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钱谦益  杜诗三笺  诗史观
　　论文摘要：明末清初，钱谦益三笺杜诗：《读杜小笺》以史证诗，《读杜二笺》以诗正史，《钱注杜诗》以诗补史。三次笺注贯穿的诗史互证精神，对其晚年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钱谦益，明清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学者，其诗文创作与文学主张对明朱清初的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先后三次笺注杜诗，时间跨度近30年。从三笺杜诗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可以考察出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过程。
　　 
　　一、《读杜小笺》：以史证诗
　　 
　　崇祯六年(1633年)，钱谦益在《读杜小笺》中提出“诗史”观。他在《郑典设自施州归》笺注中说：“施州，裴冕也。冕性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哨声于名者。二诗记汧公、施州事，皆诗史也。”“二诗”是指此诗及《赠李十五丈别》，钱谦益认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裴冕等人的事迹，故可称之为“诗史”。 
　　关于钱谦益的“诗史”观，我们还可在其序跋中找到有关论述。崇祯四年(1631年)，他在《跋汪水云诗》中说：“《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记国亡北徙之事，周详恻怆，可谓诗史。”他认为宋末汪元量诗写尽国破家亡之痛，堪称诗史。 
　　钱谦益认为杜诗有诗史意义，这确实把握了杜诗的真精神。杜甫“三吏”、“三别”、《北征》等诗为史诗中之名篇。五代以来，杜诗即诗史成为许多士人的共识。五代孟棨在《本事诗·高逸第三》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代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杜甫传》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白宋以来，杜诗即“诗史”之论为人们所理解，并促使了“诗即史”观念的产生。宋人严粲《诗缉》卷二十二“鼓钟刺幽王”条云：“然古事亦有不见于史，而因经以见者，《诗》即史也。”明人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首，明人朱朝瑛《读诗略记》卷四“鼓钟”条均引用严粲此句。宋代以来，严粲诸儒以《诗经》补史，体现了古老的诗、史合一的传统。元人刘养吾则明确提出“诗即史”，其《送钱方立游荆二首》(其一)诗云：“阿年耆旧谁家传，一代衣冠又古丘。乱后题诗诗即史，未应轻付水东流。” 
　　正是在诗史观已为人们所接受的背景下，钱谦益在《读杜小笺》中提出了他的诗史观，即以史汪诗，并在笺注中多次运用。如《投赠哥舒开府》诗注，引用天宝十一年哥舒翰与安禄山同到朝中事迹，笺释“受命边沙远，归来御席同”句；《上韦左相》诗注，引天宝十三年杨国忠精求端士事，笺释“霖雨思贤佐”句；《塞芦子》诗注，引安史之乱时，史思明兵进太原而致崤、丽空虚渚事。笺释“崤、函盖虚尔”句。这样的笺注，在《读杜小笺》中俯拾皆是，反映出钱谦益“诗可传史，史可证诗”的诗史观。 
　　 
　　二、《读杜二笺》：以诗正史 
　　 
　　崇祯七年(1634年)，钱谦益作《读杜二笺》。在《渎杜二笺》中，钱谦益在以史证诗的基础上，采用一种新的笺注方法，即以诗正史。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杜甫《洗兵马》主旨的阐释。 
　　在《读杜小笺·洗兵马》笺注中，钱谦益认为肃宗诚心思父，迎玄宗于巴、蜀，后因李辅国谗间，遂有移仗之事： 
