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大变革，对于这场变革，以往的研究多认为这是欧风美雨影响下的一种“突变”，割裂了中国书面语的传统，甚至割裂了中国文学的传统。本文借用俄国历史比较文艺学中提出的历史比较诗学理论，结合胡适的论述和中国白话文学的发展史来重新审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从而得出五四白话文运动是中国早已有之的白话文发展的“迎汇的潮流”与外来影响融合的结果的结论。
　　关键词：白话文运动 历史比较诗学 迎汇的潮流
　　
　　用白话文学取代文言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提倡，白话文取代了行用几千年的文言文成为中国的标准书面语言，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重大变革。有人认为这是一项翻天覆地的“突变”，认为白话文的提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求新求变的精神的体现，割裂了中国书面语的传统，进而割裂了传承几千年的中国文化的传统，造成了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断层。也有人认为白话文运动是欧风美雨影响下的产物，实用主义哲学、达尔文的进化论等都是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的理论根据，而欧洲各国以本国语言取代拉丁语的国语运动更是直接启发了当时的留美学生提倡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运动。而作为这次运动的干将的胡适则认为这次运动的发生是他们偶然在国外发起的，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曾写到：“我在《逼上梁山》一篇自述里，很忠实的记载了这个文学革命运动怎样偶然在国外发难的历史。”[1]在《逼上梁山》一文中，胡适自述了从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一位书记的传单，到留美学生的暑期讨论、书信往来，到凯约嘉湖上一只小船的打翻偶然引出白话诗等种种偶然因素怎样凑在一起把他逼上梁山，逼出了一场白话文运动。胡适在文中谈到他们在国外的讨论时说：“‘文学革命’的口号就是那个夏天我们乱谈出来的。”[2]在结尾他又说：“此后文学革命的运动就从美国几个留学生的课余讨论，变成国内文人学者的讨论了。”[3]似乎白话文运动完全是几个干将在沐浴了欧风美雨之后在国外偶然酝酿出来的，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其实，这种种看法都失之片面，都没有把白话文运动的发生置于历史文化的背景下来考察，本文力图借助于历史比较诗学的观点来看待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
　　根据历史比较诗学的观点，任何影响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也不单是机械的外力推动的结果。俄国历史比较文艺学的奠基人亚·尼·维谢洛夫斯基(1838—1906)早在上个世纪就提出了著名的“迎汇的潮流”的概念。维谢洛夫斯基指出, 对别国文学影响的“借用要求于接受者一方的不是空地, 而是迎汇的潮流, 是相似的思想方向和相近的幻想形式”。“迎汇的潮流”的理论依据是, 在相似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意识形态的各种相同形式得以发展的必然性。而影响的实现总是接受者对于借用因素进行创造性改造, 通过具有独特创造个性的作家的运用而接受过来, 融汇到自己民族文学的传统中。[4]而维谢洛夫斯基的后继者日尔蒙斯基则认为“民族间文学影响得以实现的基础是该社会、该文学中存在有‘输入’这种影响的内在需要, 其自身中存在着多少已在形成的类似的发展趋向。因此, 影响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不是单纯来自外部的机械性推动力的结果, 而是有规律性的, 是受社会制约的。这一制约性取决于前一时期民族、社会、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5]如果我们抛开胡适自己的一面之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考察，再细读胡适的自述，我们会发现，白话文运动的发生正是中国国内自唐至晚清以来一线相承的“迎汇的潮流”与打开国门之后外国文化的启发交互作用的结果，而胡适等干将只不过顺应了这一潮流，担当了“具有独特创造个性的作家”的历史工作。
