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学”的重新思考
    在20世纪的短短百年中，中国学界两次响起了“国学”的呼声：世纪初的“保存国粹”和世纪末的“国学热潮”。同样是这短短百年，中国社会在艰难的跋涉中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现代与传统的转化绝非是帝王姓氏改易的朝代更迭，它包含着由物质而制度而文化的层层转变，是整个社会系统全面深层的演进。20世纪搭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的桥梁，但桥尾的“国学热”却非桥头“国粹”的简单回声，同样的西方压力，同样的回应冲击，同样的精英介入，同样的忧患意识，同样的关注传统，今天的我们甚至又听到了一百年前康有为“孔教救国”的呼喊，从某种程度看，我们不能否认“国学热”是百年前“保存国粹”声音的回响。“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加以研究，然后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①。
    在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下，相似的“国学”呼声自然有了质的不同：百年前的“国粹运动”是危机意识下的学存天下，百年后的国学热潮则是面向未来的文化探索。近代学者疾呼“国粹尽亡，不知百年以前事，人与犬马当何异哉?人无自觉，即为他人陵轹，无以自生；民族无自觉，即为他民族陵轹，无以自存”②；当代学者则认为“植根于中华大地的国学，必将抖落身上的尘埃，吸取各国优秀文化的营养，以其扶疏的枝叶向全世界展现旺盛的生命力。而世界各国人民也会更加珍视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吸取对他们有用的精华，以丰富他们自己”③。“保存国粹”是亡国危机下的救亡呐喊，近代学者的眼光是内向的——他们的立足点是如何保存和挽救中华的学术和传统；国学热潮则是转型之后的中国文化在走向世界前的整装待发，当代学者的眼光是外向的——他们的立足点是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文明。
    与近代学者相比，当代研究者们少了些许忧患意识，增添了几分自信情怀。但是，无论是在百年前的忧患下，还是在今日的自信中，始终与国家、民族绑缚在一起的“国学”，其身上所凝聚的“国”的色彩常常掩盖了其“学”的特征。冷“学”与热“国”间的矛盾虽多被民族激情所掩盖，但仍有一些学者敏锐而深刻的将之揭示：钱穆先生指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断。”④柳诒徵亦言：“余非有意非难此种学术，不过非难此种名词，因此种学术自有其正确之名词。从来误用一种不通之名词，吾人当为矫正，不可再行沿讹袭谬。”⑤钟少华先生更在其《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中对近代研究“国学”的40多部专著进行考察，分别从“产生缘由”、“定义”、“分类”、“研究方法”、“内涵”五个方面予以分疏，指出所谓“国学”，只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融汇中，应运而生的怪物⑥。中肯切要的批评自然与以国学为复古的偏激批判不同，批评中所体现的明确的学科意识使今日的我们无法再用当年的民族激情来搪塞，我们必须正视批评，反思“国学”。
    随着现代学术的日趋独立，“国学”的“学”之本色亦渐渐恢复，何谓“国学”?国学是否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国学能否建立自己的学科规范?现代学科建设的必然追问将当年民族热情掩盖下的矛盾重新揭示，而当初在救亡危机下的仓促解释实在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最初的“国学”因西学而立，自诞生之日起，即为特殊的时代背景染上了民族主义的色彩，在救亡心态下的“国学”人士论事多趋于极端，更有当时“致用”思潮的推动，实难对之有平心静气的深入思考。尽管章太炎、刘师培等有“求是”、“致用”的思考，但“凡六艺之学，皆以致用也”，“六经皆先王之旧典，不读经则无以知古代之典章制度风俗学术，以成其考古有用之学，姑治国学莫先于经”⑦，终究是当时的最强音。在如此背景下的“国学”显然是一种救亡意识下的致用之学，概念模糊，分类混乱，研究方法杂糅，自然不是一门能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
    时隔百年后依然不能回避现代学科建设的追问，新背景下的新国学是否具备了成为现代学科的独立品性?能否建立自己的学术规范呢?答案依然是否定的。世纪末的中国学术已经基本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尽管百年前的国学分类因缺乏统一标准而颇显混乱，但当年在尝试中所产生的子类学科多已从无到有，由粗到细，在探索中构建了自己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然而，新国学依然没有被纳入一般的学术规范，我们甚至没有看到国学概念与国学分类的再次尝试，当代学者没有刻意去用现代学科的规范去塑造新国学，这并不是遗忘，而是一种重新思考后的成熟体现，有意避开了现代学科规范的追问的当代学者实际上已然承认，国学并不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
