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传统的观点认为，墨子与老子一样，都对文艺持否定、排斥的态度。《荀子》书中“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1]的论调，则道出了墨子文学思想的实用性和功利性。这显然与孔子所提倡的文章宜“文质彬彬”的文学主流思想背道而驰。《墨子》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可看作反映墨子言论、思想的主要作品。因此近代对《墨子》一书文艺思想的论调多有偏颇，认为其全面否定美和艺术的社会价值。笔者通过熟读《墨子》一书，认为《墨子》一书拥有丰富的文艺思想，并没有全面否定文学和艺术的存在价值。本文试图从《墨子》一书中墨子对文学的论述来探讨和梳理其文艺思想。
 
   【关键词】：墨子；功利；三表；天治。 
 
   我国著名诗人闻一多曾说：“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2]林继中先生也认为，要体味“作为独特的唐人生活再现之唐诗”，就不能不先了解那“诗一般的唐人生活”[3]。这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研究作家的作品，先要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要了解《墨子》一书的文艺思想，就要联系墨子所生活的时代特色。
   1、《墨子》产生的社会背景
墨子，名翟，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其生活的年代略晚于孔子。《日知录》中有一段对孔子死后百余年间社会剧变的精彩概括：
 
   自《左传》之终以至此（指周显王三十年），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佚，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日知录集释》卷十三）
 
   由上可见，墨子生活的战国时代，奴隶社会建立起来的各种制度已破坏殆尽。各诸侯大国间竞相争霸，连年混战。而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不但不奋发图强、与民休养生息，反而务为耳目之娱乐、穷凶极奢致使民不聊生。《墨子》一书中对此也有所披露：
 
   今王公大人，虽无造为乐器，以为事乎国家，非直掊潦水，折壤坦而为之也，将必厚措敛乎万民，以为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墨子·非乐》）
 
   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与居处不安，饮食不时，作疾病死者，有与侵就橐，攻城野战死者，不可胜数。（《墨子·节用上》）
 
   今王公大人之为葬埋，则异于此。必大棺、中棺，革阓三操，璧玉即具，戈剑、鼎鼓、壶滥、文绣、素练、大鞅万领、舆马、女乐皆具，曰：必捶差通，垄虽凡山陵。此为辍民之事，靡民之财，不可胜计也，其为毋用若此矣。（《墨子·节用下》）
 
   在封建制度发展、生产力大为提高，各诸侯国间割据混战、相互吞并的战国时代，孔子那种以“仁义”治天下的做法，已无法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而急需对其进行反思和改造。墨家学说由此应运而生。
   2、《墨子》所反映的墨子主要的文艺思想
古代“文艺”一词，与我们现在的文艺概念不同，主要指撰述和写作方面的学问，如《大戴礼记·文王官人》中：“有隐於知理者，有隐於文艺者。”。今天“文艺”一词的含义则更为广泛，不仅指写作，也包括音乐、表演、绘画、装潢装裱等各种文化表现形式。本文是就此义谈墨子的“文艺”思想。
  2.1“功利”的文艺价值观。 
面对战国时代诸侯混战、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尖锐的社会，墨子主张礼乐文章必须从功利角度考虑其价值。而其所谓的功利则体现出一种现实的社会意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1无务为文而务为察
    墨子强调品行是为人治国的根本，所谓“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4]，君子建立自己的名声需要以品行为本。墨子认为，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则“虽辩必不听”、“虽劳必不图”。而那些名扬天下的聪明人则是心里明白而不多说，努力作事而不夸说自己的功劳，“言无务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说话不图繁多而讲究富有智慧，不图文采而讲究明白。这是墨子对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观点：文学艺术创作要服务于培养君子的大目标。这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功利价值观也在《墨子·非命下》中得以体现：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君子之为文学、出言谈也，非将勤劳其惟舌，而利其唇吻也，中实将欲其国家邑里万民刑政者也。
 
   墨子强调，君子写文章、发表谈话，应以国家人民的事物为依据，必须要有利于社会，否则与日夜鸣叫的苍蝇、青蛙无疑。
 
   2.1.2乐非所以治天下
   墨子认为音乐只是用来放松休息的，于治国无益，甚至会妨碍政事。因此，墨子提出“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5]但应该指出的是墨子并没有因片面强调功利而完全的否定音乐的审美作用。而只是强调君王、官员以音乐为娱乐应该不已影响治理天下和人民幸福为前提。因此，墨子说：
 
   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智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墨子校译﹒三辩》）
 
   是故子墨子之所以非乐者，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豢煎灸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校译﹒非乐》）
 
   可见，墨子没有以为的否定音乐，只是强调文学艺术要和国家的政治、人民的生活、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协调发展。这一观点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值得我们肯定。
 
   2.1.3非儒家之礼乐为政
   墨子从治国的角度出发，反对儒家以礼乐为政的主张，认为这些主张足以导致亡国：
 
   子墨子谓公孟子曰：“丧礼，君与父母、妻、后子死，三年丧服；伯父、叔父、兄弟期（11）；族人五月；姑、姊、舅、甥皆有数月之丧。或以不丧之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若用子之言，则君子何日以听治？庶人何日以从事？”
   子墨子谓程子曰：“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19）。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后起，杖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墨子校译﹒公孟》）
 
   墨子对儒家宣扬的丧礼、重乐、天命、藐上天、轻鬼神的学说嗤之以鼻，认为这会浪费人民的钱财和破坏生产力、导致人民流离死亡。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墨子对过分奢华、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情一概加以反对，是情有可原的，正所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6]，如果民不聊生，文艺审美又从何谈起？所以，我们不应对墨子“非乐”的观点过多的加以指责。
   2.2联系现实的文学创作论。
   《墨子》一书中还有许多有关辩论、辟、援、推等方法的辨析以及对言语逻辑和的讲求，对我们后世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有诸己不非诸人，无诸己不求诸人。（《墨子校译﹒小取》）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19）？”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20），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墨子校译﹒鲁问》）
 