　　首先，中国文言文背驰已经有悠久的历史，白话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之前也已有悠久的历史，产生了许多白话文学作品，例如从佛经输入中国开始，翻译佛经的人认为有的地方文言文不足以传达佛经的意思，所以用浅近的语言来翻译，体例已接近白话。后来佛门中的讲义语录更是多用白话，开创了白话语录体。到宋朝人讲学也采用白话为语录，语录体遂成为了讲学所用的正体，而且，这个时候，白话已久入韵文，从唐宋人的白话诗词中就可以看出。到了元代，中国在异族统治之下的三百年间，产生了一种通俗行远之文学，产生了白话文写的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等，白话戏曲则尤不可胜记，关汉卿、马致远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最接近言文合一，已出现了白话文几乎成为文学的语言的趋势。只是这一趋势进入明朝后被阻遏了，但在民间却一直没有消失，而是一线相承，不绝如缕，清朝的《红楼梦》便是白话文学的典范高峰之作。可见，中国自唐以来就有一线相承的白话文学发展的趋势，有“迎汇的潮流”，白话文在中国的提倡并不是“一块空地”，而是“我们有了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禅门语录，白话诗调曲子，白话小说。若不靠这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作品把白话写定了，白话文学的提倡必定和提倡拼音文字一样的困难，决不能几年之内风行全国”[6]。正因为白话文的提倡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已经有了一千多年以来形成的“迎汇的潮流”，才能一经提倡就风行全国，而拼音文字的提倡正因为是“一片空地”，没有历史文化的相承性，没有“迎汇的潮流”，因此终未能提倡成功。

　　同时，中国白话文的发展和欧洲的国语运动以本国俚俗语言取代拉丁语为书面语有着相似的思想方式和类似的发展趋势，连胡适也感叹说若不是白话文发展的趋势为明朝所阻，“而但丁路得之伟业，……几发生于神州。”[7]并在解释欧洲的国语运动时类比中国的白话文发展趋势。正是内在的这种相似的发展趋势，决定了国门打开后，有输入外国的国语运动的影响的需要，胡适等先进知识分子才能够受欧洲的国语运动的影响启发而在中国倡导中国的“国语运动”。正如胡适在谈到白话能够得以推行时所言：“第三是我们的海禁开了，和世界文化接触了，有了参考比较的资料，尤其是欧洲近代国家的国语文学次第产生的历史，使我们明了我们自己的国语文学的历史，使我们放胆主张我们自己的文学革命。”[8]如果没有中国自己的这股“迎汇的潮流”，即使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了解了欧洲的国语运动，也有可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因为“只有在意识之中，在精神的内在要求中有信号发出的东西，才能被掌握吸收”[9]。正是基于中国白话文已有的发展趋势，胡适在文章中多次强调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是中国历史文化循序渐进发展的自然趋势，如其在《逼上梁山》中曾写到：“革命潮流即天演进化之迹。自其异者言之，谓之革命。自其循序渐进之迹言之，即谓之进化，可也。”[10]也就是说，胡适认为白话文取代文言文为书面语言是中国历史文化循序渐进发展的结果。但正如维谢洛夫斯基的言：“在不超越循序渐进的各个阶段的情况下，有机的演变会实现得比较缓慢，而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这种超越阶段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11]关于外力的影响和中国白话的自然演进之间的关系，胡适曾写到：“我们特别指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的‘自然趋势’，这是历史的事实，同时我们也曾特别指出：单靠‘自然趋势’是不够打倒死文学的权威的，必须还有一种自觉的，有意的主张，方才能够做到文学革命的效果，欧洲近代国语文学的起来，都有这种自觉的主张，所以收效最快。”[12]可见，胡适等提倡者正是顺应了中国自古以来白话文发展的趋势，同时又借鉴了欧洲国语运动的历史，认识到单靠白话文自然演进的趋势与文言文抗衡收效太慢，从而担当起了自觉有意地提倡白话文的历史使命，通过他们这些有独特创造个性作家的实践，借用的外来影响的因素与中国已有的民族文学的白话文的“迎汇的潮流”相融合，促成了五四白话文运动的胜利。
　　
　　注释：
　　[1][6][7][8][12]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见胡适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5页，第15-16页，第43页，第16页，第20页。
　　[2][3][10]胡适：《逼上梁山》，见胡适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6页，第27页，第11页。
　　[4][5]转引自吴泽霖：《俄苏历史比较文艺学的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9][11][俄]维谢洛夫斯基著，刘宁译：《历史诗学》，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44页，第43页。
　　参考文献：
　　[1]胡适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m].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