    国学是中国学术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产物，亦是这一转型的见证和纽带，产生于20世纪的国学同样在传统与现代间承担了桥梁的作用。面向现代，立足传统的国学必然要以现代学科的眼光来审视传统的学术，其结果自然是概念的模糊与分类的混乱，但我们并不能完全否定这一尝试的作用，正是这算不得成功的尝试，开启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学已经完成了其作为纽带的角色功能，在现代学科建设已初具规模的世纪末，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科的国学再次成为诸多现代学科的统摄即是这一角色功能的延伸，这是传统学术向现代的必然延伸。传统与现代的互动是20世纪中国学术的主要课题和历史使命，“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意义或者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理解，学，是以继承传统为主的学习过程；思，是以开创新知为主的思维活动，学、思结合的治学思路在融汇旧学、新知的学术研究中有着深刻而重要的意义。割裂传统的现代化必然导致学术意义的茫然困惑，而拒绝现代的固守传统必然将旧学引入陈腐僵化的学术绝境。作为纽带的“国学”必须避免这两种倾向，20世纪的学者们也一直为之努力着，世纪初的“保存国粹”虽以国粹相标榜，但仍有“国粹不阻欧化”的呼声，“五四”推翻旧学的背后依旧有“整理国故”的声音，在世纪末所兴起的“国学研究”所延续的依然是这一治学思路。国学与生俱来的传统特质及其所扮演的角色功能决定了它无法成为具有独立品性的现代学科，国学并非是一个固定的知识实体，在这个开放的动态体系中，自然也无法整理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学术规范来，但拥有千年文化积淀的国学在百年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的是一种超验的精神，完全能够在现代学术语境下获得新的意义。
    中国的传统中学术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天下不患无政事，但患无学术。何者?政事者，存乎其人；人者，存乎其心。学术正则心术正，心术正则生于其心，发于政事者岂有不正乎?故学术者，天下之大本”⑧，“人才者，治功之本。学术者，人才之本”⑨，“学术者，吏治之本也。吏治者，风俗之本也”。⑩显然，在人治思想下，传统学术取得了凌驾于国家政治之上的认可。学术作为君子守道的工具，达性、穷圣是其目的和境界，气节、言议则为其表现与载体，以全面塑造君子人格为旨归的传统学术可以算作是一种为人生的学术，其中蕴含着强烈的生命色彩和
人文关怀。在“学而优则仕”强大惯势中的传统学术获得了超越政统的独立精神，成为中国文化体系中的深层结构，“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11，在20世纪初，来自民族灵魂深处的“存学”甚至成为压倒“救国”的时代最强音，国学亦应运而生。在国家危亡之际，作为文化深层结构的学术能够在最大范围内成为全民族的文化认同，国学“既传承了长期的学统，又提供了通过重新诠释而再造属于‘国家民族'的新学术思想体系的空间，且其开放性和包容性远超过任何一种传统的学术分类”12。尽管初生的国学有着浓厚的“致用”色彩，但这包容而开放的“国学”精神消解了传统学术中的门户之争，在传统学术转型之始就奠定了一个视域宽广的研究平台。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学洗去了“致用”的浓彩，恢复了“求是”的本真，重新走入现代学术语境，以其宽广视域成为诸多现代学科的统摄。
    国学是走向现代的中国传统学术，秉持着一种对传统珍视和同情的态度，贯穿着一种究天人、通古今的历史意识，蕴含着一种综合体悟的民族思维，同时融入了西学的研治思路与科学理性，这些特性共同构建了国学宽广深远的学术视域与走向世界、走向现代的气度。广义的古代文学研究或可追溯到《诗》、《书》时代的言志美刺，但文学本身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始终不曾有堪与经、史抗衡的地位，“夫学者研理于经，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败。余皆杂学也”13，“文人词翰，所争者名誉而已，与朝廷无预”14，文学已是被边缘化的“杂学”，文学研究更是远离中心的边际之学了，尽管文史不分的学术传统使得渗入注经诠史之学统的文学研究为自己在传统学术中赢得了一席之地，然而终究是经、史之附庸，研究方式亦不过“注”、“诠”两途，就研究的对象和方法而言，传统的文学研究是谈不上独立品性的。尽管它在两千年的历史积淀中也形成了自己的特殊思考方式并构建了一些不成系统的理论，但这些都不能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古代文学研究虽然有着漫长的传统，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系统研究却是在20世纪才开始的，而使其成为独立的现代学科的直接诱因则是引入西学规范的国学研究。

