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心理学的角度，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人格和个性含义相同，都是指个人比较稳定的、各种心理特征的总和，包括认知、能力，情绪、气质、性格、行为及身体结构等方面。人格就是一个人的基本精神面貌”［1］，而人格变态就是指个体心理状态“偏离规范”［2］、“偏离常态”［3］，贾宝玉心理、人格的偏离规范与常态，最主要表现在他言行、性格、心理诸方面的女性化，可以这样认为，贾宝玉是一个女性化或半女性化的男性人物形象。
　　贾宝玉的女性化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爱红的癖好
　　《红楼梦》第二回冷子兴向贾雨村介绍贾宝玉的奇异之处时，特意介绍宝玉满周岁抓周“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玩弄”，这颇具预示性的细节揭示出人物的爱红习性。在第十九回里，当袭人以不离开贾府为条件要求宝玉“再不许弄花儿、弄粉儿、偷着吃人嘴上擦的胭脂，和那爱红的毛病儿”，他虽口头马上答应，但第二天却又“替他们淘澄脂胭膏子”，致使左边腮上都溅上了红;第二十一回，贾宝玉于不觉中欲吃黛玉房中的脂胭，被湘云从身后伸手打落，第四十四回，他又十分在行地向平儿介绍胭脂的调配方法和使用方法，如此种种艺术描写，无不昭示着一个基本事实，作为男性的贾玉玉爱红确已成癖。他不顾父亲和旁人的鄙视指责，硬要分享女儿们的专利，这“不长进的毛病儿”，显然是“偏离常态”的变态行为。
　　第二、生活女性化
　　在中国封建社会，男女两性的社会角色各各不相同，生活范围及内容也迥然有别。“正位乎内”的女性以闺房庭院为自己的生活范围，以学习女红、操持家务、生儿育女为自己的人生职责。“正位乎外”的男性则以社会为人生舞台，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之责，因此，“士”阶层中的大多数男性自觉地选择了读书—进仕做官这一人生道路。贾宝玉则与众不同，他自幼喜欢在闺帷中厮混，自从住进大观园后，更是“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环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意”(《红楼梦》第二十三回，以下引此书只注回目)，以女性化的闺房生活为乐，从不考虑自己斥为一个男儿于家于国应尽的责任，诚如作者在第二十回中所言:“并不想自己是男子，须要为子弟之表率。”更有甚者，他“不肯留意于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将八股文斥为“后人饵名的钓禄之所”，从不“潜心玩索。”他曾当面顶撞史湘云的规劝(第三十二回)，并以受惊吓为借口，逃避贾政对自己读书情况的检查(第七十三回)。这一切均表明贾宝玉在有意识的拒绝走传统读书做官、耀祖光宗的人生道路，拒绝进入男性的社会角色定位，完全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悖离“社会期待”。从《红楼梦》前八十回的艺术描写看来，他已经十分习惯并非常喜欢那种“无明无夜和姐妹们鬼混”(第二十一回)的女性化生活，并似乎打算在内帷中长期厮混下去。毫无疑问，这又是一种“偏离规范”的异常表现。
　　第三、性格女性化
　　从总体上看，贾宝玉的性格缺少男性应有的阳刚之气，更多地呈现出女性的阴柔特征。他“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赔身下气，性情体贴，话语缠绵”(第九回)，对黛玉是如此，对袭人、秦钟等也是如此;他胆小，怕见父亲，怕见生人，怕晚上一人睡觉;他遇事无主见，既缺乏基本的应变能力，又缺乏承担责任的勇气，金钏儿被打被撵、晴雯被冤，尽管他心里颇觉不公，但却无胆量挺身而出为她们辩解，当然更无能力去保护她们，除此之外，贾宝玉的多愁善感也相当突出。他常常发呆、掉泪，常常触景生情，感伤不已。听到黛玉的《葬花词》，“不觉恸倒山坡上”，联想不断，以致于“心碎肠断”(第二十八回);看见祝妈创土种竹，打扫竹叶，“顿觉一时魂魄失守，随便坐在一块山石上出神，不觉滴下泪来”(第五十七回);见杏花落听雀儿啼，又伤心感叹，发了呆性(第下十八回)。贾宝玉这种敏锐的感受力、细致的观察力以及丰富的联想、脆弱的感情，无不反映出女性心态与性格特征，对此，可借心理学术语称之为“性倒错”，因为“性倒错在第三性征上更象异性”［4］，。
