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民众翻身的一个重要环节，解放区文学对示众的描写一改鲁迅等人的批判色调，充满肯定意味。这种新型示众不仅颠覆了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使民众取代地主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且解构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结构，使阶级意识取代传统人情成为社会人际关系构架的基础。然而，由于作家们反思意识的缺席，过于强调阶级怨恨与阶级暴力的革命性与合理性，忽视了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使得这种示众描写潜含着人性与社会危机。

　　[关键词]解放区文学；示众；革命；反思
　
　　中国现代文学从诞生开始，就与示众有着不解之缘。1906年，鲁迅在日本看到一张砍头示众的幻灯片，由此意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从那时起，示众就成为鲁迅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在鲁迅看来，示众包含着政治－社会会－文化－心理等多重内涵。一方面，示众是暴政的产物，是对普通民众的威吓，另一方面，麻木的被示众者与看客，不仅是暴政威胁的对象，而且是暴政的合谋者。“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得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从‘幸免’里又选出牺牲，供给暴君治下的臣民的喝血的欲望，但谁也不明白。死的说‘阿呀’，活的高兴着。”正是由于这种麻木而残忍的看客的存在，使得暴政得以存在与延续。基于对示众的多层内涵的深刻认识，鲁迅开启了现代文学借示众描写进行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这一路向，《药》、《阿q正传》、《示众》与《复仇(其二)》等作品中的示众描写，都对政权的残暴荒唐与看客的麻木残忍予以深刻的揭示与批判。沈从文的《新与旧》、王鲁彦的《柚子》、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作品沿着鲁迅开辟的道路，继续通过示众展开政治与人性的双重批判。然而，旧政权固然可以利用示众维护自己的权威与社会的稳定，革命同样也可以利用示众颠覆旧威权；民众不仅可以是示众中被威胁的对象，也可以成为历史的主体，示众的主角。作为翻身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解放区民众对压迫者的示众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它不仅是对旧的权力结构的颠覆，也是对社会关系的重构。正是因为对压迫者的示众所蕴涵的革命意味，它获得了解放区作家的充分肯定，解放区文学的示众描写由此表现出与鲁迅等人完全不同的色彩。
　　
　　一　威权的颠覆
　　
　　早在1927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就肯定了游乡示众作为一种革命手段对于土豪劣绅的巨大威胁作用：“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面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解放区继承并推广了这一革命手段。在解放区文学中，公审地主恶霸的示众是民众翻身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它是翻身运动的高潮，也是翻身运动成功的标志。这一新型示众彻底颠覆了鲁迅等人笔下示众的权力结构。在鲁迅等描写的示众中，压迫者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被示众者与围观者都是被压迫与威胁的对象。解放区的示众中，以前的压迫者则成为被示众者，民众不再是麻木的看客，而是积极的参与者与行动者。通过对压迫者的示众，解放区民众打倒了传统的威权，颠覆了传统的权力结构，真正实现了翻身，成为江山的主人。
