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异质之比较

　中国文学可以以１９１７年为界分成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两个大的时期，我同意这个说法。作为文学史分期，近代文学概念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时间太短；二是作品太少。那么近代文学应该属于古代文学还是现代文学？这就要看近代文学的性质是与古代文学还是与现代文学同质。
　　从文学观看，中国古代文学的文学观以儒家的“事君、事父”为正宗，后来提出“文以载道”说，这里的“道”就是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念。“文以载道”的文学观以“道”为目的，以“文”为手段，否定文学的独立性、主体性，将文学视为“圣贤之道”的附庸，文章成为“代圣贤立言”的工具与手段，作家自我意识被抹杀和消解。
　　近代文学观由于受现实需求和西方外来思潮的影响，产生了不同于传统的新质，开始出现多样化的文学观。有夏曾佑、严复提倡的“人性论”文学观，认为文学之所以有感染力，因为它能表达人类“公性情”。梁启超的“新小说”观，重视小说的社会功能、社会价值，认为小说可以反映现实，表达政治主张，是思想启蒙的利器。还有徐念慈、黄人为代表的唯美文学观，认为“小说为美的一种”，重视文学的审美特质与艺术性。以及王国维的悲观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的作用是使人摆脱人生痛苦，进入无功利的审美境界。
　　从近代文学观可以看出西方文学观念开始渗入，旧的文学观念有被多样化文学观念取代的趋势。但是，与现代文学理论相比，它又缺少现代美学意识与理论系统，还没有与古代文学观产生断裂，出现质的飞跃，只是处于量的积累过程。在接受西方文化成果方面，是一种简单移植，甚至出现以传统观念去解读论文联盟http://西方文化思想的“误读”现象。
　　近代思想家魏源在《默觚上·学篇》中说，“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文之外无道，文之外无治也”，以及梁启超大力倡导“新小说”，提出“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口号，他们的目的都是为封建政治体制服务，巩固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没有宣布与传统文化的彻底断裂。所以他们的文学观与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学观一脉相承。虽然出现了一些主张文学独立性、审美性的新声，但这种声音十分微弱，反响很小，没有占据主流地位。
　　到了“五四”时，文学观念开始与传统文学观念彻底断裂。新的“人的文学”观出现，由“代圣贤立言”到代自己立言，人的主体意识极大觉醒。“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新文学运动在内容上要求彻底推翻封建专政制度和儒家伦理道德，建立“新道德”和“新文学”。“五四”作家还把个性解放与整个社会与民族的解放联系起来，确立了“个性解放”和“社会改造”两大主题。这是与传统文学观截然不同的充满个体意识和和斗争精神的现代文学观。
　　“五四”作家还有意识地把现代文学纳入世界文学轨道，力辟“外中国于世界思想潮流”的倾向，具有开放的世界眼光，从世界文明的高度重新审视和批判中国文化与文学，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繁荣。也就是说，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时的文学观是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观，那么近代文学还没有获得这种现代性。当然，我们说“五四”文学观已经具有某种程度的现代性，并不是说文学的现代化已经在中国实现，恰恰相反，文学现代化的道路在中国还很漫长。
　　从文学形态方面来说，无论是从语言的革命、文体的解放、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还是从文学技巧的运用来看，近代文学还属于古代文学形态，没有发生质的变化。晚清虽然开始出现白话的提倡，如１８９８年裘廷梁作《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梁启超在《新小说》第１卷《小说丛话》中说：“文学之进化有一大关键，即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也。”但这种倡导对文学本身没有产生广泛的影响。到了“五四”文学革命后，白话文才全面取代文言文的地位，成为日常生活、文学创作的语言，结束了封建时代长期语、文分离的现象。白话的实质是为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产生的情感和思想提供相适宜的语言形式和媒介，随着白话文的成熟和使用，以文言文为载体的古典文学就被以白话文为载体的现代文学所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