　　第四、奇特的两性观
　　在对男女两性的总体看法上，贾宝玉是贬男尊女的。他有一句惊世骇俗的名言:“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二回），“他料定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可有可无”(第二十回)。这种男浊女清、尊女抑男的两性观在封建社会的父系文化系统中确属罕见，尤其出自男儿之口，则更可谓空前，它是贾宝玉“偏离规范”、人格变态的重要标志之一。
　　此外，贾宝玉“面若中利、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面如傅粉，唇若施脂”(第三回)，如花似玉的容貌更为他增添了几分女性的柔美。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用来定义“变态”的词语包括以下这些:越轨—指明显不同于社会公认的行为标准的行为;异常—指与公认的规范很不同的行动;失调—缺乏行为的整合;稀奇古怪—指与社会公认规范不相同的行为。“决定是否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体是变态的最一致的标准是:①行为偏离、或不同于)那个社会的规范;②失调行为总是继续和/持续存在;③人们内部和/或人们之间活动的最终破坏程度”［5］。由此，我们可以判定贾宝玉的女性化实属变态，不仅今日的读者能够明显地感觉到他心理和行为的异常、越轨和稀奇古怪，就是《红楼梦》本身也多次指出这一点:小说第三回写黛玉初见宝玉，作者引出所谓“后人”所作的《西江月》词二首，以正话反说的形式表达了自己对这一形象的总体评价，其一曰: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作者说此词批得“极确”，它道出了贾宝玉性格行为与众不同、偏僻(即不合正道)乖张(即怪僻不通情理)的特征。在小说中，最疼爱宝玉的贾母也说他就是与众不同，最接近他的袭人说他:“性格异常”、“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除此之外。书中还不时直接以“痴”、“呆”“傻”、“疯”、“怪”、“狂”等字眼来形容他的变态行为。值得注意的是，贾宝玉的女性化不仅引起了他人的非议，破坏了他与本阶级多数成员的和谐关系，而且导致了他与以贾政为代表的封建家族、封建贵族阶级的尖锐对立，导致了他与整个男权社会的严重脱节，从而也最终导致了他自身的生存危机，这实质上从另一侧面证实了贾宝玉的女性化确为一种偏离规范的人格变态。
二
　　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及其存在状态，必定要受其自身先天和后天诸如生理、社会等内外因素的影响，贾宝玉也不例外，《红楼梦》对其变态人格形成的原因作了一定程度的揭示。
　　1、先天因素影响贾宝玉人格的先天因素既不是现代心理学家们所学的“遗传基因”，也并非美学家们所谓“历史积淀”，而是贾宝玉的前身—被女娲遗弃在青埂峰的石头。秉自然灵秀之气的仙石决定了贾宝玉的聪明灵秀，无补天之才的顽石则决定了他的“于国于家无望”，石头的前身赋予了宝玉正邪两极之性，使“其聪明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第二回)。如此天赋，必然铸就贾宝玉具有偏离、异常因素的人格形态。

　2、后天因素这里主要指宝玉的生活和成长环境。由于贾母的溺爱，他一直例外地以男性的身分在闺帷内厮混，成天跟姐姐妹妹、小姐丫环们呆在一起，极易染上较多的女儿脂粉气。住进大观园，更是进入了女儿世界，完全生活在女性的庇护、偏爱、温情之中，自己的生活也完全女性化，正如兴儿所说:“他长了这么大，独他没有上过正经学堂，我们家从祖宗直到二爷，谁不是寒窗十载，偏他不喜读书。老太太的宝贝，老爷先还管，如今也不敢管了。……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又怕见人，只爱在丫头群里闹”(第六十六回)，在如此生活环璄中长大的贾宝玉，人格的女性化在所难免。