　　“几千年的恶霸威风，曾经压迫了世世代代的农民，农民在这种力量底下一贯是低头的。”因此，在斗争之初，民众对压迫者还是存在着恐惧。正是这种恐惧，维持了传统的威权的统治。要使老百姓能够“坐江山”，首先就需要颠覆旧的威权，让老百姓“有江山”之后敢“坐江山”。这不仅需要政治上的斗争，经济上的斗争，也需要人格上的斗争。示众则是所有这些斗争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压迫者政治上的清算、经济上的清算，也是人格上的清算。正是通过示众斗争，民众打掉了地主的威风与威权。马加《江山村十日》中的百姓在贫雇农委员会主任吴万申的组织与主持下，对高福彬进行了示众清算。曾经十分威风的高福彬“白眼狼”样的凶眼在台上“鼠匿”了，乖乖地按照民众的意思坦白。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钱文贵不仅积累了更多的财富与仇恨，而且有着更广泛的社会关系与更复杂的社会背景，对民众的欺压也更为久远与隐蔽，民众对他的恐惧也更为根深蒂固。但在支书张裕民与农会主任程仁的细致发动与认真组织下，他们终于斗垮了钱文贵，颠覆了传统的威权。在斗争之初，钱文贵虽然被押在台上，但他的眼神还是让民众害怕。这种淫威不仅需要政治上的斗争与经济上的斗争，同样也需要人格上的斗争。通过下跪与戴高帽，“钱文贵的头完全低下去了，他的阴狠的眼光已经不能再在人头上扫荡了。高的纸帽子把他丑角化了，他卑微的弯着腰，曲着腿，他已经不再有权威，他成了老百姓的俘虏，老百姓的囚犯”，最后为保性命不得不向“翻身大爷”要求“恩典”。《暴风骤雨》中的韩老六凭借日军、土匪、国民党等反对势力的支持，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以至于百姓“走到半道，远远看见韩老六他来了，都要趁早拐到岔道去，躲不及的，就恭恭敬敬站在道沿，等他过去，才敢动弹”。在新政权的支持下，觉醒的民众终于克服了对旧威权的恐惧，在示众大会上彻底清算了他的罪恶：“韩老六亲手整死的人命，共十七条。全屯被韩老六和他儿子韩世元强奸、霸占、玩弄够了又扔掉或卖掉的妇女，有四十三名。”最后，在参与示众的民众的坚决要求下，韩老六被从肉体上消灭，从而从根本上消灭了压迫者的威权，建立了革命的新秩序，使百姓真正成为土地与社会的主人。《李家庄的变迁》一开始就是讲述李如珍欺压百姓的故事，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权，操纵议事、敲诈勒索、栽赃诬陷、私设公堂，无所不用其极，使百姓既不敢怒更不敢言。他不仅与日本人狼狈为奸，而且借中央军清除异己。然而，压迫越凶，反抗越烈，最后，李如珍被参加示众斗争的民众活生生撕裂，彻底消解了他的威权。正是通过这一新型示众，民众颠覆了旧威权，拥有了江山。《江山村十日》中民众翻身后将村庄名称由原来的“高家村”改为“江山村”，表现出“老百姓坐江山”的喜悦。《李家庄的变迁》白狗在决定小毛命运时“咱的江山咱的世界”这一表述，更是凸显出翻身后的民众的自信：“就叫县长把他带走吧!只要他还有一点改过的心，咱们何必要多杀他一个人啦?他要没有真心改过，咱的江山咱的世界，几时还杀不了个他?”在翻身后的百姓眼中，传统威权不再有任何地位。
　　
　　二　社会的重构
　　
　　民众翻身不仅是一次政治革命，也是一次社会革命。解放区的示众不仅是一种政治权力结构的颠覆，也是一种社会人际关系的改造。对政治权力结构的颠覆需要以社会人际关系的改造为前提与基础。翻身运动中“发动群众”一环是决定示众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而所谓“发动”首先就要求民众克服“人情面子”观念，以阶级情感改造传统社会的血缘一人情关系。乡土中国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这个以血缘为基础的“亲密社团”，其“团结性就依赖于各分子间都相互的拖欠着未了的人情”。在这种人情网络中，人们的阶级意识十分薄弱，使阶级斗争工作难以展开。