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部”源流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分类走向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在古代图书分类中数量最庞大的一类就是“集部”。与经、史、子三部典籍的数量自唐初基本稳定不同，随着古代社会的发展，“集部”典籍数量逐步增多，文体渐次丰富，这充分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繁荣。溯源“集部”，探讨“集部”所关涉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类走向，对了解中国古代图书分类思想有重要价值。
一、先秦两汉“文学”的发展与“诗赋略”的出现
先秦文史哲不分家，“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分与古代经典“六经”互相包容、渗透，还没有形成清晰的文体面貌。但在先秦的一些典籍中，也有文体的潜意识划分。《尚书》素朴地记录了言语、文诰，形成了散文的雏形，在名称上已经有典、谟、训、诰、誓、命等区别；《周礼·大祝》有辞、命、诰、会、祷、诔等“六辞”之说；《诗经》305篇在春秋中期结集时即已按风、雅、颂来分类，其划分依据，除了诗歌内容的不同，还有音乐上的差异，这充分说明《诗经》的编纂者在编选中，已经注意到了各类诗篇的在文体方面的差异。《诗经》十五《国风》的编辑结构，则像史书中的国别体，按地域划分，实际开创了后代按地域划分文化类型的先河。
西汉初年，社会经过长期战乱，经济衰弱，民生凋敝，朝廷推崇黄老之术，采取“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等恢复和发展经济的一系列政策措施。随着社会生产的逐渐恢复和发展，社会出现了多年未有的稳定富裕景象，文人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当时的社会实践中，讴歌身遇太平盛世的荣幸：“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则因恐“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汉书·司马迁传》），而发愤著成了千古名著《史记》。在文体流变史上，汉代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时代。汉代政治统一，朝章礼制完备，刺激了文章写作的繁荣，因而文体的分化也渐趋细密，产生了许多新文体。许多文体的格式、规范，都是在汉代确立下来的：乐府是西汉开始另立一名的，合乐的称为乐府，不合乐的即为诗；汉代五言诗产生并走向成熟，七言诗也开始萌芽；赋又是汉代的代表文学，产生了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一批名家；“史赞”创作大为繁荣，其特点为“颂体以论辞”（《文心雕龙·颂赞》），即褒贬人物要用颂的体制、论的言辞。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汉赋，更以丰辞缛藻、穷极声貌来大肆铺陈，为汉帝国的强大或统治者的文治武功高唱赞歌。而统治者对这一文学样式的喜爱和提倡，更使得文人士大夫争相以写赋为能事，如朱买臣、严助皆以善《楚辞》知名，淮南王刘安被召作《离骚》传，司马相如、枚乘等以赋见幸，于是汉赋遂成为汉代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这些均说明人们对狭义“文学”的欣赏，在这样的时代文化风气下，文学作品大量出现。
文化学术的繁荣，使得图书日益增多，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但“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组织、调集各方面学有专长的人才进行的全面、系统、大规模地整理古代典籍的工作，也是第一次对古代学术进行的全面而系统的批评和总结。《七略》现在虽然不存，但由于《汉书》中的《艺文志》据其改写而成，所以通过《汉书·艺文志》（以下简称“汉志”），我们仍能了解其大致面貌。《汉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志目录，将天下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类，其中文学方面的书籍单独立有“诗赋略”一类。“诗赋略”下又分为五种：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杂赋、歌诗，充分反映了当时文学发展的样貌。“诗赋略”中著录了屈原、荀子以来至西汉时期的诗歌辞赋作品共106家，1318篇，其中秦代只有“秦时杂赋九篇”，没有一篇诗歌，而1254篇诗赋都是西汉时期的作品，据此可知西汉文学勃兴的状况。《汉志》承袭《七略》，每一类书籍前撰写了类序，有大类（略）之序和小类之序，介绍某一部类图书的学术源流、特点、得失，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诗赋略”的序文，即以300字的篇幅，历叙赋的名义、春秋时赋诗言志的风尚、此后楚汉“贤人失志之赋”的兴起、汉赋的得失，以及汉武帝立乐府、采歌谣的史实，相当于一篇简约的赋发展史。《汉志》之后，类序之体便在目录学中延续下来。《汉志》共著录图书596家，13269篇，其中六艺略103家，3132篇；诸子略189家，4324篇；兵书略53家，790篇；数术略190家，2528篇；方技略36家，868篇。从数字上我们可以看出“诗赋”类的作品比“六艺”类、“诸子”类、“数术”类的书籍少，而只比“方技”类、“兵书”类的作品略多。从中可见，文学在汉代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并不是时代思想和文体的主流，先秦文、史、哲不分的观念依然影响很大，学问家们视一切礼乐制度、文化典籍为“文”，这在《淮南子》、《法言》、《论衡》等著作中都有明显的表露。
