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60年代中期，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受到批判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对陶渊明的评价，借古讽今，嵇康的叛逆精神，历史背景。他的历史小说因为坚持个性化的历史叙述，偏离了主流文学的要求而受到批判，这种政治化的批评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十分有害的影响。虽然他的个性化创作受到过批评，但在文学史上仍有着深远的意义和影响，不仅推动了当时历史小说创作的小高潮，而且其创作方法对后来的新历史小说创作都有很大的启发性。
　　论文关键词：陈翔鹤；历史小说；陶渊明；嵇康；文学批评
　　陈翔鹤是五四以来在文学创作上很有成就的个性独特而命运坎坷的老作家。他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虽然他的作品不算太多，但他却以自己的努力为我们的文学宝库增添进新的东西，在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闪光的一页。他在60年代停笔多年后响应“双百方针”的号召，采用了一种有别于当时宏大历史叙事的方式，以敏捷的才思创作了有较大影响的《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取得了成功，引发了六十年代初中国文坛上历史小说创作的一个小高潮。然而在文学“一体化”日益加强的情况下，他的小说创作因为表现出个性化历史叙述的特点，曾经招致了许多误解和曲解，甚至受到了严厉的批判。
　　让人扼腕叹息的是《广陵散》似乎也成为了陈翔鹤自身的谶语，作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似乎是《广陵散》的重演。历史的悲歌早已过去，但他的小说丰富的艺术技巧，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他的偏离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个性化叙述方式，在文学史上仍有着深刻而持久的意义。
　　新时期以来，他这两篇堪称生命绝唱的历史小说依然对当代文学、文学史产生重要影响，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目前，对陈翔鹤历史小说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其题材选择的探讨和人物形象思想性格的分析；二是对其小说的历史叙述方式进行分析；三是简单地分析陈翔鹤历史小说受批判的原因和在六十年代的历史命运；四是重新讨论这两部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些研究很少涉及到陈翔鹤历史小说当时受到批评的文章，对批评的具体内容也很少做出客观辩证的分析。为此，本文在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归纳出当时对陈翔鹤历史小说批判的焦点，深入地分析其历史小说受到批判的原因与危害，并进一步探析陈翔鹤这种个性化历史叙述的意义及其对当时作家和新时期的历史小说创作的潜在影响。
　　一、批判陈翔鹤历史小说的焦点
　　进入六十年代中期后，国家意志与文学叙述渐行渐进，无形中规范了文学创作要为政治服务，主体创作意识要与“时代共名”保持一致。随着文艺界政治思想斗争的日益尖锐，出现了对陈翔鹤历史小说的批判攻势。当时对陈翔鹤小说的文学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是对陶渊明的评价问题。黄秋耘曾说过“陶渊明对死生的看法，对生活的态度，都是颇有些唯物主义的味儿的……他主张‘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作者所赞赏的，也正是陶渊明这些比较积极的地方。”…’余冠英显然不同意这一说法，于是他在《文学评论》上发文认为“《陶渊明写<挽歌>》不是批判地而是用同情和欣赏的态度突出了陶渊明思想中的某些消极东西，而且描写的比它的本来面貌更为消极。”‘小说描写晚年的陶渊明，拿陶渊明对于死生问题的看法作为一条贯穿全篇的线索……小说所描写出来的陶渊明是一个对生活十分厌倦的隐士。”“他所说的‘乘化归尽’、‘乐夫天命’等等都是一种消极地对待人生的态度，即所谓任天委运，顺应自然，这种思想久已成为苟且偷生的人们的精神麻醉剂。”他认为小说宣扬了虚无幻灭的情调，强调而且夸张了陶渊明的消极思想“‘一旦死去真是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陶渊明并不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也不会有活着是一种麻烦的想法。”余文并没有充分考虑文本的具体历史语境来评价历史人物，而是从主观立场出发来任意揣测作者的创作意图，认为陶渊明的生死观是一种消极的人生观，会麻醉人们的思想，不利于现实斗争。实际上作者是基于严正的现实主义立场和对历史的深刻体悟来刻画陶渊明的。他在遵循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来进行合情合理虚构，并没有拔高人物的思想精神。他之所以写《陶渊明写<挽歌)》，“是想表达对生死问题的一点看法。死和生是同样自然的事。现在有的老人很怕死，没有起码的唯物主义态度。而陶渊明的生死观是很豁达自然的，‘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也就是归返自然。因而他当然讨厌佛家对死的煞有介事，更不相信什么西方极乐世界”。
