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文学革命论

　　在“五四”文学革命中，胡适是名噪一时的论文联盟http://风云人物。他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在当时中国文坛和思想界，可谓领风气之先，由此而引起了中国文学史上一次真正伟大的变革，并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纪元。
　　胡适的文艺思想集中体现在他对诗歌的见解方面。作为一个诗人，胡适是“五四”文学革命中第一个用白话创作新诗的闯将；作为一个学者和理论家，他一面创作新诗，一面又不断地探讨和总结诗歌理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胡适的诗歌理论达到了顶峰，尔后虽然也有不少诗歌评论，但基本上是对他早年诗歌理论的生发或补充。
　　胡适的诗歌理论虽无长篇巨制，又散见于《胡适文存》、《胡适留学日记》以及他的著述中，但是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这就是以“文学革命”为口号，以批判旧文学为前提，以“八不主义”为提纲，阐述了文艺进化、文艺的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内容与形式以及文艺的通俗化等观点。因此，剖析胡适的诗歌理论，便可以对他的文艺思想、文学主张和审美意识有一个大致了解和恰当的评价，而且对正确阐释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也不无裨益。
　　评价胡适的文艺思想，不能不首先提到他的“文学革命”八事，即著名的“八不主义”。
　　1916年8月，胡适在给朱经农的信中便提出了“新文学之要点，约有八事”，10月，他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又一次公开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和“文学革命八事”：
　　“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一日，不用典。二日，不用陈套语。三日，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四日，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五日，须讲求文法之结构。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六日，不作无病之呻吟。七日，不摹仿古人，话语须有个我在。八日，须言之有物。此皆精神上之革命也。”
　　“八不主义”是胡适文学革命的总纲，他的整个文艺主张都是围绕着“八不主义”展开和丰富的。
　　好用典故套语是旧文学的一大弊病。胡适提倡新文学，主张言必由衷，自用新辞，不用典故，不用陈言套语。他说：“凡人用典或用套语者，大抵皆因自己无才力，不能自铸新辞，故用古典套语，转一弯子，含糊过去。其避难趋易，最可鄙薄!……总之，以用典见长之诗，决无可传之价值。虽工亦不值钱，况其不工，但求押韵者乎?”
　　怎样自铸新辞而去掉陈言烂调呢?胡适指出：“别无他法，惟在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不失其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意之目的，即是工夫。其用烂调套语者，皆懒惰不肯自己铸词状物者也。”
　　胡适大力提倡写白话诗，因此对旧文学特别是骈文律诗注重提倡对仗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讲究对仗必定束缚创作自由。文学革命应当“先立乎其大者”，不应当把有用之精力枉废在对仗排偶这些纤巧之末节上。
　　“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倡通俗易懂的平民文学，反对艰深奥涩的贵族文学。
　　胡适认为通俗明白是诗文的首要原则，故意叫人看不懂，就没有文学的价值。他推崇俗文学、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之正宗，主张诗文创作不避俗字俗语。
　　胡适认为在民族危亡之际，文学应发挥积极的爱国主义精神，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而呐喊，他反对无补于世的哀伤痛哭，反对无病呻吟之文学，他说：“不思奋发有为，服劳报国，但知发牢骚之音，感喟之文；作者将以促其寿年，读者亦短其志气：此所谓无病之呻吟也。国之多患，吾岂不知之?然病国危时，岂痛哭流涕所能效乎?吾惟愿今之文学家作费舒特，作马志尼。而不愿其为贾生王粲屈原谢翱也。”强调创新，反对摹仿，是胡适一贯的文学主张。他认为文学随时代而变迁，因此，“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每个时代的文学都各有其特长，因此，决不可以认为古人之文学皆胜过今人，“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不必摹拟古人。在《沁园春·誓诗》中，胡适自誓文艺创作决不摹仿古人：“文章贵有神思，到琢句雕辞意已卑。更文不师韩，诗休学杜，但求似我，何效人为?语必由衷，言须有物，此意寻常当告谁?从今后，倘傍人门户，不是男儿。
　　胡适所谓的“物”，指文学作品包蕴的情感和思想。他说； “情感者，文学之灵魂，文学而无情感，如人之无魂，木偶而已，行尸走肉而已”。
　　“思想”指作家的“见地、识力、理想”，胡适认为文学作品有了“见地、识力、理想”，则价值更高； “思想”也借文学的价值而愈贵。思想与文学作品的关系，犹如人的身体与脑筋。人没有思想，就像是衣冠楚楚而智力低下；文学作品如果缺乏情感与思想，也就像一个没有灵魂没有脑筋的美人。
　　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中国文学的正宗是《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和唐宋古文。它们内容纯正，文辞典雅，是后世文学创作的楷模。至于白话文学，如明清通俗小说、戏曲、传奇、民歌等，是不能登文学大雅之堂的。这种传统的文学观念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保守的僵死的文化和社会价值。
　　数千年来，传统文学的语言是古奥艰深的“文言”。学习文言需要充裕的时间和物质条件，这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权利而劳苦大众很难做到。掌握了文言意味着较高的社会地位，因而，文言这堵语言高墙把劳苦大众与传统文学隔离开来，传统文学与其它意识形态一样，维护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
　　以古典诗文为中国文学之正宗，把白话通俗小说如《水浒》、《西游》、《三国》、《红楼梦》视为歪门邪道，这种陈腐的文学观念持续了数千年。
　　到了20世纪初，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裘廷梁、康有为等人领导了一场资产阶级文学改良运动。他们鼓吹“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猛烈批判以八股、词章、义理、考据为代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