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宋代;话本体传奇;时代风会;精神气质;艺术表达
论文摘要：辞章化传奇的衰落和话本体传奇的崛起是宋代传奇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两个现象。本文重点讨论话本体传奇的世俗化追求,试图从时代风会、精神气质、艺术表达等层面系统揭示这一类型作品与辞章化传奇的区别。
所谓宋代的辞章化传奇,是指从唐人传奇一脉延伸出来的宋代传奇；而话本体传奇,则是指产生于说话基础上的传奇小说。辞章化传奇和话本体传奇因其审美品格不同而各具神韵。本文的宗旨是：从考察宋代话本体传奇的世俗化追求入手，以揭示二者在精神气质、艺术表达方面的差异。
市民文艺在宋代崛起的标志是说话艺术的兴盛。世俗化追求是促使它蓬勃发展的核心因素。宋元说话，不仅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市民，其艺人也大都来自于市民。宋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诸色伎艺人》所罗列的民间艺术家，擅长“讲史”的有乔万卷、许贡士、张解元、武书生、刘进士等，并非真有功名，只是说明他们虽置身下层，却也博览群书；擅长“小说”的有粥张三、酒李郎、故衣毛三、枣儿徐荣、爊肝朱、掇绦张茂等，则显而易见来自都市社会的下层。这样一群说话人，其说书的目的，如凌濛初《二拍》卷十二所坦率承认的：“从来说的书，不过谈些风月，述些异闻，图个好听。最有益的，论些世情，说些因果，等听了的触着心里，把平日邪路念头化将转来，这个就是说书的一片道学心肠。”[1](p245)道德与娱乐杂糅，而道德归根结底还是从属于娱乐。所以，说话人不奢望与正宗的雅文学并肩，他们所仰仗的是《太平广记》、《夷坚志》、《琇莹集》、《绿窗新话》等在雅文学格局中只能归于末流的作品。南宋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这样介绍说话人的学识：
夫小说者，虽为末学，尤务多闻。非庸常浅识之流，有博览该通之理。幼习《太平广记》，长攻历代书史。烟粉奇传，素蕴胸次之间；风月须知，只在唇吻之上。《夷坚志》无有不览，《琇莹集》所载皆通。动哨中哨，莫非《东山笑林》，引倬底倬，须还《绿窗新话》。论才词有欧、苏、黄、陈佳句；说古诗是李、杜、韩、柳篇章[2](p3)。
虽然也提到“历代书史”及欧、苏、黄、陈、李、杜、韩、柳，但不过从中寻找素材而已。一句话，说话人没有诗文作家那种兼济天下的抱负，甚至也没有唐代传奇作家与宋代轶事小说作家那种表达士大夫浪漫情趣或人生智慧的追求。他们心甘情愿地将其艺术的基本品格划归于“俗”，即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所说：“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3](p1)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传奇作家扮演了为说话人编写蓝本的角色。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和皇都风月主人的《绿窗新话》大量摘录古代的传奇故事，无疑是说话人的蓝本书；就连北宋刘斧所编撰的《青琐高议》，也可能是说话人的蓝本书。理由是：（1）有证据表明，其中有些故事确实被宋代说话人讲述过，如《青琐高议》别集卷四《张浩》，
《醉翁谈录》题名《张浩私通李莺莺》，《宝文堂书目》著录有宋元话本《宿香亭记》，《警世通言》有《宿香亭张浩遇莺莺》；（2）每篇的题目之下，附有七字的副标题，如前集卷五《流红记》下附“红叶题诗娶韩氏”，卷十《王幼玉记》下附“幼玉思柳富而死”，别集卷二《谭意歌》下附“记英奴才华秀色”，《张浩》下附“花下与李氏结婚”，大约是备说话人写广告之用①；（3）文字俚俗，并用了不少口语词汇。
部分传奇作家为说话人编写蓝本的事实提示我们，在宋代，一部分传奇已与俗文学合流。这种类型的传奇，乃话本与传奇的结合体，可名之为话本体传奇。
与唐人传奇相比，话本体传奇呈现出四个引人注目的特点：
其一，为取悦于市民而创造了大量放诞不检的青年女性。
宋元说话的宗旨是娱乐，为休闲的市民提供娱乐，因而需要热闹有趣的故事。表现在题材选择上，宋元说话涉及最多的是“公案”和“风情”，尤其热衷于将“公案”与“风情”编织在一起；表现在人物塑造上，宋元说话常赋予青年女性放诞不检的性格，以满足听众的秽亵心理。其放诞不检与唐人传奇中的浪漫迥然不同。她们的无拘无束与放肆带有浓郁的市井气息。比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的周胜仙。她是贩海商人周大郎的女儿。一天上茶坊去玩耍，在那里看到了范二郎，心里喜欢他，却苦于找不到机会交谈。于是她借口卖糖水的要暗算她，故意大叫，向范二郎传递信息：“好好，你却来暗算我!你道我是兀谁?”“我是曹门里周大郎的女儿，我的小名叫作胜仙小娘子，年一十八岁，不曾吃人暗算。你今却来暗算我!我是不曾嫁的女孩儿。”唐人传奇中有这样无拘无束的放肆女性吗?