《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大家都是一个村子长大的，不是亲戚就是邻居”，就是村干部与地主们也有各种人情上的藤藤绊绊，治安员张正典是地主钱文贵的女婿，农会主任程仁又与钱文贵的侄女相好，老村长赵得禄借了地主江世荣两石粮食，因此也就硬不起来，“所以斗哪一个，也有人不愿意!”《暴风骤雨》中萧祥等初到元茂屯时，同样在人情面前碰壁。开发动会时大家都同意斗大肚子，但都不愿斗本屯的，而是希望斗外屯的。“这屯没有，去斗外屯呗，外屯大肚子有的是。”白胡子老头的话潜含着民众的人情顾虑。前几次斗争韩老六的失败，也是由于乡土社会中的人情网络，大家都“不敢撕破脸，去得罪他们”，因此被他避重就轻地躲了过去。《江山村十日》中的高福彬利用小恩小惠与亲属关系拉拢刁金贵、孙老粘、陈二踹子、高老太太等人，从而削弱反对自己的力量；他甚至通过刁金贵组织与把持第二任“小组会”，将贫雇农引入歧途，使他们将矛头对准了民选村长邓守桂，而不是地主高福彬。
　　要想彻底打倒统治者，不仅需要使民众克服对地主传统淫威的恐惧，同时也需要使民众打破传统的人情面子观念，解构传统的人情网络，这样才可能真正以阶级意识对地主进行彻底“清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农会主任程仁在示众时带头清算钱文贵时，说出了斗争地主的两大关键因素：清算不仅需要政治上的勇气，“咱们再不要怕他了，今天已经是咱们穷人翻身的时候”，而且需要人情上的勇气，“咱们再不要讲情面”，只有这样，才能“同吃人的猪狗算帐到底”!这种“不讲情面”的“算账”要求民众以阶级一怨恨克服传统的血缘一人情，将地主阶级对民众的阶级压迫一一罗列出来，从而论证革命的合理性与公正性。正是凭借阶级一怨恨，翻身过程中的民众克服了政治与人情的双重障碍，主动与地主进行阶级清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民众在“不耍私情”的程仁这个“咱们的好榜样”的带动下，争先恐后地与钱文贵进行阶级清算，要求钱文贵“有钱还债，有命还人”。《暴风骤雨》中斗争韩老六的示众“是咱穷人报仇说话的时候”，无论是老实巴交的老孙头，孤家寡人的张寡妇，还是年老体迈的老田太太，都不再“讲情面”，积极站出来盘点韩老六的罪恶。
　　为了使百姓真正得到土地，不仅罪大恶极的大地主、恶霸可以是示众清算的对象，小地主甚至富农同样可以成为示众清算的对象。土改斗争应该“从斗大地主、恶霸、反动分子开始，依据群众觉悟及组织程度逐步推广打击面(总的打击面，在一般情况下不要超过乡村人口百分之十)。这是一般原则。但这并不是说农民要求先向他们最痛恨的属于富农、小地主甚至个别中农中的保甲长、恶霸分子施行斗争，我们也不允许。特别是因为有许多乡村，没有大地主，只有中小地主及富农，应当允许农民这样做”。马加《江山村十日》中的阶级矛盾明显不如《暴风骤雨》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那样尖锐、激烈、集中，高福彬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以及社会地位都不如钱文贵、韩老六。然而，在这一更接近农村原生态的作品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阶级一怨恨对血缘一人情的颠覆。在这个由各种干亲、姻亲、血亲、故旧组织起来的人情社会中，高福彬的最大罪恶就是借出官车霸占了金永生的几垧地。通过“划阶级”，民众树立了自觉的阶级意识，通过阶级而不再是通过人情确定人际关系。高福彬的干亲孙老粘，带头清算高福彬，由此确立了自己的阶级身份，获得了大家的认同。金永生则打断高福彬“咱们都是开荒占草的老户”这种人情诉求，坚决清算他的阶级压迫。高老太太最终与高福彬家悔婚，加入贫雇农大会。

　　正是通过“说道理，算细账，吐苦水”，解放区完成了对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改造与重构。“亲密社群中既无法不互欠人情，也最怕‘算账’。‘算账’‘清算’等于绝交之谓，因为如果相互不欠人情，也就无需往来了。”通过示众的公开清算与公开斗争，民众与地主不仅划清了政治界线，摆脱了对压迫者的心理恐惧，而且划清了情感界线，割断了传统的人情关系，使社会人际关系由传统的血缘一人情主导变成阶级一怨恨主导，产生自觉的阶级意识。“天下农民是一家”，“咱只有一条心，咱是穷人，咱跟着穷人，跟着毛主席走到头!”“穷人”成为民众确定人际关系的主要标志，民众由“诸亲好友”变成“翻身大爷”，自觉“拥护民主政府”，与革命政权结成巩固的同盟。
