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世骥对晚清文学的历史地位有着很高的评价：“晚清文学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一方面是旧文学的一个光荣的结束，一方面又是新文学的一个绚烂的开始，其地位是不容任何偏见或曲解所淹没的。”{5}这一观点亦可用来概括其对近代文学历史地位的整体评价，因为他心目中的“近代中国文学”主体部分就是晚清文学。自然，这一观点有对胡适、陈子展等前辈学者承继的成分，但其态度已非胡适式的鲜明的新文学家立场，亦非钱基博式的明显回护旧派文学的立场，而是相对客观公允的史家立场。近年来的主流学界，正在修正和调整20世纪50年代以来形成的近代史观和近代文学观，近代文学学科定位的思路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向着杨氏六十年前为这段文学史定下的总基调靠拢。在近代文学学科地位明显偏低的当下，业界有识之士这一研究思路和整体定位的调整，在其深层动机里面，或许不无希望借此来恢复和确立这一弱势学科的学术信心和学术地位之用意。
　　二
　　1943-1945年，杨世骥在复刊的《新中华》开辟“文苑谈往”专栏，推出一批材料新颖、见解新鲜、文笔优美、可读性很强的研究性文章，范围涉及近代文学思潮与流派、作家与作品、文体与语体、期刊与栏目等。其中，较为宏观的思潮与流派层面的研究成果有《诗界潮音集》、《戏曲的更新》、《小说的理论与批评的萌芽》等长文，分别关涉20世纪初年的诗界革命思潮与运动、近代戏曲的衰变和新变轨迹、小说界革命前后的新小说理论建树等领域与问题。系列文章《吴之英》、《记张登寿》、《黄读山》、《曾彦的〈桐凤集〉》等，分开看是从文学史视野发掘出几位在近代诗坛应该占一席之地却被遗忘的一批旧派诗人；合起来看，则由点及面地勾勒出由一代诗坛领袖人物王闿运之诗文弟子组成的一个出色的作家群体，对问题的探讨实际上亦深入到了诗歌流派层面。
　　杨世骥在近代诗潮、诗派、诗人和诗作的材料搜求和探研方面用力颇勤，对旧派诗人和新派诗人不存偏见，持论较为公允。他充分肯定谭嗣同、夏曾佑发起的“新诗”运动的探索与解放精神，将1902-1904年间《新民丛报》所开辟的诗歌专栏“诗界潮音集”视为“新诗”运动之发展乃至高潮，对其创作实绩予以高度评价——“在诗的形式上固然谈不到有所创造，然就内容而言，实使当日诗坛发放出新的曙光”，“在诗的新的坦途未能开辟以前，在并世诗人们追踪于汉魏唐宋，其进焉者惟知以毕生之力与古人搏斗，欲求一日之雄的当日，我们已经有了那末胆大杰出的篇什，也真可称为时代的潮音了”。{6}他充分肯定诗界革命的进步意义，具体而微地分析了梁启超、康有为、蒋观云、狄葆贤、麦孟华、蜕庵、默士、出云馆主人、黄宗仰、高天梅、蒲生天汉、醒狮、剑啸声、美权、晋昌、贺春、金楚青、馀不生、勾吴氏、婴弇、西谿生、樱田孝东等几十位“诗界潮音集”栏目诗人“新诗”之时代闪光点，最后总结道：“其长处是能充分地表现他们的时代——那个动乱的时代；发抒他们的情感——在那个时代的激越的情感，凡前人诗中向来忌用的辞句，他们都明目张胆的采用了，凡前人诗中不敢问津的新事新理，他们都明目张胆的容纳了，惟因运用的高下，其间遂不免生硬粗糙，然而这是任何体式最初未能或免的现象。”{1}
　　对近代古典诗人，杨世骥也不存偏见，不以今律古、厚今薄古。他致力于消除由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著对旧派诗人之妄评而肇端的印在世人头脑中的对近代诗（人）根深蒂固的不良印象，对“近代诗”有着独到的见解：“在今日论诗我们应涤除二十年前胡适式的那种盲目的肤浅的见解，我们应大胆的承认‘摹仿’为任何诗人必经的一段过程，近代诗的特色，就是能分途地从多方面去接受遗产，或古歌谣，或汉魏，或六朝，或中晚唐，或宋，或追踪于一人，或遗貌取神于某人的一部分的作品，因此蔚为大观，而各家皆有各家之所长。不待矫揉创造，已自有其独赋的生命和血肉。”{2}鉴于此，他评吴之英《关山月》，用诗人之诗论考量其诗作，结论是“和他所持的论调完全吻合”，并充分肯定其内容和情感的时代性与超越性——“在今日烽火漫天，兵戈匝地的时代读了，尤为使人气短！”