　　郭湜《高力士传》云：辅国趋驰未品，小了纤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云霄之上，欲令猜阻，更树勋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与公诗意正相脗合。关中即留萧丞相，谓房琯也。瑁自蜀奉册，留相肃宗，故曰即留也。张子房谓张镐也。时镐方代琯为相，故曰复用。琯与镐皆玄宗旧臣，遣赴行在，肃宗用之而不终者也。钱谦益引用郭浞《高力士传》，把房琯罢相之因归咎于李辅国谗间，这用的是以史证诗的方法。后来钱谦益修改此论，在《读杜二笺·洗兵马》笺注中，撕开了肃宗温情的面纱，认为肃宗尽孝迎父为假，猜忌囚父是真，玄宗移仗之根本原因不在于李辅国谗问，而在于肃宗为了皇权而不尽孝道。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肃宗： 
　　呜呼!伤哉!公以上疏救房琯，自拾遗移官，流落剑外，终身不振。此其一生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而后世罕有知之者。则以房琯之生平为唐史抹杀，而肃宗之逆状，隐而未暴故也。……唐史有隐于肃宗，归其狱于辅国。而后世读史者无异辞。司马公《通鉴》乃特书曰：令万安、成宜二公主视服膳，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呜呼!斯岂李辅国所谓匹夫之孝乎?何儒者之易愚也?余读杜诗，感鸡鸣问寝之语，考信唐史房琯被谮之故，故牵连书之如此。并探究出《洗兵马》之主旨： 
　　《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钱谦益此论可谓意味深长：第一，读诗首先要学会知人论世，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分析，挖掘人物的性格与内心，才能得出正确的主旨。杜甫因上疏救房瑁导致四处飘零、终身不振。当朝廷清洗旧臣之际，杜甫上疏论救，非不察也；言微人轻，卷入党争，非不智也，是儒家“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的信念支撑着杜甫，而上疏之举成为杜甫日后命运多舛的一个转折点。第二。读史而不能尽信史，房瑁并非浮薄之臣，肃宗并非孝顺之君，《通鉴》并非完全真实，以史证诗可能误解诗人的心曲。 
　　钱谦益两次笺注，使《洗兵马》诗旨发生巨大变化。《读杜小笺》把房琯被贬归咎于佞臣谗间，语气委婉，对肃宗有所回护；《读杜二笺》则直接刺君，显露肃宗之逆状，语气峭刻。在这种诗旨变动中，钱谦益赋予了诗史观更加丰富的内涵。那就是史可证诗之旨，诗也可正史之误。 
　　 
　　三、《钱注杜诗》：以诗补史 
　　 
　　《钱注杜诗》是钱谦益晚年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其《读杜小笺》和《读杜二笺》学术思想的延伸和发展。与前两次笺杜不同的是，钱谦益晚年注杜时，已经做了清朝的子民。山河易代之悲，黍离麦秀之感，沉潜于胸，形诸于笔，使《钱注杜诗》出现了、充满了浓重的家国之思，具体表现为以诗补史观念的深化。
　　钱谦益在崇祯年间笺注杜诗，已经注意到诗歌记载的事情有时会遗落在史家的视野之外，即诗能正史。那么，他晚年的注杜则明确体现了诗能补史、正史的功用。如对《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的笺注，《读杜二笺》云：“严武之贬，已见于贬房琯之制，而贾至以中书舍人出守汝州，《旧书》不载，他皆无可考。”《钱注杜诗》云：“至出守汝州，在乾元元年。《旧书》不载，皆无可考。……当据此诗，以补唐史之阙。”二笺相较，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明确提出杜诗可补唐史之阙，其以诗补史的意识更加强烈。 
　　在《钱注杜诗》中，这样的以诗补史的事例不少，如《览柏中允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笺注：“此诗云：‘方当节钺用。’必茂琳，非贞节也，史既不详，而《通鉴》尤为阙误，故详辨之于此。”又如《九日奉寄严大夫》笺注：“宝应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鉴》载六月以武为四川节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进，误也，当以此诗正之。”钱谦益以此两首诗补《通鉴》之阙，又正《通鉴》之误。可以说，钱谦益《钱注杜诗》中的以诗补史的诗史观，是其《读杜二笺》以诗正史的诗学观的发展和深化。 