　　
　　三　复仇的肯定
　　
　　阶级清算唤醒了民众的阶级怨恨，也激发了民众的阶级报复与革命热情。“革命往往是由怨恨培育出来的，革命可以激怒并动员群众，并使革命的激进行为在理念上获得正当性。”正是这种阶级怨恨赋予民众以革命动力与激情。在获得阶级意识之前，民众虽然也有怨恨，但这种怨恨指向的却是他们自己，“他们比牛马还压抑得可怜，比牛马还驯服，虽说他们心里燃着暴烈的火，但这些火只会烧死他们自己”。杨白劳没有和地主拼命而是喝卤水自杀就是旧时代民众命运与心理的一个缩影。而通过阶级清算，民众的阶级怨恨找到了合法的发泄口，对压迫者的阶级复仇也因此获得作家们的肯定与张扬。“人们只有一个感情——报复!他们要报仇!他们要泄恨，从祖宗起就被压迫的苦痛，这几千年来的深仇大恨，所有的怨苦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了。他们恨不能吃了他。”因为阶级报复的合理性，民众的阶级暴力得到无条件的肯定与张扬，被示众者成为一种治疗民众生理以及心理创伤的“良药”。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区工会主任老董，看到民众自发地将台上的钱文贵拖下来打时，特别兴奋。“他是一个长工出身，他一看到同他一样的人，敢说话，敢做人，他就禁止不住心跳，为愉快所激动。”阶级复仇成为民众“敢做人”的表现。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中，民众自发的革命暴力更是得到了肯定与鼓励。白玉山问赵玉林斗争韩老六可不可以打，赵玉林鼓励白玉山跟韩老六学学，“用大棒子来审韩大棒子”，这就叫“一报还一报”。“不知道用什么法子才解恨”的张寡妇，甚至“用牙齿去咬他的肩膀和胳膊”，被示众者在这里成了疗治群众的怨恨与痛苦的“良药”，阶级复仇在革命中被圣化。“报仇的火焰燃烧起来了，烧得冲天似的高，烧毁几千年来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新的社会将从这火里产生，农民们成年溜辈的冤屈，是这场大火的柴火。”阶级复仇被作者圣化为催生新社会的激素。
　　在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中，革命复仇得到最“充分”的展现与最“合理”的说明，“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原则在细节上都得到落实。当从老根据地来的县长希望李如珍“悔过”时，民众坚决地否定了县长的决定，要求立即枪毙。在县长以手枪没有子弹进行推脱后，民众自行执行李如珍的死刑。“有人喊：‘只要说他该死不该，该死没有枪还弄不死他?’县长道：‘该死吧是早就该着了……’还没有等县长往下说，又有人喊：‘该死拖下来打不死他?’大家喊：‘拖下来!’说着一轰上去把李如珍拖下当院里来。县长和堂上的人见这情形都离了座到拜事前边来看。只见已把李如珍拖倒，人挤成一团，也看不清怎么处理。听有的说‘拉住那条腿’，有的说‘脚蹬住胸口’。县长、铁锁、冷元，都说‘这样不好这样不好’。说着挤到当院里拦住众人，看了看地上已经把李如珍一条胳膊连衣服袖子撕下来，把脸扭得朝了脊背后，腿虽没有撕掉，裤裆子已撕破了。”县长认为这种场面太血腥，“把个院子弄得血淋淋的”，白狗马上为群众的行为的合理性进行辩护：“这还算血淋淋的?人家杀我们那时候，庙里的血都跟水道流出去了!”虽然县长认为这种行为“太不文明”，却也无可奈何，只能补写判决书结案。
　　马加的《江山村十日》中没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但同样有着对阶级复仇的肯定与推崇。孙老粘清算高福彬时，其他民众高呼：“老粘，你打他的嘴巴子!”与高福彬没有直接冤仇的李大嘴，在金永生与高福彬进行清算的时候，以武斗配合文斗，“不打他不输嘴”，他“一出了场，愣头愣脑的就给高福彬打了一巴掌，有些小伙子叫起好来，拍着巴掌。李大嘴更来劲了”，由此成为风云人物。正是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小伙子与小媳妇“一股脑的涌上来”，参与对高福彬的痛打与审问。民众对压迫者的复仇不仅意味着民众阶级意识的觉醒，而且意味着他们主体意识的加强，因此成为示众的必然环节。
