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经济视野：有效性及其限度

　　当我们凭借“民国经济”来重新思考、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时，“民国经济”所蕴含的独特所指很显然指引给了我们一种新的方法论。依照这种方法论的烛照，我们毫无疑问会洞见前此未曾注意到的一些事实：中国现代文学整体生成中的经济因素；中国现代作家走上文坛的独特姿态、现代作家社团与流派的形成背后的经济因素；某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之所以如此的经济因素；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生产、流通、传播与大众接受的经济背景之间的关联，等等。这些事实的被发现，无疑有助于敞亮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经济因素的认知，建构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文学图景。但验诸20世纪的文学研究之路，我们发现，经济学视野的运用并非始自今日，如若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运用“民国经济”这一范畴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很显然我们需要从方法论上做出检讨。换言之，我们需要回答这样相关联的两个问题：一、民国经济视野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有无合理性，若有，其依据何在？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民国经济视野与20世纪一度占据主流的政治经济学视野等有无区别，若有，其区别何在？
　　一、经济与中国文学：历史的考察
　　事实上，由生活于现世社会的人所创作的文学，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也不可能离开与其现实生存密切相关的经济。
　　对中国古代文学而言，借助于沈端民先生从1980年代以来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经济问题的研究①，我们发现，一部从先秦到明清的古代文学史，其实就是一部别样的文学经济史。这种对古代文学内容的重新发现，无疑有利于冲破古代文学研究固有的学术框架，但这种从文学内容层面考量并得出文学与经济密切相连的论析，需要辅以对文学外部诸多因素——作家本人的经济状况、文学作品的生产与流通环节、文学受众的经济状况等等——的论析，才会更有冲击力。然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中国古代作家是耻于谈钱而乐于谈官的，其写作和重制问世作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没有经济目的，可以说是拒绝进入市场的一群，而出版家既不组织稿源也不组织市场，虽然从隋唐起就有大量重制、出版和公开买卖《四书》、《五经》的行为，但“这种出版和买卖，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独尊儒术的意识形态和科举考试的需要”〔1〕，即是说，古代文学的外部因素中几乎没有狭义市场经济的影子〔2〕。
　　中国文学与经济日渐复杂的扭结，始于1872年4月30日《申报》的创刊。据鲁湘元先生考察，1872-1897年是中国市场经济文学的初创时期；1897-1910年是中国市场经济文学的第二期；1911-1925年是市场经济文学向全方位的深层次方向发展的时期；1925年五卅运动后，中国文学的狭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健全；1937年以后至1950年前，虽没有脱离市场经济文学的体制，但更多的是战时机制；从1950年代起文学的生产和销售也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3〕可见，“狭义的作为社会经济形态而存在的市场经济，是中国近、现代文学生产者——作家和出版家——赖以存在的基础，也是读者赖以读到各种各样作品的客观条件。”他由此得出结论说：“没有狭义的市场经济，就没有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大部分。”〔4〕并认为应该建立一种“从经济形态、商品和价值，即主要从作品的交换价值，去了解文学的发展和变化，了解作品和作家的文学观，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以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为基础的‘世俗’文学观”即“市场文学学”。〔5〕