　　我们还注意到，相较于《读杜小笺》，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有意识地将诗史观与杜诗写作技巧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钱注杜诗·秋兴八首》笺注中，钱谦益加强了对杜诗组诗篇章结构的分析，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充分表现了杜甫的写作技巧：第一，错综互举，重重钩摄。题下笺日：“此诗一事叠为八章，章虽有八，重重钩摄，有无量楼阁门在。今人都理会不到，但少分理会，便恐随逐穿穴。如鼷鼠人牛角中耳。余义则更于分章下详之。”其八笺曰：“公诗如骇鸡之犀，四面皆见，故错综互举，以告知者。”钱谦益有些自诩，认为自己独得杜甫的作诗之秘，在钱谦益看来，《秋兴八首》中每首诗既可独立成篇，又章章蝉联；既章章蝉联，又遥相呼应。每首诗都指向一个主题：“每依南斗望京华”，八首诗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第二，事讫重申，章重事别。后四首体现了叠章的写法：都是写长安，但角度不同：虽然角度不同，但都结穴于“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这个主题，而这个主题又服务于“每依南斗望京华”这个总主题。后四首既是八首之结尾，又是一个有机的、独立的小单元。第三，工于起兴，善于承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是第一首诗之起兴，第一首诗又是《秋兴》全篇之起兴。“末二句，结上生下，故即以‘夔府孤城’次之”，“今谓‘昆明’一章，紧承上章‘秦中自古帝王州’一句而申言之。……于上章末句，克指其来脉，则此中叙致，褶叠环琐，了然分明”。钱谦益非常注重诗与诗之间的过渡衔接。 

　　钱谦益对杜诗写作技巧的分析，实际上是与其诗史观紧密相联的，即诗人要担当起“诗史”的称号，必须具备极强的叙事能力。在动荡的年代里，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让诗歌承载起以诗叙史的任务，而在一个诗缘情的国度里，诗歌的叙事功能并不发达，诗人们对叙事技巧并不讲究，如何让诗歌更好地发挥叙事功能，成为摆在诗人面前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就能理解钱谦益为何以“铺叙排比”为杜诗的一个鲜明特点，为何对杜诗写作技巧极其重视。他对《秋兴八首》篇章结构的独特分析，实际上也回答了明人胡应麟提出的一个问题，胡氏说： 
　　四言之赡，极于韦盂。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杂言之赡，极于《木兰》c歌行之赡，极于《畴昔》、《帝京》。排律之赡，极于《岳州》、《夔府》诸篇。虽境有神妙，体有古今，然皆叙事工绝。诗中之史，后人但知老杜，何哉?胡氏也是从叙事技巧而论，他提出一个疑问，千载而下，叙事绝妙者不乏其人，为什么只有杜甫能担当起“诗中之史”的称号呢?而牧斋对《秋兴八首》写作技巧的分析，实际上回答了胡氏提出的这个问题，那就是《岳州》、《夔府》等排律表现了杜甫卓绝的叙事能力，《秋兴八首》等抒情性质的七律也表现出杜甫谋篇布局的高超才能；杜诗之难，不仅难在排律上，还难在七律上；七律之难，不仅难在声凋字句，还难在能够涵括巨大的历史内容。杜甫正是以七律诗，完美表现了诗歌叙史和诗歌补史的艺术功能。 
　　四、诗史情结与诗歌创作 
　　 
　　从《读杜小笺》到《钱注杜诗》，钱谦益诗史互证的精神一直贯穿于其中。这种精神来源于“诗可以观”传统的儒家诗教。 《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同观周乐的事迹，季札从反映政治盛衰的角度来批评《诗经》诸作，这种批评方法开启了后世以“诗史”论杜甫的法门。钱谦益也是从“诗可以观”的视角来论杜诗，他在《学古堂诗序》中说：“余往与泾华数子言诗，以为自汉以来，善言秦风，莫如班孟坚，而善为秦声者，莫如杜子美。”从杜诗中可以观出秦声、秦风，他在《王元昌北游诗序》中对杜诗中的秦声作了解释：“秦之诗，莫先于《秦风》，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谓秦声也。自班孟坚叙秦诗，取‘王于兴师’及《车辚》、《驷铁》、《小戎》之篇，世遂以上气力，习战斗，激昂噍杀者为秦声。至于近代之学杜者，以其杜诗为杜诗，因以其杜诗为秦声，而秦声遂为天下诟病。甚矣世之不知秦声也!”他认为杜诗中的秦声并不是那种充满兵象之音的秦声，而类似于《诗经·秦风》中的篇什。杜诗温柔敦厚，婉而多风。杜诗多风，从杜诗可看出开元、天宝至大历年间的政治之兴衰，唐帝国如何从盛世一步步走向衰微。而当钱谦益也不由自主地卷入历史的漩涡中，身经天翻地覆的朝代更迭，激烈动荡的社会动乱时，他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诗歌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而正是这种感受，极大激发了钱谦益以诗观风、以诗存史的诗学思想。 