　　
　　四　程序的缺席
　　
　　对地主恶霸的示众斗争乃至肉体上的消灭，有着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极少数真正罪大恶极分子经过人民法庭认真审讯判决，并经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枪决予以公布，这是完全必要的革命秩序。”然而，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我们的任务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之为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更重要的是，杀人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那些真正罪大恶极的大反革命分子，大恶霸分子，国人皆曰可杀的这类分子，经过人民法庭判处死刑，并经过一定政府机关(县级或分区一级或更高的政府所组织的委员会)批准，执行枪决，并公布其罪状(杀人必须公布罪状，不得秘密杀人)，那是完全必要的，不如此不能建立革命秩序。但是，不能随便加人罪名而去处人以死罪。”毛泽东在这里凸显了政府与法律的主导地位，肯定了独立的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的重要性。也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对程序正义的强调。无可否认，民众对压迫者的惩罚与报复是一种历史的实质正义，但这种实质正义同样需要程序正义的支撑。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对二者进行了区分，“我把程序的正义与实质的正义的区分，相当程度地看作一种程序的正义(或公平)与该程序之结果的正义(或公平)的区分”，但“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是相互联系而非相互分离的。这使公平的程序仍然具有内在价值”。罗尔斯在这里凸显出了程序正义的相对独立性与内在必要性。然而，在大多数解放区作家那里，程序正义却付诸阙如。他们过度地强调了大多数人原则与结果的正义性，肯定了阶级报复的合理性，却忽视了不讲程序正义的不当性；肯定了阶级怨恨的革命性，却忽视了群体暴力的愚昧性。在示众过程中，民众的阶级仇恨与革命暴力获得了无条件的肯定，但民众的暴虐根性却未能获得充分的关注与适当的批判，由此表现出作家们反思意识的缺席。在解放区的示众描写中，由于民众阶级意识的觉醒与社会地位的提升，他们在对压迫者进行的示众过程中，不仅是示众的观看者，而且可以是审判的决策者，甚至是刑罚的执行者。民众这种观看者、决策者与执行者身份的混同，一方面固然凸显出民众力量的强大与主体地位的提升，另一方面却也表现出民众对程序正义的忽视以及对暴力的推崇，从而潜含着巨大的人性与社会危机。
　　深受五四思潮影响的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难能可贵地表现出反思意识，深刻认识到群众心理的阴暗面。农民的心理是：“要么不斗争，要斗就往死里斗。他们不愿经过法律的手续。”她不仅意识到群众怨恨力量的强大，同时意识到这种力量的愚昧与可怕。在这种意识的指导下，文本没有渲染其他作品中经常出现的斗死人的场面，而是更着重对群众斗争的度的把握，显示出对法律与人权的珍重。章品在临走前一再叮嘱张裕民，“咱们今天斗争是在政治上打垮他，要他向人民低头，还不一定要消灭他的肉体”，因此，对阶级敌人“要往死里斗，却把人留着；要在斗争里看出人民团结的力量，要在斗争里消灭变天思想”。在最后的示众斗争中，张裕民一再强调，“杀人总得经过县上批准”，群众的暴力被控制在一定的程度以内，对钱文贵的示众斗争的仪式意义大于现实意义，程序正义在这里得到尊重。