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一个人后天的生活环境尤其是教育条件在其心理发展上起着重要甚至是主导作用。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现代红学家们更多地强调了后天的因素，认为在大观园这个女儿国内，生活风气比较干净，封建礼教的统治相对薄弱，贾宝玉较少地受到外界污浊风气的影响，可以比较自由的生活，大胆阅读一些具有市民意识和民主要求的杂学野史，有较多的机会了解青年女奴们的美好心灵和不幸遭遇以及贵族少女们的内心苦闷，这一切均有助于他叛逆思想的形成。上述认识本是相当正确、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于叛逆并不意味着要以女性化变态形式表现出来，何况《红楼梦》所提供的生活环境既不能完全说明贾宝玉异端思想形成的原因，正如某些学者所论，贾宝玉那种“已经带有初步民主主义色彩的先进思想，当然不是任何一个生活在十八世纪中叶的少年所能具备的”［6］，更不能充分解释他人格变态这一异常现象。
　　笔者认为，在《红楼梦》中，曹雪芹更为强调的乃是贾宝玉人格形成的先天素质——与生俱有的顽性劣根，这一点可以从全书石头下凡的基本构思中看出，可以从宝玉一出生就与众不同、自幼便口出怪言中看出，可以从贾府上下之人难以理解宝玉的痴狂中看出。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子之口指出“如尔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第十九回又借袭人的心理活动强调了宝玉变态人格的先天属性，“袭人自幼儿见宝玉性格异常，其淘气憨顽出于众小儿之外，更有几件千奇百怪口不能言的毛病儿。近来仗着祖母溺爱，父母亦不能十分严紧拘管，更觉放纵驰荡，任情恣性，最不喜务正。”十分明显，贾宝玉性格和行为的异常与生俱有，祖母的溺爱、他人的影响以及父母拘管的不严等后天因素仅仅起着“放纵”作用，而非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曹雪芹通过大量的艺术描写所要突出的，正是贾宝玉那天生俱有并且后天不能更改的顽愚劣根、痴狂本性，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宝玉人格的女性化最终也是由先天决定的。
当然，石头前身决定贾宝玉的本性和他后天人格的形态，这种构思无疑是非科学的，曹雪芹作如此艺术处理，目的并非要给世人讲一个优美的神话故事，而是巧妙的利用大众审美心理对神话故事所具神奇性的认同与欣赏来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幼年、少年贾宝玉的思想性格显示的乃是成年曹雪芹的思想与人生观，曹雪芹强调宝玉人格形成的先天因素，有利于自己一开篇便集中笔力塑造一位崭新而又奇特的叛逆者形象，有利于从其奇异之处来突出强调这位叛臣逆子的无可救药及其与本阶级的势不两立，从而更为鲜明地表现出自己独到而又深刻的现实人生感受。
三

作为《红楼梦》的第一主人公，贾宝玉是曹雪芹呕心沥血十数载而创造出的不朽艺术典范，透过这一人物的变态人格，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曹雪芹的的创作情感基因和内在心理动因，更为准确地把握其人生观的复杂内涵。
　　首先，它表现了曹雪芹心灵深处或潜意识中对于女性的依赖和眷恋。
　　我们并不将《红楼梦》视为曹雪芹的自传，也未曾将贾宝玉等同于曹雪芹，但是不容否认，在贾宝玉这一形象身上明显带有作者个人身世和经历的许多痕迹。因此，研究贾宝玉就必须了解曹雪芹的人生经历，必须探索曹雪芹的心路历程，只有深入到曹雪芹的心灵世界之中，才可能洞悉贾宝玉这一形象的全部艺术内涵。