至东汉，社会上能文之士日多，文人作品日渐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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颂、赞、铭、箴、碑、诔、哀、吊、论、连珠、章、表、奏、记等新型文体大量涌现，再加上传统的诗、文、赋，诸种文体日渐齐备。东汉后期更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文章家，象范晔《后汉书·崔瑗传》说：“瑗高于文辞，尤善为书、记、箴、铭，所著赋、碑、铭、箴、颂、《七苏》、《南阳文学官志》、《叹辞》、《移社文》、《悔祈》、《草书势》、七言，凡五十七篇。”而大文豪蔡邕更是擅长写各种文体，《文心雕龙》论文体中的许多篇章都提及过他。当时还有一些专擅一种文体的作家，像《后汉书·胡广传》就说胡广章奏为“天下第一”，其他像应劭擅长驳议，崔实善写记，黄香长于笺，都说明东汉时期文学开始出现专门化的态势。由东汉开始出现的这股文学独立化的倾向，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演变为文学的自觉。 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繁荣与“集部”的确立
自《汉志》设立独立的“诗赋略”，并以屈原、宋玉、唐勒、枚乘、司马相如、扬雄、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相标榜之后，引领了当时及以后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繁荣兴旺，“其后……竞为侈丽闳衍之词……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汉书·艺文志》）再经三国魏曹氏父子的提倡、邺下文风的浸染，魏晋以后文学的独立进一步明朗，文学与作家个人联系更紧密，以文学为世所重者越来越多。文学家族大量出现，就是一个重要表征。例如：三曹（曹操及其子曹丕、曹植），二陆（陆机、陆云兄弟），两潘（潘岳及其从手潘尼），阮瑀及其子阮籍，嵇康及其子嵇绍、绍从子嵇含，三张（张载及其弟张协、张亢），谢安及其孙谢混、谢混及其族子谢灵运、谢瞻、谢晦、谢曜，谢灵运及其族弟谢惠连、其同族的谢胱，萧衍及其子萧纲、萧绎等。文学家风采的凸出，正是文学兴盛的体现。在此时期，诗、赋、散文等各类文体全面发展，于是在南北朝时期的梁代就出现了萧统编纂的《文选》和陈代徐陵编辑的《玉台新咏》等文学总集。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促进了以“推源溯流”为主旨的文学批评活动的空前发展，许多文学批评的概念、术语如“风骨”、“意象”等被频繁运用于评论文学人物和作品中，更出现了像刘勰、钟嵘等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文学创作活动进行回顾和总结，标志着这一时期学者对于文学内部规律探索的加强。反映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在南北朝时期的选官制度中，就出现了专门以文学特长选拔、任用官吏的制度，如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于学馆，文学独立于四学之中（见《宋书·雷次宗传》），作为培养、选拔、任用官吏的机构之一。四学并建的出现，标志着在学术分化大趋势下“文学”的最终明朗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的繁荣，促进了古籍目录中的“文学”类图书的相应变化。从东汉末到三国鼎立，割据政权各自为谋求统一、富强之道，无不注重修史，以总结历史上的治乱得失经验。“人们对史籍的浓厚兴趣，促进了史学的发展；史学的发展，最终又导致史部目录的形成”。《汉志》之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和梁阮孝绪的《七录》承袭“七略”的分类系统，仍是“六分法”，其中，《七志》有“文翰志”，《七录》有“文集录”，均属“文学”一类而加以增广。《七志》和《七录》虽然没有成为图书分类的主流，但其对文学典籍分类法的意义却是重大的，实际上，四部分类法中的“集部”之名，就是从《七录》的“文集录”之名演变而来。“文集录”的出现与文学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阮孝绪说：“顷世之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全梁文·七录序》）“文集录”下分楚辞、别集、总集、杂文四类，可见当时文学作品不但数量可观，而且种类齐全。