    独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接受了现代学科的洗礼，从名词概念、理论构架、话语体系各个层面开始了其知识形态的专业化和学科结构的制度化。百年的现代化历程虽然几经曲折，今天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已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科规模和研究范式，“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15，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也已有了百年的历史，恰值“论升降”的反思时刻，“每一种学术文化思想主潮，通常都规划和体现一个时代社会历史运行的历程与走向。”16科技的发展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把世界社会联结成一个巨大的联合体的运输和通讯革命，意味着古老的地区性文化的解体，意味着整个世界上艺术、音乐和文学传统汇成一种新的世界性兼容并蓄的内容。”17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走向；学术者，天下之公器也，二者的天然亲近更预示了学术全球化的必然，对有共同研究平台的自然学科来说，学术全球化带来的资源共享、便捷迅速等为其向纵深发展创造了极佳的契机；与传统关系密切的人文社会科学则不同，基于不同民族特色的研究必然要求在世界性中保持民族的传统特色，就此而言，学术全球化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挑战，重提国学，正是中国当代学者积极应对的思路体现，国学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的双向特性和珍视民族，贯穿历史的宽广视域构建了一个以民族精神为核心而无边限的动态系，成为了对全球化的最好应接。以传统文学为对象的古代文学研究自然也面临着全球化的挑战，由于现代学科几乎完全是构建在舶来的框架与体系上的，而这舶来的框架与体系并没有很好融汇中国文化精神，它只是作为一种法则游离于核心之外，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指导与规范的功能，单单依赖这样的体系与框架是无法在学术全球化中获得独立品性的，新国学兴起前的“人文精神讨论”、“失语症”、“文化热”等即是在挑战下渴求生存的焦灼呼声。古代文学研究如果想在学术全球化中获得独立的品格，它必须进入国学这个不封闭的核心动态系，必须在研究中引入国学视域。
    首先是对传统的珍视与同情。这当然不是关于传统价值的老生常谈，以传统为对象的研究者，大多有“敝帚自珍”的偏爱，但现代学科的科学理性却要求在研究中剔除一切感情因素，客观冷静的分析评价，在西方的理性传统中，批判精神被视为最基本的因素，于是“批判的继承”成为对待传统的科学态度的代名词，然而，其背后已隐藏了预先否定的因子，拿来之前已有了排斥的潜意识，缺乏信仰与尊敬的“继承”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民族文化心理的自然传承，从而造成了民族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的断裂，进而导致了对传统的漠视与“绝情”。古代文学自不能免，科学与理性精神的输入，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机械形态，将文学中活泼泼的生命存在，消失在研究者的分析、归纳、条理、认知之中。”18文学是鲜活的生命存在，文学遗产并不是故纸堆中的古老文字，甲金隶篆中蕴含的性情、思想、精神才是最具价值的核心部分。
    “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而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19陈寅恪先生此论虽是就研治中国古代哲学史而言，然于古代文学研究同样有极为深刻的指导意义。“了解之同情”是在对古人所处之环境和背景完全理解下的生命对话，科学的切入并不能比思想的悟入更为有效、深刻，而此种同情正是批评之前的必须态度，冷静的科学终不能与生命的文学毫无隔阂，要消除此种隔阂，“了解之同情”则为一必由途径，而科学冷静应当是“真了解”之后的方法。
    其次是历史意识的引入，从某种程度看，历史意识正是同情态度的有效制衡。陈寅恪先生在倡言“了解之同情”即已指出其“易流于穿凿傅会之恶习”，即研究者在有限的材料中联贯综合，常以自身所处之时代、环境、学说解释古人意志。然而，现代学科的科学理性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瓦解了传统观念和价值体系的权威，同时也颠覆了旧式研究原本就不成系统的范式。研究者一面享受着解禁后的思维自由，一面却不得不担当起重建一个新范式的使命，从最具科学色彩的西方理论以及自然科学领域中吸收，借鉴自然成为理所当然的选择。我们当然不能否认研究者在尝试中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思路所造成的历史意识流失，研究者们似乎忘却了陈寅恪先生的告诫，用一己的视野在传统上构建了一大批与历史真相相去甚远的系统理论——我们不能否认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在为中国古代文学构建自己体系而努力尝试，而在此背后所隐藏的正是对传统的珍视态度——渴望中国的传统文学能够拥有与世界对话的话语权。缺乏历史意识的同情与珍视最易造成对传统的误读，在借鉴的
系统下，被误读的传统要想与现代和世界平等对话实非易事。
    历史意识是一种语境还原，要求我们的研究首先要回到文本的原初时代与作者的心理世界，才能获得一个可以平等对话的共同语境，研究者的思想可以在对话中自由的展示，但不能超越历史而直接进入文本与作者，否则的话，我们所看到只是一个当代人的独自演讲，而非超越时空的生命对话。“创作心理与经验世界的矛盾、作品形式建构与审美形态特点的关系等等在某些新方法的观照下与今人、洋人竟无二致，在他们与古人潜入同一个心灵世界同呼吸共感觉的幻象中时时会发现某种‘主义'特异功能的灵妙效应。古典文学研究中严格意义的历史分析和客观性要求在一派主观审美经验的五色光晕中悄然失踪了。”20当历史意识缺席时，“了解的同情”变成了武断的了解，强行将古人拉入自己的系统，造成对话的中断，古人的声音被屏于门外。