　　尽管丁玲尚对程序正义表现出一定的尊重，但她同样肯定了民众的复仇倾向，表现出对民众的观看者与行动者身份混同的认同。而在周立波《暴风骤雨》中，民众不仅是示众的观看者，而且是审判的决策者。当试图逃跑又被抓回的恶霸地主韩老六被示众的时候，尽管斗争大会由政府派来的萧祥等人主持，但在群众“不整死他，今儿大伙都不散，都不回去吃饭”的坚决要求下，工作队最终同意民众意见，当场决定对韩老六执行死刑，民众成为审判的决策者。韩老六的死刑终究经过政府的审判与执行，《李家庄的变迁》中的民众则不仅是审判的决策者，而且是刑罚的执行者。斗争李如珍的大会虽然由县长主持，但由于李如珍对民众犯下的血债，民众自发地否决了县长试图“挽救”李如珍的决定，坚决要求从肉体上消灭敌人。当县长一再寻找理由，试图拖延死刑的执行时，民众将其活生生撕裂。民众在这里不仅是示众的观看者，而且是审判的决策者，最后还是判决的执行者——程序正义完全被忽视。
　　在鲁迅等人眼中，示众不仅有着政权的暴力，而且有着观众“看”的暴力，正是这种“看”的暴力使观众成为暴政的同谋。出于对看客意识的深刻了解，鲁迅等人对围观示众的民众始终保持警惕，阿q临终前看到的“又凶又怯”的狼眼，正是鲁迅对看客阴暗心理的一种生动写照。解放区民众同样存在着“凶”与“怯”的双重性。然而，为了革命的需要，作家们都极力鼓动“凶”，丑化甚至批判“怯”。《江山村十日》中的孙老粘、《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侯忠全、《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等老实巴交的落后分子，成为大家调笑的对象；而对斗争对象的“凶”的积极分子则获得了无条件的肯定，近乎二流子的李大嘴因“凶”而被选为贫雇农委员会武装委员，程仁因能割断私情而获得大家的肯定，赵玉林、铁锁、冷元等“死也不怕”的坚定分子，更是革命的主力和讴歌的对象；示众斗争中民众对被示众者的群体的“凶”，同样获得了肯定与鼓励。阶级报复与阶级暴力有着历史合理性与历史必然性，但这种对敌人的“凶”同样需要政策的引导，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一旦这种“凶”不受限制，也就必然导致人性与社会危机。
　　在解放区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示众曾经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对压迫者的示众颠覆了传统的政治权力结构，使民众翻身成为社会的主人；与此同时，对压迫者的示众也改造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结构，使农村社会由传统的人情社会转化为阶级社会，从而为以阶级意识为基石的新政权在乡土中国扎根提供了基础。这无疑是对鲁迅等人政治一人性批判主题的一种回应。然而，解放区作家在描写这种新型示众时，由于反思意识的缺席，过分肯定了民众的阶级怨恨与自发的革命暴力，忽视了对民众劣根性的警惕与批判，从而使这种示众描写潜含着人性与社会危机。以民众的名义进行示众甚至判决固然有着历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对程序正义的忽视却也使民众的暴虐天性难以控制。民众由示众的观看者到审判的决策者甚至是判决的执行者这种转变，一方面固然凸显出民众主体地位的提升与阶级意识的觉醒，另一方面则肯定甚至鼓励群体暴力，使其获得合法表现。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解放区的示众描写走到了鲁迅等人的反面。阶级复仇是阶级翻身的主要动力，也是建立与保卫新政权的主要动力。然而，解放区作家们鼓吹阶级复仇的合理性时，程序正义被弃之如敝履，似乎只有被压迫的群众对压迫者实行最直接的复仇，才是最为公正合理的。民众的暴虐倾向，在没有了压制的情况下，赤裸裸地展现出来。“他们要求报复，要求痛快。有些村的农民常常会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阵子拳头先打死再说。区村干部都往老百姓身上推，老百姓人多着呢，也不知是谁。”这种对程序正义的忽视，使以群体名义进行的暴力获得天然的合理性。解放区文学的示众描写，只认阶级不认血缘，只讲仇恨不讲人情的情感模式，与只认民意不认法律，只讲结果不讲程序的组织模式，无疑值得后来者深刻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