三国魏秘书郎郑默，在当时国家藏书的基础上编成国家内部藏书目录《中经》一书，初现传统的四部分类方法。《中经》已佚，但西晋秘书监苟勖在《中经》的基础上，又另编《中经新簿》，将当时国家的藏书分为甲、乙、丙、丁四部，文学类的书籍列于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等（《隋书·经籍志》）。《中经新簿》的甲、乙、丙、丁四部，实际上就是后世所谓的经、史、子、集。值得注意的是，丁部的文学类书籍中，除了《七略》、《汉志》中所收的诗赋，还收入了图赞类书籍，以及汲冢中所出的大量先秦竹简书。汲冢书中不仅有《穆天子传》这类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经、史各类典籍，从性质上看，将其归入“文学”类显然有欠妥当，这使得“丁部”图书类的成分显得有些驳杂。但在当时对文学与非文学界线尚不十分明晰的时代条件下，目录学家给“文学”专门安排了一个大部类，这确实反映了当时文学发展的一般情况和文体日益丰富的客观实际。一直到东晋大著作郎李充编《晋元帝四部书目》，将四部名称具体化为：五经、史记、诸子、诗赋，才确立了四部分类的顺序。
三、“集部”所收文体的渐次丰富
唐朝初年，魏徵、长孙无忌等奉敕修撰《隋书》，作《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正式以经、史、子、集四部类目概括各部类书籍的性质、内容，把诗赋作品（含部分文论、诏令）单独归为一个大类。《隋志》在《七录》“文集录”的基础上，删去“杂文”，保留楚辞、别集、总集三类，最终确立“集部”之名，奠定了此后历代目录书“集部”的分类基础。
与第一部史志目录《汉志》相比，《隋志》对文学类作品在编撰体例上有很多明显的变化，比较突出的是文章计量单位“卷”的出现。《汉志·诗赋略》计算文章的单位是“篇”：如“屈原赋二十五篇”、“扬雄赋十二篇”等，在《隋志》编目则通称“卷”，如：“楚兰陵令《荀况集》一卷，残缺，梁二卷。”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是文献载体的变化。先秦两汉的著作，都是写在竹简上的，竹简的篇幅容量，决定了先秦两汉的文章多是以单篇的形式流传。今天存世的先秦典籍，除“五经”外，大都是在汉代编定的，其流传到今天的书名，是在文献整理过程中产生或确定的。两晋以来，竹简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纸张的普及、书写的方便促进了文章写作的繁荣。文章数量的膨胀，使得以“篇”为计量单位难以区分如此之多的文章，于是出现了一个更大的计量单位“卷”来囊括这许多文章。卷多了又该如何区分呢？《隋志》增加了一个新的编目概念“集”，这些作品已经由许多“篇”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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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一个“集”。在《隋志》中，这些文章不再以单篇的形式存在和传播，我们看到的是一系列作品的集成。《隋志》“集部”中的楚辞、别集二类，主要从《七略》、《汉志》中的“诗赋略”变革而来：
楚辞是一个地域、风格和体裁的综合概念，《汉志·诗赋略》即已收录“屈原之赋属”，《隋志》更明确为“楚辞”之名，除了屈原、宋玉的作品外，还收录了贾谊、东方朔、刘向、杨雄等人的楚辞体作品。
别集是以著录某位作者的部分或全部作品为原则的个人作品集。在“集部”文献中，别集数量巨大，约占四分之三左右。别集的设立，使得个人作品不再零散，《隋志》在书名前加注了作者的朝代、国别和官位，书后注明了卷数、近年作品的存佚状况等，别集的编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作家的地位。别集先于总集出现，正因为有了小集，才最终形成了大集。
总集是记录了多人作品的合集，它既可以包括断代和通代的作品，也可以包括一种体裁和多种体裁的作品，多为诗文的合集。文学总集的起源很早，一般上溯到晋人挚虞的《文章流别集》。《隋志》集部总集类著录“共有一百七部，二千二百一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这些文学总集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作品、交待亡佚情况，不仅使大量作家、作品得以保存，而且其排列本身又凸显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总集部帙浩繁，选编和分类标准的提出势在必然。萧统的《文选》就认为，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文选序》）标准的丽文，才能被选人《文选》。总集的编纂，使得“文学”的范畴更加明晰。总集的分类有这样几个原则：有的是一个时间阶段内所有作品的集合，如《文选》、《文苑》；有的是根据作者的类别特征来收录，如《妇人集钞》、《吴朝士文集》；有的以地域为收录依据，如《晋歌章》、《吴声歌辞曲》；更多的是根据文体类别来收录的，如《碑集》、《杂论》、《画赞》、《乐府》等。总集为人们了解通代或断代的文学现象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依据，尤其是早期的总集《文选》、《玉台新咏》等，被文献学家誉为总集中的“上乘”之作②。
