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酒令是人们饮酒时劝酒佐兴的游戏，酒令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辞格。本文从汉字修辞的角度讨论了我国古代酒令中所运用的汉字修辞方式：拆字与并字；增笔与减笔；联边。
　　关键词：酒令文化 汉字修辞 运用
　　
　　酒令，是古代人们在宴饮和交游中助兴取乐的游戏，是我国古代社会文人雅士、市井游民追求“闲情雅致”的产物。它的出现可追溯到酿酒初期，是祭祀活动中的一种礼序，被称为“酒礼”，后来逐渐演化成饮酒助兴和劝酒、罚酒的一种手段。纵观漫长的中国古代酒令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出：酒令萌生在周代，变化于秦汉，成熟于魏晋，繁荣于唐宋，至明清两代发展到颠峰状态，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中的一枝奇葩。洒令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俗有雅，随饮者的身份、文化水平和趣味的不同而不同，大致可以分为游戏令、赌赛令和文字令三种，都可以即兴创造和自由发挥。其中文字令比较文雅，它是一种以字词诗赋的巧变应对为内容的酒令，需要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水准方能自如运用。
　　我们在阅读一些古代典籍或小说时，常常会看到一些情趣古雅的酒令，特别是出自文人之手的文字令。“文字令”，故名思义，它是一种以汉字作为行令对象的酒令，作为一种书面语言系统交际的符号，汉字从诞生之日起，始终伴随着汉民族的文化进程，在履行语言交际职能的同时，又以其独特的表意特征和内部构成形式，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汉字的结构是点画成文，合文为字，组装灵活，变化多样，这种结构模式，使汉字增添了许多非语言性独特功能。因此，人们常常在文本中运用汉字的形体来传道、领会或说明积淀在字形中的生活经验、人生哲理和文化心态，这就是修辞学中所说的汉字修辞。汉字修辞，简言之，就是以汉字的形体为依托进行的修辞。它是汉语修辞的一个分支，也是最具中华文化特征的修辞。由于汉字形体结构的特点，以及受拆解字体风气的影响，人们在利用汉字形体进行交际的实践中，发现汉字修辞手段在文学艺术、民俗游艺等众多领域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引发出种种具体文化现象，酒令中的文字令即是其中之一。下面，我们从汉字修辞的角度探讨一下酒令文化中汉字修辞格的运用 。
　　一、拆字与并字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其构件多具表意性，组合能力强，因此汉字能拆卸、能组装。这种特性是线性的拼音文字所不具备的，析字格也成为汉语中魅力无穷的一种辞格。王希杰的《汉语修辞学》（修订本）中论述了拆字，“拆字，就是分解字形并重新组合。这是一种造词方法”，“作为一种修辞方法的析字，就是利用分解汉字形体，重新组合，构造出临时性的同义手段”。“并字”是合并汉字的简称。所谓并字，就是将几个汉字或偏旁并合成一个新的汉字来表意的修辞现象。
　　据《归田琐记》载，明朝的陈询因得罪权贵被贬，临别时，同僚好友为他设宴饯行，有人提议行令侑酒，好友陈循率先运用拆字和并字格行起了第一令：“轰字三个车，余斗字成斜。车车车，远上寒山石径斜”。“车”，因“轰”的繁体字为“轟”，由三个“车”字组成，此为拆字；把“余”和“斗”合并为“斜”字，此为并字；最后一句是唐代杜牧的诗句，用在这里的意思是：登上车，我们的好友就要远走他乡了。第二令为高谷所说，“品字三个口，水酉字成酒。口口口，劝君更尽一杯酒”。他把“品”字拆成三个“口”字；将“水”和“酉”合并成“酒”字；暗说陈询正直的品行，最后一句引用唐代王维的诗句，劝其再饮一杯，表达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惜别之意。最后一令是陈询所说，“矗字三个直，黑出字成黜。直直直，焉往而不三黜？”将“矗”字拆成三个“直”；把“黑”和“出”两个字合并为“黜”字；最后一句是《论语·微子》中柳下惠被贬黜时说的话，在此情境中的意思是：像我这样直性子的人，怎能不一次又一次地遭贬黜呢？