　　曹雪芹的外貌并非女儿相，“其人身胖头广而色黑”［7］，其性格狂放，风姿傲岸，从未以女儿态为美，那么他将贾宝玉女性化的现实依据究竟何在呢?这里。我们不能忽略其少年时代生活经历对他一生的重要影响，因为“个体的童年经验常常为他的整个人生定下基调，规范了他以后的发展方向和程度”，“一个人的一生都要受童年的‘基本选择’的影响”［8］。从康熙五十四年到雍正六年初曹家被抄，曹雪芹在江南地区度过了十三年的富贵温柔生活，其间，身边除了有宠爱他的母亲之外，还有几位“好姊妹”以及一大群气质不俗聪明美丽的女仆。朝夕相处之间，她们使曹雪芹既充分感受到女性的温情爱意，也清楚地看到女儿的聪明才智，这一切均汇入了他的童年经验之中。尽管随着家道的中落衰败，被女性之爱所包围的生活一去不复返，然而昔日所体验过的女性温情却沉潜为珍藏在心底的美好回忆。这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使女性在他心目中成为纯洁美好的象征，而抄家时所看到的残酷凶恶，成年后于困顿中所感受的世态炎凉，又作为一种心理酵素，极大地扩张了童年经验所形成的心理宿因，强化了记忆中的女性美。虽然现实中的曹雪芹在亲友面前或狂歌豪饮，或纵情放言，可其心灵深处或潜意识中却保留着对女性深深的眷恋和依赖之情，这一点已在贾宝玉形象的塑造中得到充分的表现。
　　贾宝玉从小到大不仅在日常的衣食住行方面完全离不开女性的照料，而且在感情上有着一种强烈的依附女性的趋向，女性之情爱成为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为此，他希望与姐妹丫环们长相厮守，永不分离，生愿有她们的身影相伴，死盼有她们的眼泪相随，这显然已经大大超出了一般男性对女性应有的依恋程度。为了实现自己的意愿，贾宝玉不仅放弃男子应负的家庭与社会责任，钻进女儿国之中充当一位特殊臣民，而且尽可能地去掉身上的男性气度，与女儿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拥有共同的喜怒哀乐，不但情感上亲密无间，即便在心理感受上也最大限度的消除了两性的差别。　经过如此的艺术处理，曹雪芹让身为男儿身的贾宝玉达到了与女性的高度融合，让自己所留恋与向往的美好人生境界在贾宝玉的女性化表现过程展示出来，并由此获得一定程度的心理补偿。从这一意义上讲，贾宝玉的女性化既是曹雪芹的心理情感上眷恋女性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他传达这种依恋之情的必要手段。
　　不唯如此，曹雪芹还将自己对女性的钟情依恋，转化为笔下贾宝玉对女性的关怀体贴以作为回报。小说第十九回写东府里演戏放花灯，宝玉想到这里素日有一小书房，内曾挂着一幅美人图，于是“想那美人也自然是寂寞的，须得我去望慰他一回。”对此，脂砚斋评道:“极不通极胡说中，写出绝代情痴，宜乎众人谓之疯傻。”斯言极是!望慰图上一美人，确为“疯傻”之变态行为，但人们却由此看到了贾宝玉对女性的关心体贴，感受到了作者对女性的一往情深，贾宝玉的变态的确传达出曹雪芹独特的人生体验。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曹雪芹让贾宝玉对女孩子的出嫁尤其在意:一想到邢岫烟已择了夫婿，便感伤“又少了一个好女儿”(第五十八回);一听说迎春将带着四个丫头出嫁，便跌足道:“从今后这世上又少了五个清净人了”(第七十九回)。贾宝玉的这种异常心态，或者说作者的如此描写，当与曹雪芹童年时代所接触的女性多属未婚有着直接联系。
　　其次，贾宝玉的女性观艺术地折射出曹雪芹对女性的崇拜和赞美，反映了他崭新的女性观。

　在《红楼梦》第一回中，曹雪芹谈了自己的创作动机:“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闺阁中历历有人，乃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我虽不学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来，亦可闺阁昭传。”由此不难看出，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动机之一乃是使闺阁昭传，为女性唱赞歌，而这种动机的产生则是建立在男女比较，男不如女的思想基础之上的。为了实现自己的创作意图，曹雪芹必须在作品中通过艺术形象将男女两性加以比较，并以具体的结果来证实自己观点的正确。以贾宝玉与大观园中的女性相比，并通过贾宝玉的亲身感受来体现男女之差异，这是曹雪芹进行男女总体比较中的重要一环，而将宝玉女性化实质上更便于比较的进行。