　　钱谦益晚年在《有学集》中，也多次流露出他的诗史情结。顺治八年，他在《浩气吟序》中说：“鼎钟铭勒，岂徒托诸诗史，终有考于斯文。”钱谦益作此序文以悼念他的门徒瞿式耜；作于顺治十三年的《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春留题之作》(其十四)诗，云“闽山桂海饱炎霜，诗史酸辛钱幼光。束笋一编光怪甚，夜来山鬼守奚囊。”钱谦益此诗写给抗清义士钱秉镫；作于顺治十八年的《王奉常烟客七十寿序》云：“余定陵老史官也，佩文肃琬琰之遗训，故记斯宴也，亦用史法从事。诸子有志于古学者也，作为歌诗以祝寿，岂亦将取征诗史，耻为巫祝之词，则余之志其不孤也矣!”钱谦益作此序以纪念他的老师王图，钱谦益晚年还念念不忘自己老史官的身份。我们注意到，这种诗史情结与崇祯朝时的诗史意识有一脉相通的地方，即都是遗民心态的折射。《有学集·跋汪水云诗》称宋末汪元量诗写尽国破家亡之痛，“可谓诗史”。而当钱谦益也像汪氏一样身处朝代变革时，他过去的涛史意识就会转化为浓厚的诗史情结，这种浓厚的诗史情结也影响着钱谦益的诗歌创作。钱谦益晚年的《投笔集》，不仅体现了《钱注杜诗·秋兴八酋‘》中的创作技巧，更体现了其强烈的诗史观念。这里，我们以《投笔集·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为例，来观照杜诗三笺中的诗史观对其创作的影响。
　　《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写于顺治十六年，是时郑成功率主力北上，破瓜州，降镇江，前锋部队已抵达南京城下，复明运动出现转机。在这种形势下，钱谦益心情兴奋，写下这八首组诗。第一首，钱谦益以起兴开端，“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为此诗之起兴，此诗点明当时的抗清形势：郑成功水师势如破竹，直抵金陵。“长干如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两句，喑指战争平息。钱谦益希望复明运动能取得最后胜利，万户不再有离愁。此诗为全篇之起兴，奠定了全篇的基调。第二首，“十年老眼重磨洗”写出钱谦益十年的艰辛等待，钱谦益自顺治六年就开始受永历朝之命联络东南，至此正好十年。第三首基调高昂，“大火西流汉再晖”，喻指明朝宗室再兴。第四首，诗人从想象回到现实，情绪也转入低沉，开始描写内心之悲痛：“九州一失算残棋，幅裂区分信可悲”，山河沦陷，国家分裂。“局内正当侵劫后，人间都道烂柯时”，局势如棋局争劫，仍然难以预料，而人们的等待已经太久。“推枰何用更寻思”，战争还在继续，而复明之心义无返顾。后面四首诗的前六句都写抗清斗争，后两旬诗意都是诗人对自己的描述。其五写抗清将来之前景。其六写抗清目前之局势，其七写抗清战争之场景。其八写抗清意志之坚定，都是写抗清，但角度不同；虽然角度不同，但都结穴于“依然南斗是中华”这个主题。这种写法既体现了钱谦益笺注《秋兴》时所总结的“事讫而重申，章重而事别”即叠章的特点。又描写了当时真实的抗清时局。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复明运动》中指出：“《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绝大著作也。”也道出《投笔集》诸诗在思想内容、篇章结构及以诗叙史等各方面都深得杜诗之精神。从顺治r六年到康熙二年，钱谦益在五年内创作出十三叠《秋兴》组诗，既充分表现了谋篇布局、铺张排比的高超才能，又传达出抗清的复杂局势及其内心深处的渴望和悲哀，实为明清之诗史。 
　　钱谦益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弘扬了他在杜诗笺注中阐释的诗史观，他的注杜与学杜互为映证，紧密结合。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身后并不寂寞，八百多年后。钱谦益可谓少陵的真正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