③品黄读山《江北水灾》，谓其“有事实，有理想”，赞誉诗人对时代的敏感以及那颗宗教徒般虔诚的悲悯、博爱之心。{4}论曾彦及其《桐凤集》，对这位“风骨端伟”、“器宇不凡”的女诗人充满钦敬，誉其为“成就最高”的“近代中国女诗人”，言其诗“置于一代作者之林中，也毫无逊色”，谓其《桐凤集》中抒情诗造诣深厚，赞其深得魏晋诗之况味，“贵能以辞掩意，而尤长于曲达难言之情”，令人“不能不受到它深深的感动”。{5}杨世骥由点到面，勾勒出由一代诗坛领袖王闿运之诗弟子中的佼佼者——吴之英、黄读山、齐璜、张登寿、杨庄、曾彦等——组成的一个出色的诗人群体，并由此揭开蒙在近代旧派诗人脸上的面纱之一角，还原出其纷纭繁复的多面性，进而颠覆世人观念中对近代诗（人）持有的先入为主的“胡适式”的偏见。
　　1945年初，在《新中华》复刊第三卷第一、二期“文苑谈往”栏目连载的长文《小说的理论与批评的萌芽》，是迄今所见近现代文学学术史上首次对晚清小说理论与批评进行系统梳理与总结的有分量的研究论文。杨氏鉴于中国小说历史悠久而自觉的小说理论和批评文字却独不多见的历史情状，认为只有到了清末十余年间，方才称得上有“严肃的小说理论和批评的萌芽”，因而对其理论建树与批评现状予以系统梳理与辨析，对其文学史和学术史意义予以高度评价。关于理论建树，杨氏认为“初期小说理论最大的使命自然首先要把小说的地位提高”，因而对1897年首开其端的天津国闻报社连载十余日、洋洋万余言的《本报附印说部缘起》一文颇为看重，对“倡导小说最力的一人”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及其在《新小说》杂志推出的“小说丛话”栏目更是推崇有加，言其理论鼓吹“极能抬高小说的社会地位”、“尤易引起读者研究小说的兴趣”、“极能抬高小说的文学地位”；对探研小说体制、法程、技巧等方面问题的文字加以辨析和肯定。{6}关于清末小说批评，他从“小说的史的整理”和“古今小说各别的批评”两个方面加以梳理，对陆亮成所撰《月月小说发刊词》、天僇生《中国历代小说史论》和《中国三大小说家论赞》、黄人《小说小话》等文献，以及关于清末《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西游记》、《镜花缘》批评文字逐一评析，从小说批评史视野对其作出臧否与定位，激浊扬清，去粗取精。由于文章发表时《文苑谈往》第一集已经结集出版，后人编选的各种近代文学研究史料集亦未收录过该文，因而其开拓性贡献和学术史意义至今仍不为世人所知。
　　长达两万余言的《戏曲的更新》一文，是学术史上首次对近代古典戏曲形式传奇杂剧的衰落及新的戏曲形式话剧的萌芽与长育过程进行较为系统、细致、深入的梳理与辨析，对近代戏曲的更新演变过程作出了明晰的历史描述的有史料、有见地、有分量的研究成果，为后世史家进一步探研近代戏曲流变轨迹奠下一块基石，至今仍不失其学术价值。这是杨世骥在占有了大量原始史料基础上长期深入思考的结果。该文把近代戏曲更新的过程分为五个阶段：（道咸以后）衰落期的杂剧传奇→（光宣之际）解放期的杂剧传奇→（1902年以后）新戏→（1910年以后）改良新戏→（五四时期）话剧，将近代戏曲变革之内因外因、复杂形态、曲折历程、畸果正果等种种历史情状置于汹涌的时代大潮之下来关照，具体而微地探讨了清末杂剧传奇遭遇了怎样的困境，如何被迫发生很大的蜕化，又怎样渐次摆脱了曲的成分，最终使我们的戏剧和欧美的戏剧合流为一。{1}杨氏尤为重视近代戏曲变革过程中的“新变”因素，为其探源析流，予以高度评价。在对近代戏曲求新求变之大势给予充分肯定的同时，他并未抹杀此期古典戏曲代表作家的创作成就及付出的努力。他将李慈铭、吴梅定位为“旧的戏曲的最后代表”，言吴梅是“杂剧、传奇这一体例的结束人物，也是最后一位谨守着曲律的作家”{2}，态度中正，评价客观，不仅没有贬抑之意，反而有一种因传统戏曲艺术在时代大潮裹挟下内外交困、不可避免地走向末路的历史命运而产生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惆怅与哀伤，此之谓“了解之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