　　第二是关于借古讽今的问题。黄秋耘认为：“写历史小说，其窍门倒不在于征考文献、搜集资料……更重要的是，作者要能够以今人的眼光，洞察古人的心灵，要能够跟所描写的对象‘神交’……《陶渊明写(挽歌)》是做到了这一点的。”…而余文则从阶级观点出发认为“‘今人的眼光’并不都一样，有无产阶级的‘眼光’，有资产阶级的‘眼光’，有马克思主义的‘眼光’，有非马克思主义的‘眼光’。陈翔鹤同志的‘眼光’究竟是哪一种呢?……这样的‘今人’，以他们的‘眼光’描写古人的情怀，或借古人的口吻表达自己的隋怀’，其结果将会是怎样?”他还说：“那位擅长于以古讽今、借古攻今的秋耘却是对这篇小说感到‘特别亲切’的，他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欣赏作者的‘眼光’。他未尝不自以为他是作者。

　　真正的知音和知心者，对于这种‘共鸣’，陈翔鹤同志又有什么感想?”颜默认为“作者的目的并不是要写历史、写历史人物，而是借历史人物来表现自己的那种不可言明的阴暗心理”。文戈也指责陈翔鹤的历史小说是“恶毒攻击党的庐山会议”，还把攻击矛头指向党中央。小说中对慧远和尚“极端夸张和漫画式的描绘”，“是继承了右派分子的衣钵，对全国人民无限信赖的党中央进行无耻的诽谤，别有用心地挑拨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小说“还险恶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呜冤，煽动他们起来和党抗争到底”。
　　第三是嵇康的“叛逆精神”问题。1965年乔象钟在《文学评论》上发表文章《宣扬封建士大夫思想的小说<广陵散)》，在承认进步力量对反动腐朽力量的叛逆、反抗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的同时指出：《广陵散》的作者“完全忘记了今天的时代根本不同于嵇康的时代，这是由于他以为封建士大夫的叛逆精神是一种永远都值得赞美的精神。以至感到有必要把‘叛逆’的火种从嵇康那里接过来，借嵇康的凄惨的死和他在文学史上享有的声誉来向今天的广大读者宣扬他那种‘叛逆精神的可贵”，“所以，小说《广陵散》在今天宣扬所谓‘叛逆精神’，‘不堪流俗’的精神，如果有些人也像陈翔鹤同志一样，以为它们今天还是可贵的，还是值得仿效的话，那么就只会把他们置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和集体对立的地位，置于和人民群众对立的地位”。颜默在《文艺报》上发文也认为“尽管嵇埭的叛逆精神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到今天也只能成为个人主义者对抗组织、藐视群众的精神武器了”。文戈在批判陈翔鹤的历史小说时，明确称其所宣扬的叛逆性格是极端反动的，“鼓动牛鬼蛇神起来‘叛逆’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主义社会，“它只能起破坏作用”。
　　第四是历史背景方面。文章认为小说发表的历史背景，正是我国连遭自然灾害、国内外阶级敌人联合反华之际，而这篇小说是为“发泄自己对政治和社会的不满心怀”，“宣泄长期积压在他们心头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憎恨和厌恶的情绪”。因此是披着历史小说的外衣，射向党、社会主义现实、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支毒箭。
　　二、分析陈翔鹤历史小说受到批评的原因与危害
　　陈翔鹤历史小说所受的批判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因为当时的文学批评活动强调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这就要求作家的创作自觉与现实政治靠拢，自觉为主流意识形态服务。这也使得批评者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来评价作品，带有更多政治批评的意味。当时对陈翔鹤历史小说的批评表面上似乎与“借古讽今”、“影射现实”有关，但深层原因是他在文学“一体化”的统制下，坚持自己个性化的历史叙述，未能与主流文学的要求保持一致，因而引起主流权力话语控制下的文学批评对其叙述方式进行排斥和压制。因为当时大多数作家已自觉地迎合了“一体化”的规范，而陈翔鹤显然对这种规范不予认同。他在创作中既没有苟同于主流话语的要求去批判陶渊明和嵇康这样出身贵族的知识分子，也没有突出反封建主题和古为今用，只是赞扬他们身上的宝贵精神，表达自己的看法。当然，在批评者的眼中，陈翔鹤的小说背离了主流文学的要求，无疑是一个“异类”。在写英雄人物成为最高准则的那个年代，从当时的眼光来看，陶渊明和嵇康均不是历史所认可的英雄，而陈翔鹤却对他们进行书写和刻画，表达了知识分子的关注和认同，这一举动本身就显得与众不同，可以看作是对主流文学写作明显的规避和疏离。正是因为陈翔鹤这种特立独行的创作，引起了有浓重“政治情结”的批评者的不满和非议，于是他们对其历史小说的批评明显地转向了政治化的批评，从不恰当的视角错位地切人了批判对象，最终导致了作者的历史小说在那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当然，这种批评活动已经超出了文学批评活动的正常范围，影响到了文学创作的正常开展。由于某些批评者带着特定的政治情结，在文学批评中习惯于用单一的政治标准去评价作品，以至于脱离艾本历史语境，做出牵强附会的评价，并由此导致对作品的“上纲上线”的批判，这样不仅妨害了对作品作全面的、深入的、细致的分析，而且由此造成许多冤假错案，使一批文学家、艺术家惨遭迫害。这种背离实事求是态度的批评，只会把文学批评活动变为政治、政策的演绎。在一个共名的时代，异端的声音总是被歪曲，所以对于那些坚持艺术个性的作家来说，其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批判。显然，这时的文学批评的独立品格和审美品格早已发生变化，过多地追求创作统一的模式，反而会使文学作品的价值单一化，也导致了对文学创作这个精神生产活动的复杂性、多层次性认识不足，很难说能促进或推动文学创作的发展。可以说，这种政治化的文学批评不但扭曲了文学批评的本性，而且也严重干扰了作家的创作自由，使作家丧失创作的主体性，也使文学创作日益走向单一化、模式化，不利于我们的文学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三、陈翔鹤个性化历史叙述的意义与影响
