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宋时期论说文的文学性

　　一
　　 要探讨古代论说文的文学性，先要正视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差异性。
　　 中国与西方的文学观念有很大的差异。同时，中国古代对文学审美属性的认识与现代不太一致，比如南北朝时期的文笔之辨，把有韵的称之为文，无韵的称之为笔，虽然意在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特征，但其着眼处还在于文学的外部特征，在文体上更偏重于诗与骈体文。但是也有对所有文体进行更本质概括的理论，比如萧统在《文选》自序中就称其选文原则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在此萧统所说的对象已不再限于审美特征较为明显的诗赋，而是包括了许多散文文体，也不再停留于有韵与无韵的形式特征，而是抓住作者是否精心构思结撰与是否有漂亮的文采作为根本的标准。而刘勰的《文心雕龙》一面认为所有的文章都是源自于六经，一面又认为所有的文章都应该写得漂亮，他在《原道》篇中表述了自己对“文”的看法：“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①刘勰认为天文、地文与人文是相统一的，其共同特征都是漂亮华美，所以才会说：“龙风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恣；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大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惶。故言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夫以无识之物，郁然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有彩，有心之器，其无文欤？刘勰将“彩”与“文”互文，显然正是强调其华美的特性。由此出发，刘勰在《征圣》篇里将其为文的总原则概括为“圣文之雅丽，街华而佩实”。刘勰的看法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中国古人无论写什么文体，除了讲究其独有的类特征外，都会努力写得文笔讲究，节奏优美。因此，在中国古代的各类文体中，不论是审美色彩浓厚的诗赋词曲还是实用功能极强的章表策论，都能选出脍炙人口的美文。事实上，中国古代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杂文学观念是具有合理性的。
　　 古代社会首先出现记事散文，随着社会事物继续发展，才又有论说散文的出现。论说文是一种以议论和说明为表达方式的文体。它通过概念、判断、推理等方法的运用，论证道理，得出结论，告诉读者。亦即刘勰所说:“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精研一理者也。”③于论说的内容、功用、方法各有不同, 古人就将“论”作为论说文的总称，从中再分细目。刘勰的《文心雕龙》将“论”列为陈政、释经、辨史、诠文等“四品”以及议、说、传、注、赞、评、叙、引等“八名”。从具有文学表现的手法来考察， 有的论说文又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阅读和欣赏。
　　 古代论说文来源于先秦诸子。《论语》虽属片断语录，但已孕育论说成分。现存最早的单篇论文是西汉贾谊的《过秦论》。东汉以后，论说文风格有所变化，如王充的《论衡》，体现了精微朗畅的特征。魏晋南北朝之际，论说文则更趋于自然形成，且颇多气势。如曹丕的《论周成汉昭》、曹植的《成王汉昭论》、西晋陆机的《辨亡论》，文学气息颇浓。迨至六朝，梁刘峻的《广绝交论》问世，此文系针对世态炎凉而发，有感情，有理论，有文辞，可算是文情并茂的骈体论文。到了唐宋时期以，随着两次古文运动的进行，论说文又出现了新的特点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下面以《爱莲说》和《六国论》为例来分析唐宋时期论说文的文学性。
　　 二
　　 《爱莲说》和《六国论》是唐宋时期的作品。在这个时候，像唐宋八大家的韩愈、欧阳修、苏轼等人也的确创作出了不少审美品位很高的散文作品；但另一方面，古文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复兴古道，所以更强调政论与说教的载道功能，对文学特征有所忽视，从而减弱了文章的审美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六朝文学观的退化，但也有一些文学色彩较浓的的作品，如周敦颐《爱莲说》和苏询《六国论》。
　　 《爱莲说》是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创作的借物咏志的名篇，它在结构上匠心独运，做到言简而多姿，文短而曲折。明代画家董其昌在《画旨》里说：远山一起一伏则有势，疏林或高或下则有情。此画诀也。”绘画不喜平，为文何尝不如此，周敦颐深明此旨，他的《爱莲说》主要具有以下文学特色。