    最后是综合思维的引入，现代学科的分门别类给文学以独立的契机，以专业化与制度化为标志的学科机制解构了文史混一的传统，文史哲从此分家。文学被分为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文艺学、外国文学等子学科，古代文学又被切割为先秦、两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个方向，在各个方向中又按诗歌、散文、戏剧、小说等文学体裁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切割。细密的分科明确了研究的范围，研究者专力一科，多有创获，亦可成一家之言。然而，钱穆先生却对这样的专家培养颇有微词，“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21通虽宽却易流于浅，专虽深却易困于窄，通、专之辩一直是中国治学之道的思辨主题，而兼顾通专，博精结合亦在思辨中成为共认的治学途径。但当现代学术“为学问而学问”的独立品性与分工合作的科学法消解了传统学术沟通天人、通究古今的学术使命感后，现代化的专家取代了传统的通儒，更重要的是，现代学科中的明确指向、严格限定、独立系统、实践方法等特性使得研治者可以迅速地进行模仿操作，古代文学研究亦不能免，时代背景、人物分析、艺术特色、社会意义等模式的叠加便能迅速地完成一道研究快餐，狭隘的学科观念造成了历史意识的流失与学术气度的缺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成为当今相当一部分研究者的通病，综合思维的通人意识成为我们当下研究必须引入的良药，章学诚言“道欲通方，业须专一”，否则缺乏“道通”的“业专”会越专越窄，最终走向绝境。
    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的国学可以弥补传统文化与现代学科间的裂痕，使得在学术全球化的背景下，与传统关系密切的人文学科在进入现代学术的语境时能更好地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引入国学视域的古代文学研究在国学中获得了经得起不断追问的学术意义，古代文学研究的终极关怀由于得到了民族和历史的认同而更为深刻。
    注释：
    ①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人民出版社，1963，p131。
    ②章太炎《印度人之论国粹》，《民报》20号，科学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三）。
    ③袁行霈《〈国学研究〉年刊发刊辞》，北京大学出版社。④钱穆《弁言?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31。
    ⑤柳诒徵《“汉学与宋学”?国学研究会讲演录》一集，商务印书馆，1923.p84。
    ⑥钟少华《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学术研究》，1999.8。
    ⑦邓实《经学篇第一?六经皆史》，《国粹学报》，1999.8。
    ⑧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
    ⑨魏了翁《朝散郎主管华州云台观彭侯墓志铭?鹤山集》，卷七十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
    ⑩魏裔介《理刑末议序?兼济堂文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
    11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1905（7）。
    1214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家”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p58。
    13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总叙》，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本。
    15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
    16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商务印书馆，2000.p1。
    17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p211。
    18刘毓庆《二十世纪文学观念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制约》，《文学评论》，2002。
    19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p281，p285。
    20胡明《古典文学研究的现实危机和暂行出路?古典文学纵论》，辽海出版社，2003.p265。

    21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三联书店，2001.p1，p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