宋人传奇却推出了一群这样的女子。《青琐高议》别集卷四《张浩》，可视为元稹《莺莺传》的翻案之作。男主角叫张浩，女主角姓李，李莺莺的性格是针对崔莺莺而塑造的。她到张浩的园子里赏牡丹，与张浩相遇。看似偶然，实则有意。她不加掩饰地对张浩说：“某之此来，诚欲见君。”希望他赠她“一物为信”，以此确定二人的婚姻关系，“亦用以取信于父母”。李氏的父母不同意这门婚事，她派人转告张浩，叫他别担心，又约他私下相见，“解衣就枕”。后来索性以自杀要挟父母帮她成其好事。径情直遂，泼辣明快，如此坦然地表达情欲，在唐人传奇之外，另是一种面目。
在唐人传奇中，杨贵妃的形象以风韵和深情为核心，是浪漫世界的爱情主角；宋人传奇却刻意凸显三角关系，把她画成了市井荡妇模样。《青琐高议》前集卷六《骊山记》叙贵妃日与安禄山嬉游：一日，醉戏无礼尤甚，引手抓妃乳间；又一日，妃出浴，对镜匀面，裙腰上微露一乳。玄宗扪弄曰：“软温新剥鸡头肉。”禄山对曰：“润滑初来塞上酥。”贵妃大笑道：“信是胡奴只识酥。”禄山出守渔阳，临行还“抱妃泣，久不止”。后举兵反叛，亦意在与贵妃“同欢”。杨玉环快要成为《金瓶梅》世界中的人物了。
李氏、杨玉环等形象的出现，改变了传奇在唐代形成的基本品格；世俗化倾向已成为一部分宋人传奇的特征之一。
其二，天真稚拙的想像取代了唐人传奇的书卷气。
宋元话本的想像是稚拙的，具有浓郁的民间趣味：活泼与浅陋并存。唐人传奇的想像则是超拔的，空灵蕴藉，未染上日常生活的凡近之气；尽管也不免奇特，却以前人的文化积累作为生发的基础，洋溢出浓郁的书卷气。唐人传奇之“奇”与宋元话本之“奇”实在是大不相同的。
宋人话本体传奇的想像与宋元话本属于同一类型：天真活泼而不免稚拙。比如男女恋爱主角，在唐人传奇中，无论她的社会身份如何，总要保持几分尊贵和韵致，感情生活的推进也大体遵循与其尊贵和韵致相协调的节奏。然而宋人传奇却热衷于直奔“苟合”的目标，推动情节进展的方式也表现出地道的民间趣味。比如北宋无名氏所作的《鸳鸯灯传》。原文未见传本，仅《蕙亩拾英集》存有梗概。南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二《约宠姬》引《蕙亩拾英集》云：
近世有《鸳鸯灯传》，事意可取，第缀缉繁冗，出于闾阎，读之使人绝倒。今一切略去，掇其大概而载之云。
天圣二年元夕，有贵家出游，停车慈孝寺侧。顷而有一美妇人，降车登殿。抽怀袖间，取红绡帕裹一香囊，持于香上，默祝久之。出门登车，掷之于地。时有张生者，美丈夫贵公子也，因游偶得之，持归玩。见红帕上有细字，书三章。其一曰：“囊香著郎衣，轻绡著郎手。此意不及绡，共郎永长久。”其二曰：“囊里真香谁见窃，丝纹滴血染成红。殷勤遗下轻绡意，好付才郎怀袖中。”其三曰：“金珠富贵吾家事，常渴佳期乃寂寥。偶用至诚求雅合，良媒未必胜红绡。”又章后细书云：“有情者得此物，如不相忘，愿与妾面，请来年上元夜于相蓝后门相待，车前有鸳鸯灯者是也。”生咏叹久之，作诗继之。其一曰：“香来著吾怀，先想纤纤手。果遇赠香人，经年何恨久。”其二曰：“浓麝应同谅体腻，轻绡料比杏腮红。虽然未近来春约，也胜襄王魂梦中。”其三曰：“自得佳人遗赠物，书窗终日独无寥。未能得会真仙面，时赏囊香与绛绡。”翌年元宵，生如所约，认鸳鸯灯，果得之。因获遇乾明寺。妇人乃贵人李公偏室，故皆不详载其名也。
《蕙亩拾英集》说《鸳鸯灯传》“出于闾阎，读之令人绝倒”，的确如此。一个侯门侍妾，因“常渴佳期”而与人预定来年的艳遇，已属荒唐；而她采用的求偶方式则是掷香囊于地，无论谁拾得都将是她的情人。这种匪夷所思的想像，只能用民间趣味来解释。罗烨《醉翁谈录》壬集卷一“负心类”载有《红绡密约张生负李氏娘》，还写到李氏与梁越英争风吃醋以及包公断案的情节；如果《醉翁谈录》所载与《蕙亩拾英集》所载均出于《鸳鸯灯传》原文，那就更能见出其想像之天真稚拙了。
其三，人物对话杂用口语。
