文学形态的发展历程及其相互借鉴融合的关注。作为著作主要编者之一的钱理群则有着“揭示特定历史时代中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美学形态”的文学史观，正因如此，《良友》、《万象》、《紫罗兰》、《世界日报》等市民报刊及其背后的“通俗文学”在《三十年》中才会得到三个专章的详尽叙述；京派、海派、张爱玲、钱钟书等在《史稿》中被抹去的文学流派、作家及作为其作品传播载体的报刊才能在《三十年》中回归。《三十年》摆脱了以《史稿》为代表的以往文学史叙述中的强调对立思维、思想斗争的模式。
　　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曾写道：“尽管编年表把规则加于永恒，但它却不能把异质性的可疑的片断从中剔除出去。”对于历史总有一些难以整合的经验碎片，一些彼此冲突矛盾的现象存在于文学史中，而这些碎片化的、冲突的、悖论式的图景恰恰是文学史的原初景观，因而我们永远无法真正寻找到两本专著关于传媒的不同书写背后的真正原因。或许这种比较，本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文学史家的视野，不仅可能会遮蔽住大众传媒的信息，这种遮蔽反过来会影响到对于文学史本身的理解，我们还应从传媒史的视野中反观文学，这样阅读姿态与理论预设的转换，才能不仅拓展文学史的微观研究，而且可以提升文学史的宏观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