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学观念变革期的文学复古情结

文学“复古”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审美情结。即使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文学观念变革期，进化论大行其道的时候，文学研究的先锋人物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等对往古的审美风习仍隐隐含有一种眷恋。梁､刘､章三位因着意于进化论和政治事功，对文学复古的倾向有刻意隐藏的痕迹，王国维却脱身于功利之外，因而能对文学复古进行深度审视。
　　
　　“复古”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常演不衰的剧目，这种“复古”虽可理解为对政治上恢复古制的回应，但更应当视为文学的一种自律行为。刘绍瑾先生十分重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的“复古”意识，他说:“复古主义者在批判‘近今’､‘近代’奇技百出､竞新弄巧的文化风习和刻意为文､饣豆 饣丁 破碎的创作机制背后，体现出一定深度的终极人文关怀和审美追求”①，“复古”已成为国人的一种审美情结。即使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文学观念变革期，进化论大行其道的时候，文学研究的先锋人物对往古的审美风习仍论文联盟http://隐隐含有一种眷恋。本文即以梁启超､刘师培､章太炎､王国维为代表，透视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
　　
　　一
　　
　　梁启超对文学观念的改造可以说是最力的，但他早年对文学一类并不怎么看重，认为诗文是小道，不能令其“溺志”(《万木草堂小学学记》)②。及至东渡日本，对政治小说发生了兴趣，引起了他文学观念的突转。他所创办的《清议报》即连载政治小说，《译印政治小说序》亦大谈政治小说之功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议论，一寄之于小说……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③《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更力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谓“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④。显而易见，梁启超对小说的推崇全在于小说的政治功用。虽然他不否认小说“感人至深”等文学本身的特点，但小说文学上的特点最后要归结到“改良群治”的政治事功上，舍此则不可与言小说。就彼时的社会形势而言，无论当时还是后世，他的这种行为都无可厚非。而他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确也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小说的大发展。但笔者所关注的不是他对新文学做了多大贡献，而是在提倡新小说的过程中潜藏于他内心的怀古倾向。为强调小说的影响力，他进而将小说与俗文学联系起来，谓“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他不同意其他论者“宋元以降为中国文学退化时代”的说法，认为“宋以后实为祖国文学之大进化。何以故?俗语文学大发达故”。宋后的两大俗语文学派之一便是小说，另一派“儒家禅家之语录”又因清代考据学的兴盛而中绝，于是就只有小说了。如果只看这一段，却也无可如何，但要追究他为此说所找的证据，又另当别论了。“中国先秦之文，殆皆用俗语。观《公羊传》､《楚辞》､《墨子》､《庄子》，其间各国方言错出者不少，可为佐证。故先秦文界之光明数千年称最焉。”既已“数千年称最”，可否与近世､当世之小说一较呢?他没有说，这里面原是有心结的。“三代文学优于两汉，两汉文学优于三唐，三唐文学优于近世，此几如铁案，不能移动矣!”此说虽是对斯宾塞“文学退化”观的响应，但作为“铁案”，恐怕早已在他心中存在了，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循环论的遗传。但为了附和进化论，他仍要申说:“顾吾以为，以风格论，诚当尔尔;以体裁论，则固有未尽然者。”⑤他所说的体裁是指三百篇的四言进为五言，又进为七言，继而长短句､曲，愈来愈复杂。就形式而言，此亦可为“铁案”。然“风格”系何指?他没有说。没说并不等于不重要，只不过是由于论述的重点而有意漠视了“风格”。“风格”与“体裁”相对举，可见应偏于内容方面。“风格”由三代向近世的退化，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刘勰的“从质及讹，弥近弥澹”(《文心雕龙•通变》)的说法，由汉唐的“淳而质”到宋初的“讹而新”，显示的是一种审美意态的变化。梁氏的“风格”虽不可简单地等同于刘勰所论，但也应该从审美文化心理层面去理解。后来《情圣杜甫》中说“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是不受进化法则支配的，不能说现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优美，所以不能说现代人的艺术一定比古人进步”⑥，可以印证这一点。
　　刘师培对进化论也是大加欢迎的，在谈到斯宾塞的“文学退化”观时，他同样不能接受。“英儒斯宾塞耳有言:‘世界愈进化，则文字愈退化。’夫所谓退化者，乃由文趋质，由深趋浅耳。” “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退化”，视诸中国文学，确乎如此。但他不能将这种事实理解为“退化”，在回应了梁启超关于小说与俗语文学的关系之后，他说“陋儒不察，以此为文字之日下也。然天演之例，莫不由简趋繁，何独于文学而不然?故世之讨论古今文字者，以为有浅深文质之殊，岂知此正进化之公理哉?”然而，他的进化论使用得并不彻底，说完上面一句话不久，即笔锋一转:“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原来，“古文”是用以保存国粹的。作为国粹派的中坚人物，这种说法自然在情理之中。由上观之，刘氏此时的“文学”理解远没达到现代的水平，“文学”与“文字”尚且不分，混沌一片。而一接触到先秦，他的“文学”理解却忽然清晰了:“中国文学，至周末而臻极盛。庄､列之深远，苏､张之纵横，韩非之排癵，荀､吕之平易，皆为后世文章之祖。而屈､宋楚辞，忧深思远，上承风雅之遗，下启词章之体，亦中国文章之祖也。惟文学臻于极盛，故周末诸子，卒以文词之美，得后世文士之保持，而流传勿失。”⑦此处“文学”即等于“文章”，先秦文学以“文词之美”得以保存，显然是偏重修辞的，这种看法，揆之刘师培的文选派大家身份自属当然，而与梁启超的“风格”说恰可颉颃并进。无论偏重于哪一方面，其对“古”的推崇却是一致的。
　　
　　二
　　
　　与梁､刘二位的犹豫不同，章太炎是反对进化论的，所以他对“文学复古”的态度较为明确:“可惜小学日衰，文辞也不成个样子。若是提倡小学，能够达到文学复古的时候，这爱国保种的力量，不由你不伟大的”⑧，“彼意大利之中兴，且以文学复古为之前导，汉学亦然。其于种族，固有益无损已”⑨。章氏所说的“文学复古”是袭用意大利“文艺复兴”的说法，显然与传统的古今对照的历史循环论观点不同，而是在古今､中外的多元交织中寻求中华文明的立足点。他所说的“文学”跟现今的文学理解也有很大不同，而与“小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从他对文学的定义中能明显地看出来:“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文”和“学”可以分开来理解，“学”有“论”的意思，解释为“研究”恐怕也说得过去，这种文字考证式的定义与literature就全然异趣了。基于此，他当然不能同意昭明太子与阮元关于“文”的看法，谓“前之昭明，后之阮氏，持论偏颇，诚不足辨”;也不能同意当时“学说以启人思，文辞以增人感”的区分，认为“亦一往之见也”⑩。章太炎身处日本，不可能不对欧西的“文学”定义有所了解，而他偏要做出这种复古的泛文化式的文学理解，是有其深刻的目的的，诚如日本学者木山英雄所说:“章炳麟的‘反古复史’之‘文学复古’论，凝聚了他全部心血，成为直面本世纪初世界史现实，致力于将中国文明从其自律性基础开始重建的不懈努力的重要部分。”[11]所以，章太炎虽对“文学”作了界划，但并无意于文学本身，而是着意于文化､文明层面，以求中国的复兴。后来的文学史家定义文学时，常拿章太炎作靶子加以批驳，的确有无的放矢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