宋元说话首先是诉诸人们听觉的艺术，它在语言方面必须通俗化、生活化。当宋代的传奇作者将说话人口述的故事用文言加以转叙时，通常都尽量抹去口语的痕迹，但仍然留下了驳杂不纯的斑点。如王明清《摭青杂说·盐商义嫁》（《说郛》卷三七）：“女常呼项为阿爹，因谓项曰：‘儿受阿爹厚恩，死无以报，阿爹许嫁我以好人，人不知来历，亦不肯娶我。今此官人，亦是一个周旋底人，又是尉职，或能获贼，便可报仇，兼差遣在澧州，亦可以到彼知得家人存亡。’项曰：‘汝自意如此，吾岂可固执，但去后或有不是处，不干我事。’女曰：‘此事儿甘心情愿也。’遂许之。”杂用口语，与语言具有生活气息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在文言中杂用口语词汇，后者是指虽用文言描叙事物，仍不失生活的清新和真实感。话本体传奇属于前一种情形。
其四，直接描写人物心理。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正宗叙事体裁——史传，一向排斥直接心理描写。其理由是，人物的内心活动，他自己没有泄漏，作者从何知之?既然如此，要取信于读者，就只能描写人物外在的言行。唐人传奇也谨守这一规范。但说话人却无视这一禁忌，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无所不知的惯例：说话人不仅知道故事中人物的外在言行，连他们的思虑也一清二楚。说话人开拓出一片新的叙事空间。尝鼎一脔，不妨看看宋元话本《错斩崔宁》。刘贵醉酒归来，敲门时，其妾陈二姐正打盹，开门晚了些，于是刘贵编了个玩笑话吓唬她，说是用十五贯的价钱把她卖了：
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日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狐疑不绝……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
“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
陈二姐的心理活动被直接描写出来，这是值得小说史家关注的一个现象。
宋代的话本体传奇也采用了这种新的叙事惯例，人物内心世界不再成为描写的禁区。如李献民《云斋广录》卷五《西蜀异遇》：“生复避于亭上，沉思久之：以为娼家也，则标韵潇洒，态有余妍，固非风尘之列；以为良家也，则行无侍姬，入无来径，亦何由而至此?”无名氏《苏小卿》：“渐独坐自念曰：‘我当日共伊花间叙别，指山为誓，永不别嫁，今已为娼。’”将人物“沉思”和“自念”的内容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对话本叙事方式的移植，在正史和唐人传奇中是没有先例的。
宋代话本体传奇的上述四个特点，使它的品格更近于话本而与唐人传奇风度大别。就这一点而言，说辞章化传奇“到唐亡时就绝了”，有一定的合理性。历史的事实是：宋代的辞章化传奇不足以与唐代的辞章化传奇相提并论，而宋代话本体传奇又与辞章化传奇路数迥异。话本体传奇延续的不是唐人传奇的血脉。
参考文献：
[1] 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 罗烨.醉翁谈录[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3]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注释：
① 参见（清）俞樾撰：《九九消夏录(卷十二)·平话》：“宋刘斧所著《青琐高议》，每条各有七字标目。如：‘张乖崖明断分财’、‘回处士磨镜题诗’之类，颇与平话体例相近。”见《九九消夏录》，中华书局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