　　陈翔鹤在艺术上坚持忠于生活的原则，没有把人物简单化、脸谱化，而是用自己的历史叙述方式来凭吊历史人物。这对于当时盛行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无疑是一个有力的冲击。作者以主人公陶渊明的不堪俗流和嵇康的刚直不阿、蔑视权威，来放大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和独立人格，借助于陶渊明和嵇康这样的历史人物来曲折隐晦地表达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和精神操守，将他们因无力反抗而选择逃避、归隐的形象突显出来，不但使人洞察历史中某些久受压抑的心理情感和深层人性的内容，而且还真实表达了当代知识分子的生存处境与话语立场。在一个文学体制和文学环境高度“一体化”的年代里，这种独特的个人声音尤为难能可贵，因为它是作家主体创作精神和独立人格的折射，也是对“一体化”体制的反叛。
　　随着时代在不断地前进，历史终究恢复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岁月拂去了强加给作品的一切泥垢，陈翔鹤及其历史小说最终得到了平反和重新评价。《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在新时期日益为批评家所重视，它的艺术成就也得到充分肯定，被誉为当代历史小说的双壁。陈翔鹤个性化历史叙述的意义正是通过重塑嵇康、陶渊明这两个在中国文学史和知识分子心灵史上很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来体现的。作者“并没有刻意去迎合时代共名，将他们塑造成反抗的英雄，而是在激进政治允许的情况下，着重表现对一个颠倒混乱的时代持不合作的精神立场的知识分子的无力之感，表达知识分子在恶劣的文化环境中萌生的洁身自好的情愫和内心诉求”。作者的个性化叙述中渗透了更多的个人话语成分，融合了更多的个人感受。他写的虽是历史人物，但借历史人物倾吐自己胸中块垒，从中不难看出作者自身的影子。除了开创一个历史小说创作的小高潮之外，从“十七年”文学的大背景来看，陈翔鹤的个性化叙述有其独特的文学史意义，表现在他以一种“另类写作”的方式，保持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有意规避和偏离，对个体心灵感受的执著，对自己文学观念的坚守，在时代共名之外，曲折地发出了知识分子的个人心声，这在“十七年”文学乃至整个当代文学中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存在。这种独特性，正显示出了陈翔鹤不同寻常的意义。
　　陈翔鹤历史小说取得的成功，可以说是其成功地运用了个性化的历史叙述方式。作为一个开创者，陈翔鹤的历史叙述方式推动了当时历史小说创作的小高潮，其创作方法对当时其他作家的历史小说创作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黄秋耘紧随其后也创作了《杜子美还家》、《顾母绝食》和《鲁亮侪摘印》，此外还有冯至的《白发生黑丝》，姚雪垠的《草堂春秋》等等，这些作品所采取的创作手法多与陈翔鹤历史小说的叙述方式相同或相近，都是截取了人物生活中的某一片断来刻画，以“横截面”呈现人物性格特征的方式，突出人物思想性格的某一方面。作者重视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人，即人的生存状态、精神状态和生命形式、生命意义。这种个性化的历史叙述方式不同于“十七年”文学所规定的宏大历史叙事模式，可以看作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控制下宏大历史叙事的消解。虽然这些小说中的不少作品与陈翔鹤的历史小说一样被错误地扣上“影射现实”、“反党”的帽子，受到不应有的批判，但它们的出现无疑为历史小说创作的发展拓开了一条新路，使人耳目一新。此外，陈翔鹤的叙述方式对新时期的新历史小说乃至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也颇有启发性。像《康熙皇帝》(郭秋良)、《津门大侠霍元甲》(冯育楠)、《龙吟虎啸》(王有华)、《金瓯缺》(徐兴业)；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说等等，这些小说的创作颇有陈翔鹤个性化历史叙述的风格，它们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注重以个人化的叙述方式来刻画人物，放弃了对历史宏大叙事的把握和对历史教训的反思，所处理的“历史”并不是重大的历史事件，而是在“正史”的背景下，注重对人物内心复杂世界的探索，书写人物在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心态或家族的命运。
　　尽管陈翔鹤的历史小说因为坚持个性化的叙述方式而在极“左”思潮野蛮肆虐的黑暗年代，遭到了最粗暴的蹂躏，被无端地涂上了黑色．泼上了脏水，被诬为“反动作品”、“毒箭”，加以禁止。然而正像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扑灭真理的光焰一样，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抹去其历史小说的光辉。他以个性化方式创作的历史小说在历尽磨难之后，最终使其作品固有的价值显示出来，让后人在学习借鉴中丰富历史小说的创作手法。作者的个性化创作开拓了我国历史小说的新途径，也使新中国的文艺园地更加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