　　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男尊女卑不是自然性别差异的体现，它所内涵的乃是一种社会性的伦理差别，其具体表现之一便是男外女内的社会分工。在一般的女性无法走出家门而一般的男性又不屑于留在家内的历史条件下，女性化的贾宝玉“独为闺阁增光而见弃于世道”(第五回)，自动放弃男权社会赋予自己的特权，不愿走出家门离开闺阁，长期厮混于女儿之中，这就具备了男女比较的条件。《红楼梦》的艺术描写告诉人们，生活在大观园内的贾宝玉的确在诸多方面不如身边的女性:论作诗赋词之才气他不及黛玉、宝钗，论治家理财之能力他不及凤姐、探春，论坚决反抗不妥协之精神他又不及黛玉、晴雯，至于其生活自理能力更是等于零，时时事事离不开袭人等女仆的侍候照料。如此比来，贾宝玉即使生活上仍然可以养尊处优，但是心理上却无法“自尊自大”起来，性别的尊和少爷身份的贵均难以消除心灵深处的“卑”，相形见拙的闷随时困挠和折磨着他。比较的结果只能导致贾宝玉对女性的进一步依恋和崇拜，并因他的心理、人格永远难以“阳刚”起来而进一步加速女性化的进程。
　　一位男性如果拒绝承担社会所分派的角色，放弃社会赋于的性别尊严，其结果不仅仅是“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而且行为，性格诸方而表现出向女性认同的趋势。不容否认，此种艺术处理内涵着曹雪芹对女性的崇拜与赞美，在这一问题上，曹雪芹不仅仅单纯具有感性体验，而且已经将其上升为理性认识，并以贾宝玉“男浊女清”两性观的理论形态表现出来。
　　本来，清初不少小说家都接受了中国传统的“人秉气而生”［9］的哲学观点，即所谓“丈夫禀阴阳之气而有身，赋万物之灵而成性”，并有人借此来表达自己进步的男女观。例如震泽九容楼主人松云氏撰写的《英云梦》第一回写道:“盖闻天、地，人称为三才，轻清上浮者为天。则为风、云、雷、日、月、星辰;重浊者下凝为地，则载山川、社稷。惟人生于中央，且种种不一。若得山川之秀，社稷之灵，或生天才或生神童，此非凡人可比。若非文星下降，岂能有锦心绣口，下笔千言立就，可称为才子。又有香闺女子，无师无文，亦能韵古传今，才华竟胜过男子者，此乃得天地之气，钟山川之秀而成，此则淑美，可为佳人。”这里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对女性才华的高度肯定和热情赞美，但此处的女性仅指“佳人”，而且对男性中的“才子”也同样作了充分肯定。曹雪芹不但接受了前人进步思想的影响，并且走得更远。第一、他让笔下的贾宝玉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崇拜、赞扬:“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贾宝玉“见了姐姐便忘了妹妹”，对不少女孩子都流露出爱慕之情，这固然可视为贵族公子轻浮品性的表现而加以指责，但如果作更深入全面的发掘，便不难发现宝玉绝非贾琏之类的好色之徒，应当承认其“意淫”实质上正是他对女性“泛爱”的具体体现。第二、尊女贬男。他“料定天地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因此把一切男子都看成浊物”，这种异于常人悖于传统的两性观正是曹雪芹塑造红楼男女两大形象系列的根本出发点，贾府中那“一代不如一代”的男性形象与一大群美丽聪明的女性形象正分别成为“男浊女清”的艺术写照，贾宝玉的女性化则更是对“男浊”最直接最有力的否定和批判。对“女清”极大的张扬和赞美，它向上千年来男性至尊的社会地位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显示出对整个男权社会、父系文化的大胆反叛。
　　复次，贾宝玉的女性化实为反社会化之结果，他对由自身性别所决定的社会责任的彻底放弃，表现了作者对所属阶级的彻底失望及其对整个男权社会的彻底否定。
　　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要想适应社会，成为社会所需要的角色，都必须经过社会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从人的童年时期就已开始，家庭则成为对孩子进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儿童一方面通过模仿成人的言行，一方面通过父母等人的赞许和责备，逐渐学会识别社会行为，学会适应和掌握社会标准，学会与他人的合作与竞争，从而逐渐被培养成为一个社会所期望的人。