　　 全文首先塑造了了莲花高洁的文学形象，这是《爱莲说》文学性最明显的体现。莲花，曾是古往今来文人笔下高歌咏叹的对象，但大多数文人都是惊叹于它的清姿素容，并将其形诸笔端；而这作者却独辟蹊径，通过对莲的形象和品质的描写，歌颂了莲花坚贞的品格，从而也表现了作者洁身自爱的高洁人格和洒落的胸襟。全文.以“爱”衔接，言近旨远。一个“爱”紧扣题目，把自然界花与人的感情结合起来，引出“陶渊明爱菊”、“世人甚爱牡丹”。然后，作者以“爱”作谓语，连用七个分句作宾语，以如泼之墨着力铺陈莲的高贵品质，既突出了莲的可爱，又初步解释了自“独爱莲”的原因。其次，巧用修辞，借题发挥在写莲的高贵品质部分，作者用了对偶、比喻、幕状等修辞方法，写莲又非单纯写莲，将莲的品性与人的品性进行了不动声色的融会贯通。“出淤泥而不染，粗清涟而不妖”以工整的对偶写出了莲不受生活环境左右的高洁气质，“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直”，以莲的茎杆长势，香气特征比喻胸境通达，性格正直，美德远播。叠词“事享”，幕拟莲高直耸立的美丽外形，比喻人的品格孤峻高洁。“可远观而不可褒玩焉”一句以“远观”和“褒玩”相对照，作了概括性的评论，喻人之可以肃然起敬而不可妄自亲昵。“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排比句式，通过比拟将花的品质明朗化，以菊比喻隐士，用牡丹比喻富豪，用莲比喻君子，从而勾勒出三种优劣不同，高下有别的形象，为下文在概叹中揭示主题，铺好了感情的桥梁。通观全文，托物言志，表达了作者不慕名利，洁身自好的生活态度，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追名逐利，趋炎附势的鄙弃。并且此文高风亮节，清雅脱俗，精短，琅琅上口，实为古文中难得的精品短篇，很有文学审美意义。
　　 苏询的《六国论》老辣犀利，博辩宏伟，严谨填密，文采斐然，很有战国纵横家的风格。它以一锤定音之势，揭示文章的主旨；以分陈得失之差，震惊认识上的糊涂；以先辈创业之难，激发悔恨之情;以不得安寝之危，警觉颧预之心；以暴秦无厌之欲，告诫赂秦之人；以古语今事之理，晓谕妥协的人们；以史实的诉说，龟鉴当朝的政治；以大小上下之别，提请局的定夺……娓娓道来，而又振聋发馈，句句在理，而又苦口婆心。所以，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苏明允哀词》中极力称扬苏询之为文，“烦能不乱，肆能不流。其雄壮俊伟，若决江河而下也;其辉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④以为这些言词并没有多少虚妄的成分。
　　 其次《六国论》又很强烈的抒情色彩。第一表现了对赂秦者的悲悯与愤恨之情。作者对赂秦的国家如韩、魏、楚三国，先从理论上进行对比，说明赂秦之损失大于战败之损失，进而动之以情，展开了深情的叙述和描写。全文在一系列的对比中，作者饱含着强烈的感情，对这些六国之君的后继者，作者真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深深的悲悯与强烈愤恨交织在一起，而引用古人“以地事秦，犹抱薪救火，薪不尽，火不灭”的警语，既是告诫，又流露出作者失望乃至绝望之情。联系作者当时所处的现实，他对投降派的憎恶之情溢于言表。第二、对不赂秦者的叹惋和痛惜之情。最后以“呜呼”、“悲夫”这样的感叹在一段文字中重复出现，可谓是一叹三嗟，悲音不绝，让人感受到他发自肺腑的悲哀与沉痛。第三、对当世统治者的殷殷的劝诫之情。作为史论文，作者写作的用意显然不是单纯为了论史，而是要借古讽今，警告当时的北宋统治者不要采取妥协苟安的外交政策。可谓用心良苦，真情感人。

　　 《六国论》在语言方面，除了具有一般论说文用词准确、言简意赅的特点之外，还有语言生动形象的特点。在论证中穿插“思厥先祖父……而秦兵又至矣”的描述，引古人之言来形象地说明道理，用“食之不得下咽”形容“秦人”的惶恐不安，大大增强了文章的表达效果。文章的字里行间饱含着作者的感情。在夹叙夹议的文字中，流溢着作者的情感，如对以地事秦的憎恶，对“义不赂秦”的赞赏，对“用武而不终”的惋惜，对为国者“为积威之所劫”痛惜、激愤，都溢于言表，有着强烈的感染力，使文章不仅以理服人，而且以情感人。再加上对偶、对比、比喻、引用、设问等修辞方式的运用，使文章“博辨以昭”(欧阳修语)，不仅章法严谨，而且富于变化，承转灵活，纵横恣肆，起伏跌宕，雄奇遒劲，具有雄辩的力量和充沛的气势。
　　三
　　 总之，唐宋时期,，经过两次古文运动的洗礼，论说散文既有治世移俗的思想内容，又有文从字顺的艺术形式，创建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一、政论，洋洋洒洒，多安邦定国之策。如柳宗元的《封建论》。其本旨为“封建非圣人意也”。但秦废封建，亦引起非议。作者的个人论断是：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 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文中着重指出，封建者在于继世而理，继世而理未必皆贤， 乱端则由此始，一针见血，说破封建世袭制的病根，实为一种创见。又如欧阳修的《朋党论》， 作者倡言“朋党之说，自古有之”，但在于“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这种针砭时弊、痛快淋漓的言论，表现了作者的政治胆略，而又含蓄自然，尤见艺术修养之深。二、史论， 恳恳切切，多惩前毖后之意。如苏洵的《六国论》，又如苏轼的《平王论》，以“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谬者也”一语，首尾呼应，中间用“迁”字一线贯穿， 举出大量史实，以证其“谬”，也是一篇论点鲜明的史论。当时北宋朝廷在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威胁下，曾有意将国都南迁，以避其锋。此文以古鉴今，是具有针对性的。三、事理论，条条缕缕，多劝善诲人之言。如韩愈的《诤臣论》，针对阳城身为谏官大夫， 而与二弟及客日夜痛饮，五年不谏， 故写文讽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 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 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层层激发，使阳城无以自容，终于幡然改悔，振作起来，收到了治病救人之效。这些论说文说理透辟、语言简练之外，还讲究气势充沛、情理兼备。有时并通过叙述和描写，多方面使用稽古、引经、比喻、夸张等文学手法，来达到论说的目的。在写作过程中，也不完全是四平八稳地按照提论点、摆论据、得结论的方式来进行，却往往是寓言杂陈，多方引申，意在言外，含义深远。这正是唐宋时期论说文的文学价值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