　　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我们重新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场域，就会发现经济对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这文学四要素的全面渗透，就会发现经济变革怎样部分地左右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选择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面貌，就会发现中国现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们，尤其是1930年代前后的左翼作家们，在其作品中如此深刻地通过文学传达了他们的经济关怀，就会发现中国现代读者的状况如何部分左右了张恨水等等作家对小说人物形象、故事结构的创构……
　　对于我们常以“中国当代文学”命名的文学而言，经济作为一种最重要的历史因素，作用于政治，也作用于文学。其与文学的扭结关系在1980年代以来显得更为复杂，它对文学的牵制力和影响力较之以往任何时候也都要强大。当代文学书写中不能忽略的反崇高、反理想甚至媚俗化倾向，部分当代作家对自己“玩文学”的重新定位，对文学炒作的驾轻就熟，都与经济形态的变迁、经济对作家全面深入的影响密切相关，而直接反映经济关系的财经小说、以经济变迁为叙事背景的诸多小说的大量出现，则与经济大潮的汹涌澎湃直接相关。在21世纪这个知识经济时代中的文学作品、文学现象、作家体验与文学世界，都离不开全球化这个宏大背景，其与经济关系之密切，较之以往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可以这么说，从总体趋势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与经济的扭结关系日趋密切；二者复杂的纠缠关系不仅存在于文学外部，也存在于文学内部，较之中国古代文学而言显然更为复杂，因此，也更值得我们从经济角度对之进行详细的梳理、辨析与论证，解释一些从以前的政治、文化角度切入时所无法解释或者无法有效地解释的问题。对我们常以“现代”命名的文学而言，经济角度的引入之于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文学场域的进一步还原，亦是一个必要甚至必须的举措。

　　二、“民国经济”视野：新方法论的有效性
　　目前学科设置中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学”，通常是以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文学流派、文学思潮以及文学现象为重点研究对象，并将研究上限延伸至戊戌前后。在这样的考察视域中，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曾经被给以一定的关注。以教材《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6〕为例。在论述新文化运动发生的缘由时，论者就关注到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一战后的趁势发展，新兴的社会力量的增长，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现代印刷技术的引入促成现代出版业、杂志业的发展和现代文学市场的形成，现代稿费制度的确立和职业作家的出现等等非常重要的经济因素；在以现代性构建文学史的过程中，论者还特意关注到了雅俗互动的文学态势，关注到新文学并非掌握了全部读者和文学市场的事实，以及新感觉派在1930年代的出现与市民读者群的变化之间的关系；论析《子夜》时，论者密切结合了1930年代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以及那一时期的文学与经济革命的关系。加上鲁湘元先生从稿酬制度出发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的研究，陈明远先生对中国现代作家的经济生活情况的切实研究，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现代出版市场、都市传媒、稿费制度与职业作家的关系的研究，现代期刊的编辑发行制度研究，文学社团或书局的出版策略研究，等等，这些已显丰硕的成果传递给我们一个信息：从经济角度研究文学，或者说探究文学背后的经济机制，已经存在并且已经取得重要成果。
　　但我们的研究很显然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比如对作家的研究。
　　“要理解作家职业的本质，必须想到：一个作家，即使是最清高的诗人，他每天也要吃饭和睡觉。”〔7〕作家的经济体验是其生存感知中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种。只有尊重作家包括经济体验在内的生存感知，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作家的思想、行为以及作品。以鲁迅为例。在祖父入狱、父亲生病而导致的家道中落中，鲁迅对经济窘困的感知，对进当铺的记忆，是他少年经验中最触目惊心的部分；他在日本满怀信心筹划的《新生》，也主要是因为资本的逃走而流产，从而带给他寂寞的悲哀；他和周作人所译的《域外小说集》的滞销，更是浇灭了他年轻时候的好梦。这些体验与后来他和李小峰的版税纠纷，与他和章士钊的对簿公堂，以及他一贯的对经济权的重视等等之间，我以为是有联系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才能理解，当《娜拉》在中国各地热演，当“娜拉”成为“新青年”们的偶像，一大批青年随时准备潇洒地关上性别歧见或者封建家庭的门出走的时候，1923年12月26日晚，鲁迅应邀赴女高师这个“娜拉”的集中“出产地”做演讲时，他演说的题目为什么却是《娜拉走后怎样》。