贾宝玉身上则明显地具有一种反社会化倾向，他既具有“无才”之天性，后天又拒绝封建家长的正统教育，与父亲贾政的对抗实质就是与整个社会的对抗，因为在父系文化社会中父亲“代表人类生存的另一支住，代表思想的世界，人化自然的世界，法律和秩序的世界，原则的世界，游历和冒险的世界。父亲是教育孩子并指引他步入世界之路的人”。［10］抓周时的表现已使贾政对他“不喜欢”、“不甚爱惜”，成长过程中的所作所为更让贾政产生“将来之患”(第三十三回)的忧虑。贾宝玉的女性化使他从根本上不可能成为父亲、家族乃至社会所需要的人。由此便注定他将与以贾政为代表的封建家长、封建贵族阶级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完全成为本阶级的叛逆者。
　　曹雪芹所处的时代正值封建社会走向末路，然而所谓的康乾盛世却使行将就木的腐朽社会表面上呈现着繁荣升平景象，曹雪芹由于自身特殊的遭际和处境，敏锐地感受到遍布生活中的悲剧予盾和悲剧氛围，正如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所说，“颓运方至，变故渐多，宝玉在繁华丰厚中，且亦屡与‘无常’觌面。……悲剧之雾，遍被华林;然呼吸而领会之者，独宝玉而已。”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人生态使曹雪芹比同时代的许多人更加深刻的认识到封建末世社会中的种种卑劣、腐朽和糜烂，并预感到自己所属的阶级运终数尽，衰颓没落之势已不可挽回。对此，他既缺“补天”之才，无力改变社会发成的总趋势，成为本阶级的擎天柱，又不愿与黑暗同流合污，不甘成为本阶级的殉葬品，内心充满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矛盾与悲伤。从这一角度看来，贾宝玉的女性化及其由自身性别所一生的自卑感、罪恶感，已不仅仅出于曹雪芹对女性的依恋与崇拜，更是他对延续了上千年的封建父系社会、男权政治彻底绝望之后的彻底否定。通过贾宝玉的女性化，曹雪芹向所属阶级和全社会表明了自己不予合作且不愿合作的政治态度，公开了自己“于家于国无望”的逆子叛臣身分，而正是这一点，使贾宝玉成为中国古典文学人物形象画廓中前所未有的最具反叛精神的艺术形象。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贾宝玉的女性化固然体现了曹雪芹大胆的叛逆精神，但同时也内涵着他“世人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万般皆空的悲剧性人生感受和认识，因此，贾宝玉式的反抗最终只能是消极的。贾宝玉躲进女儿世界中去寻求那有限的真善美，这是反叛，也是逃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成了男性世界里的多余人，既不愿充当旧世界所需要的“补天”派，也不可能扮演新世纪所需要的“拆天”人，诚如贾雨村所言“上则不能为仁人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第二回)。女性化的贾宝玉在拒绝承担传统的人生职责的同时，也放弃了对旧社会的改造，放弃了对新生活的主动追求，因此他尽管的确不会成为封建贵族阶级所希望的接班人，同样，也根本不会充当本阶级的掘墓人，这一点反映了曹雪芹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
　　“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女性化的贾宝玉正是一个寓辛酸于荒唐之中的不朽形象，透过其变态的心理、人格，我们完全能够更多的体会到作者痴情之中的真味与深意。
　　注释
　　［1］邓明显、郭翕峰主编《咨询心理学》第203页　中国科技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
　　［2］［5］[美〕罗伯特、保罗·萨门《变态心理学》　辽宁大学出版社
　　［3］刘力、谭力海主编《剖析人生—心理类型学》第369页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4］朱智贤主编《心理学大词曲》第797页　北师大出版社1989年出版
　　［6］朱淡文《红楼梦论源》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