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提到的文革”结束以后的新时期文学是回到了“五四”的原点，重新接续起“五四”人的文学的说法，虽然说的不错，却未免简单化。新时期文学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的文学相比，最根本的不同是多元化（与“五四”的多元化不同，“五四”的多元化是统摄于一元化的前提之下的），过去那种一个时期往往只有一类主题、一种声音的做法彻底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多主题、多声部的多元化文学格局，而在这种多元化文学格局中，最富有新质、最没有重复性和最具有开拓意义的主题和声音即是出现于1980年代的生态性写作。百年文学史，唯有生态性写作首次把“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思维模式转化为“人与自然”的思维模式，而以往的写作，无论是“人”性写作、阶级性写作、政党性写作、领袖——集团性写作，都远离自然，或者忽视自然，所以我们看到的都只能是“人与人”和“人与社会”的故事，很少有“人与自然”的故事。
　　1980年代以后生态性写作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背景和缘由。一是现实生态问题的严重。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一方面使得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各项经济指标连年攀升；但另一方面，自然环境的破坏和自然资源的锐减所造成的自然生态系统的失衡和危机，令人触目惊心，比如“全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3亿农民无法喝到安全的饮用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达到10年前的两倍，1/5的城市空气污染严重，1/3的国土面积受到酸雨影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超过国土面积的1/3，沙化土地面积接近国土面积的1/5，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生物多样性减少……”[4]。二是外来生态思潮的影响。从世界文明进程看，由工业革命所造就的工业文明到了20世纪后半叶已步入衰退期，反人类中心主义、反发展主义和反科技主义成为一种新的历史动向。20世纪中期以来人文社科领域普遍呈现“绿化”趋势，原本属于生物学范畴的“生态”一词竟成了贯通诸多人文社科学科的学术语汇，如生态政治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文化学、生态人类学、生态心理学、生态哲学、生态美学、生态文学等等，它们汇聚一起共同掀起声势浩大的生态主义思潮（有人称之为“绿色运动”）。三是本土生态传统的承续。中国是一个农业古国，历史上长期的自然经济形态和自然生活方式，孕育了以“天人合一”为统领的生态哲学观和生态伦理观。中国传统的生态哲学观和生态伦理观大体上包含三个方面的要素，一是“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二是“万物齐一”的生态价值观，三是“民胞物与”的生态生命观。这三个要素在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中均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儒家从“仁爱”出发，讲“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泛爱众而亲仁”（孔子），“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君子之于万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道家用“道”解释宇宙世界，讲“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无以人灭天”、“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佛家“以慈悲为怀”，讲“爱生”、“惜生”、“放生”、“不杀生”，认为“有情无情，皆是佛子”、“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等。。在上述三方面的背景和缘由中，现实生态问题是催生生态性写作的直接原因，外来思潮影响属于间接的诱因，而从本土的生态传统承续的角度上看，生态性写作乃是在本民族文化传统的根基上长出的一片“新绿”。
　　1980年代以来的生态性写作，包括1980年代和1990年代至新世纪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为“隐性”，即作家没有明确的生态主义创作意图，但在其创作中却潜隐着生态主义的思想元素或情感符号。这种“隐性”的生态性写作，如果借用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关于“浅层生态学”的观点及其论述，我们可以归纳出其如下“浅生态”特征：
　　第一、在理论前提上，仍然拘囿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既包含有传统的“人是一切事物的中心”的本体论因素，也包含有现代的“人是一切事物的尺度”的价值论因素。
　　第二、在现实成因上，很大程度上是环保运动催生的产物，因此，其创作重心是揭示自然环境受到破坏或污染的现象，即主要反映自然生态问题。
　　第三、从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倾向性来看，无论是出发点还是落脚点，均是从人类利益出发，与以往不同的是分出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
　　第四、在作品表现的核心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亦即对于自然的态度上，仍然是传统的“开发利用”，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这其实是只承认自然的工具价值而不承认其独立存在的内在价值。
　　第五、在探究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上，往往停留在现实社会层面，比如对单一的经济发展观和急功近利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对商业社会奉行的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批判等。
　　1980年代这种“隐性”的生态性写作主要体现在两大板块上，一是1980年代上半期的“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二是1980年代下半期的环保类报告文学。“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的作者由于历史的作弄，在“文革”开始后纷纷被迫离开城市，“上山下乡”到远离现代文明的偏僻之地，这使得他们有机会真正接触到大自然，与大自然的朝夕相处培养了他们对大自然的深厚情感，热爱、尊崇、赞美、依恋，成了贯穿“知青文学”和“寻根文学”中自然描写的基本色调。“知青文学”中着意表现人与大自然情感（往往与凸显大自然的神奇魅力结合成一体）的作家作品主要有：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孔捷生的《南方的岸》、《大林莽》，宋学武的《干草》，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张抗抗的《北极光》等。“寻根文学”中着意表现人与自然密切关联（带有一定神秘色彩）的作家作品主要有：阿城的《树王》、郑义的《远村》、韩少功的《爸爸爸》、王安忆的《小鲍庄》、贾平凹的“商州系列”、 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 李锐的“吕梁山系列”、朱晓平的《桑树坪记事》、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等。比较而言，1980年代下半期环保类报告文学的异军突起与生态主义的题旨更为接近，因为它缘于现实中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危机，是现实的生态问题直接催生的结果。沙青1986年发表的《北京失去平衡》是1980年代下半期环保类报告文学兴起的发轫之作，作者通过实地采访，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尖锐地揭示出北京的工业化进程所造成的水资源的严重危机（这一问题在当时其实已经不仅局限于北京，而是在全国许多城市都普遍存在）。另一篇产生更大反响的环保类报告文学的作者，是后来被有些论者称之为“中国的蕾切尔·卡逊”的徐刚，他在1988年发表的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同样是通过实地采访，用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揭示出当时全国普遍存在的另一严重问题——滥砍滥伐给森林资源带来的破坏。在沙青、徐刚的带动下，1980年代下半期有不少报告文学作家投入到环保题材的创作当中，其中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岳非丘（《只有一条长江》）、麦天枢（《挽汾河》）、刘贵贤（《生命之源的危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