他对她“或者堕落，或者回来”的命运的推测，对“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8〕的提醒，对“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9〕的追问，“给沉浸在‘出走’浪漫激情中的女大学生当头棒喝”〔10〕。我们以前都认为《娜拉走后怎样》体现了鲁迅少有的睿智，事实上，这种睿智背后，正包含了鲁迅多年以来痛苦的经济体验。又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批作家——郭沫若、郁达夫、张恨水、沈从文、李劼人等等——的经济状况，部分决定了他们的文学生产状况。郭沫若、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中那些为经济所困的知识分子，正是他们某一时期的影像。张恨水曾说：“我的生活负担很重，老实说，写稿子完全为的是图利……所以没什么利可图的话，就鼓不起我写作的兴趣”〔11〕，这段自白，我想决不是谎言。沈从文在北京一边用手捂着鼻血，一边写作，解决其母返湘路费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李劼人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与《大波》三部曲的写作进度，与他经济的短缺密切相关。比如《大波》上卷绝大部分的写作，李劼人仅仅花了19天，而其原因，据他1936年3月4日致舒新城信，乃是“债台高筑，无可再借”〔12〕……而对于当时在北京大学就读的冯沅君来说，写作以获取稿费，乃是获得经济上的相对独立的重要手段；苏青的开始写作、迈出朝向女作家的关键一步，与其丈夫讥讽她不能挣钱密切相关……可以说，从经济角度研究这些作家的创作动因、思想形成、作品内容以及他们的职业作家身份，可以使我们的研究从平面变成立体，从单一变得丰富。这种研究甚至可以推广至作家群落，例如将文学桂军的崛起与经济欠发达的广西联系起来，就是一个以文化学盘活文学研究的案例①；例如将经济上的自立与当代温州作家对文学的纯粹性追求联系起来考察，发现了“经济上的自立带来了事业上的自信，从而带来了精神上的自由和创作上的文学自觉”〔13〕，也是一个可以重视的案例。
　　当然，我们必须注意到，有些作家的有些作品是因为缺钱而写作，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作品就一定不是佳作。“为糊口而写出的文学作品并不一概都是最糟糕的。需要钱使塞万提斯写出了小说，从而使《堂吉诃德》得以问世；需要钱使沃尔特?司各特从诗人变为小说家。”〔14〕我们可以“接着说”的是，需要钱使沈从文写出了小说，从而使《边城》得以问世；需要钱使张恨水写作出了《金粉世家》；需要钱使李劼人写作出了《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与《大波》……经济在这里成了一种类似于酵母的东西，对于作家的精神产出是有益的。此外还必须注意到，对经济的同样重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作家都会选择相似的人生路径。以李劼人为例，他写作《大波》等小说前后，刘大杰曾再三邀请经济窘困的他去四川大学任教，可他坚决不干，他说，“我现在写小说极感兴趣，好不好不管，自信有些见地，殊非时贤所及，每于疲不可支之余，而兴会犹浓也。设不幸而有战事，我仍开馆子，终不教书也。”〔15〕又如，同是需要钱，张资平的小说很快趋向三角、多角恋的媚俗之路，而郁达夫、郭沫若的文学选择则比较纯粹……也就是说，我们既应注意到作家的文学选择与其经济情况之间的联系，但也应注意其文学选择与经济情况之外的诸多因素的联系。剖析作家在复杂可能中的选择与应对方式，既是尊重作家的真实生存状态，也是我们尽量避免经济决定论的有效途径。
　　比如对作品的研究。
　　当我们从经济角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作品时，1930年代社会剖析派作家的那些现实主义小说首先应该纳入我们的考察范围，因为“个人和社会经济的关系也许是现实主义的一个经典的模式”〔16〕。事实上，要研究茅盾、沙汀、艾芜、吴组缃等在1930年代所创作的那批反映破产题材的小说，突破以前的阶级论视角而以经济角度切入，会是一种有效的解读方式。早在1990年代后期，金宏宇先生就曾将这类小说命名为“破产题材小说”，认为其“主要特点是从经济-政治角度切入展示社会的破产影像，从经济关系入手描写社会关系的恶化情态，从生存层面起始再现人性的变异程度，从而构成一幅幅整体性的反映30年代中国社会现实的‘破产图’”〔17〕，指出这类文学具有“经济关怀”特质。如果深入下去，我们可以发现，此一时期文学的经济关怀，不仅与左翼作家们的文学自觉密切相关，而且与新文学-新文化中心由文化北京南移至摩登上海，作家的生存压力变大有关，也与文学从关注思想革命转移到关注经济革命的现实有关。对后二者的观照，又可以串联起我们对新感觉派以及那一时期的京派乃至京、海派之争的考察。此外，抗日战争开始后，经济的战时特征又怎样影响到了文学作品在内容、传播、阅读等方面的状态，它们与那一时期的整体文学风貌之间又有何种关联，等等，都是与作品相关，而又有待于从经济角度去加以考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