   墨子一方面提出辩论的目的在于明是非、同异，察名理、利害；另一方面又主张根据游说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决定自己谈论的话题。这无疑对我们言谈、写作的针对性以及目的性等问题有极大的借鉴作用。
   此外，墨子还提出了检验言论正误的标准，即所谓的三表法：
 
   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校译﹒非命》）
 
   三表法主张通过考察历史、社会实情，并观察其运用于实践的情况，从而判定言论、主张的对错。将三表法运用于文学创作，则要求作者熟谙历史传统，深入了解生活，并用自己的作品来反映和指导生活。
   墨子对于古代的文献也十分重视，他提出“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7]认为人要发表谈话、写文章必须做到不违背天帝、鬼神的意志和圣王的事迹并切合先王之书的记载。并通过取得的效果来判断其正误。在引用“先王之书”的同时，墨子又坚决地否定了只重视书本知识、迷信古典的做法：
 
   公孟子谓子墨子曰：“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立为天子，其次立为卿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爱人节用，合焉为知矣。今子曰‘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而曰可以为天子。是数人之齿，而以为富。”
 
   墨子认为《诗》、《书》并非千古不变的权威性著作，而应该看它是否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所以说，文化遗产的权威性只是相对的，它对现实生活的作用也会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这不仅为我们文学创作中的取材、借鉴的标准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将个人写作、言论完成的过程扩大到现实生活中实践的完成，并以其产生的影响来判断其价值，这虽然仍逃不出实用主义的范畴，但其对实践效果的强调仍是难能可贵的。
   2.3“天治”论的文学批评观
   面对诸侯混战、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时代，墨子提出了“天治”论，企图以此规范统治者和人民的言行，达到国富民强的效果。而作为君子立言的重要工具——书籍，自然也在“天治”衡量的范围之内。
 
   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员，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尽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以度之。”（《墨子校译﹒天志上》）
 
   墨子认为当时君子的书籍多得载不完，言语多得不能尽计，但良莠不齐。主张用天下的明法来衡量它们。而衡量的标准则是上文所提到的“三表”法，即强调文章应“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8]，这便要求我们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应做到“知人论世”，结合作者的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来分析作品。由此可见，墨子的文学思想还是与儒家思想  有共同之处的，并非对儒家思想一概加以排斥。《墨子·公孟》中记载：
 
   子墨子与程子辩，称于孔子。程子曰：“非儒，何故称于孔子也？”子墨子曰：“是亦当而不可易者也。今鸟闻热旱之忧则高，鱼闻热旱之忧则下，当此，虽禹、汤为之谋，必不能易矣。鸟鱼可谓愚矣，禹、汤犹云因焉。今翟曾无称于孔子乎？”
 
   可见，墨子并不因自己反对儒家思想就对儒家文化一概加以否定，而是保持一颗客观公正、冷静的心态，择善而从之。这为我们后世的文学批评树立了榜样。
   3、墨子文艺思想的意义及局限。
   《墨子》作为墨子及墨家学派的著作汇编，自其诞生两千多年以来，由于其文风朴实无华，但部分内容诘屈聱牙以及明显的反儒、功利主义倾向，而乏人问津。直至近代，才有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但论调多有偏颇 , 更多的是批判、否定其功利主义与“非乐”思想。
实质上，每一种理论的提出，都是伴随着争议与误解的，墨子的文艺思想也不例外，要对其作客观评价，就必须结合其所处的特定历史环境来加以分析。墨子现实而功利的文艺思想，是与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混战、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相关的。体现了墨子关注国家兴亡的爱国思想与维护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民本”思想。恩格斯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这与墨子关注民生的思想是一致的，是符合人性与自然规律的合理诉求。其“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9]的功利原则,符合了战国初期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引起了当时自君主到庶民等阶层的强烈兴趣，这也是墨家能够在战国前期异军突起的根本原因。
   当然，墨子的文艺思想也并非无懈可击的，也存在着由于过分强调实用与功利而对审美和艺术的社会作用重视不够，但绝不可以说，墨子是否定娱乐与审美价值的。王达津先生认为，“墨子也不是不讲美的”，也没有忽视乐作为娱乐手段的价值，只是认为“必须和治理天下统一”。[10]
   所以，我们对待墨子的文艺思想应抱着取其精华、弃其糟泊的科学态度，重视社会功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不能忽视娱乐与审美的价值所在，紧随时代变迁的脚步革新我们的文艺思想以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这也是墨子文艺思想的核心价值与魅力所在。
 
 
 
【参 考 书 籍】
 
1.林继中：《唐诗：日丽中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
 
2.王焕镳：《先秦文学著述四种﹒墨子校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3.王达津：《王达津文萃﹒墨子的文学观点》，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
 
4.顾炎武著，栾保群编译：《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3月。

[1] 见于《荀子﹒解蔽》
[2] 郑临川：《闻一多先生说唐诗》（上），载自《社会科学辑刊》，1979（4）。
[3] 林继中：《唐诗：日丽中天》，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4月。
[4] 王焕镳：《先秦文学著述四种﹒墨子校译﹒修身》，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5] 王焕镳：《先秦文学著述四种﹒墨子校译﹒三辩》，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6] 管子：《管子·牧民》
[7] 王焕镳：《先秦文学著述四种﹒墨子校译﹒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8] 王焕镳：《先秦文学著述四种﹒墨子校译﹒非命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9] 王焕镳：《先秦文学著述四种﹒墨子校译﹒非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第一版。
[10] 王达津：《王达津文萃﹒墨子的文学观点》，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7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