　　这个酒令别具风格，三人都运用了拆字和并字辞格，先说一个字，并将它拆开；再说两个字，并将它们合成一个字；最后说一句诗文，必须与上文意思连贯。三人在行酒令时巧用汉字修辞手段，拆并离合，友人表达了惜别、关心之情，陈询说出了抑郁愤懑的心声，意味深长，相映成趣。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鬼令》中也采用了拆字辞格来刻划、嘲讽酒狂展先生。席中一人先行令：“田字不透风，十字在当中；十字推上去，古字赢一盅。”另一人接着说：“回字不透风，口字在当中；口字推上去，吕字赢一盅。”……轮到展先生时，他出令道：“日字不透风，一字在当中。”众人知其无法组成另一字，笑问：“推上作何解？”他忙不迭地说：“一字推上去，一口一大盅。”音未落尽，一盅酒早已下肚。展先生为了自己得酒，故意把日字拆开，利用“一口”二字抢喝了一杯酒。“酒狂”嗜酒如命的情状，栩栩如生，如在眼前，令人忍俊不禁。
　　这类酒令利用汉字构件具有表意性，可拆卸、能组装的结构特征，析字成令，给人以智慧的启迪，同时也加深了人们对汉字文化的认识。
　　二、增笔与减笔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把化形析字分作三式，其中第二式：是增损字形的，可以称为增损，即把一个字的字形略加增损来用，增加笔画的叫增笔，减损笔画的称减笔。

　　相传杨慎在贬官云南期间，常至临安府游玩，与建水进士叶瑞友善。一次，叶瑞邀杨慎、临安知府和钦差大臣等宴饮。为助酒兴，众人约定成规，以偏旁部首为令组字。杨慎以“水”字旁行一酒令云：“有水也是溪，无水也是奚；去了溪边水，加鸟便成鸡。得势猫儿雄似虎，退毛鸾凤不如鸡。”临安知府反应快，马上吟道：“有水也是淇，无水也是其；去了淇边水，加欠便是欺。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轮到钦差大臣，只见他不动声色地吟道：“有水也是湘，无水也是相；去了湘边水，加雨便是霜。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例中三人所吟都利用了汉字合体字字形可拆分的特点，充分运用了增笔、减笔等汉字修辞手段，所吟文工义顺，构思奇巧，表面上看是文字游戏，其实从各人的酒令都可看出其思想感情：杨慎在发泄被贬后身处逆境的愤慨；临安知府同情杨慎的遭遇和处境；老奸巨滑的钦差大臣则居高临下一警告杨慎和知府夹紧尾巴做人，少管闲事，不要再生枝节。
　　三、联边
　　我国古代文论家刘勰，他很早就注意到了汉字形体的修辞现象。他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这样写道：“及离骚代兴，触类而长。物貌难尽，故重沓舒状，于是‘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结矣。”刘勰还在《文心雕龙·练字》中说：“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汉字形体能引起的修辞效果也作过阐发：“其在文章，则写山曰峻峭嵯峨，状水曰汪洋澎湃；蔽芾葱茏，恍逢多木，鳟鲂鳗鲤，如见多鱼，故其所函，遂具三美：意美以感心，一也；音美以感耳，二也；形美以感目，三也。”
　　汉字修辞中的联边，就是为了修辞的目的，刻意连用三个或三个以上偏旁部首相同的汉字，以引起人们对其所表意义产生形象化的联想。汉字字形具有形象感，它是作者把自已的审美感受传给读者的媒介物，也是读者借以体会、理解作者所思所感的媒介物。这种利用汉字形体的修辞方式，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刺激读者的想象，生出“言外之意”“景外之景”，产生以形图貌，直观形象生动的效应。
　　宋刘《贡父诗话》载：有一进士中了榜首，同人看不起他，一日，此人在宴会中出酒令。规定一字领首，下接四字构成一称谓。本人先发令：“金银钗钏铺”（首饰店）；次一人道：“丝绵绸绢纲”（纲是运输车船队）；一同科者应令道：“鬼魅魍魉魁”（魁是榜首之意）。
　　例中恰当地运用联边手法，不仅可以体现汉字形声结体的智慧性，而且也可以加深对字义的理解，从而增强语言表达的效果。
　　我国古代酒令文化中蕴含的修辞手段是十分丰富的，这里只作粗浅的分析与探讨，还有许多宝贵的酒令文化财富，等待我们去深入挖掘。
　　
　　参考文献：
　　[1]陈望道.修辞学发凡[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2]王希杰.汉语修辞学[m].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曹石珠.汉字修辞学[m].西安: 西安出版社，2004.
　　[4]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
　　[5]杜景华.中国酒文化[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