《隋志》集部收录的文学文献十分详赡，计有《楚辞》以下至隋代各类文学文献554部、6622卷，通计亡书合1146部、13390卷，包括历代作者一千多人。这与《汉志·诗赋略》“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之数相比，超过十倍还多。《隋志》正式设立“集部”以后，后代官修、史志及私撰综合性图书目录多承其体例，设“集部”著录文学文献。《新唐书·艺文志》“集部”收856部11923卷，《宋史·艺文志》“集部”收2369部34965卷。明清是我国集部文献昌盛时期，《明史·艺文志》和《清史稿·艺文志》所著录的“集部”文献，都是本朝人士的著述，数字之可观，更可见当时文学的繁荣之况。《明史·艺文志》“集部”收1398部29966卷（或是1399部29976卷。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注释云：别集类应多一部十卷《谭纶奏议》），《清史稿·艺文志》收2634部38966卷。清代乾隆年间修成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更是著录集部文献达3275部53005卷。由统计数字可以看出，集部文献的发展，基本上是直线上升的，若与经、史、子部类相比，在数量上处于领先地位。
“集部”典籍不仅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数量最为客观，所收文体也渐次丰富。随着古典文学的发展，逐渐产生了对文学的批评，即诗文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诗文评起源颇早，但专门的文学批评，却是繁荣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并出现了像《文心雕龙》、《诗品》这样的巨著。最早著录文学批评的古籍目录是《隋志》。在《隋志》中，《文心雕龙》、《诗品》、《文章缘起》等诗文评著作皆归于“集部”中的“总集”类，并未另立小类。宋代更加注重文艺理论的反思，文论类的著作增多，所以别为一类，所以《宋史·艺文志》的“集部”就增设了“文史”类，专门著录文学批评类作品，其中包括诗文评和史评类著作。把文学批评著作从文学作品中分离出来，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我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独立性和自觉意识。清代官修国家图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是中国古籍目录编撰体例的集大成者，它将文学典籍归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五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集部”典籍分类的巨大贡献，是独立了“诗文评”类，并重视俗文学样式的收录：“诗文评”的独立，昭示着传统意义上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完备；新增“词曲”类，是尊重词、曲等俗文学发展壮大的事实，把词曲别为一类。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分类的系统、完备和各大、小部类序文的简约深警来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就是一部中国文学史。
四、集部之外的“文学”文体
“集部”典籍数量的增多，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的兴盛。然而，“集部”虽然是“文学”的渊薮，但“集部”著录的文献并非全部属于今天所谓的“文学”。
我国古代“文学”观念模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对象，始终是杂文学（或日大文学）与纯文学相互参合的”。“文学”一词出现很早，孔子教育弟子，就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论语·先进》中说：“文学：子游、子夏。”这里所说的“文学”，是指一切文献典籍之学，与今天的“文学”概念相去甚远。子游、子夏就是在文献典籍方面学有专长的孔门弟子。汉代以后，“文学”的概念外延缩小，但仍然泛指学术典章文化而言，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大约至东汉时期，才开始有专以诗赋文章自名一家的文士，《后汉书》所立《文苑传》，就是文士的社会地位受到重视的一种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从经、史、子中独立出来，在目录学上自成一部。但“文学”概念的模糊，始终影响着中国古代目录学对文学典籍的分类，所以中国古代作为文学典籍渊薮的“集部”，就既收录了与文学有关的一些典籍，也包含了大量文学之外的文献典籍。可以说，“集部”概念本身决定了所收内容的宽泛。姚名达先生说：“严格论之，每一作家之诗文，既无一定之体裁，又无一定之对象，其文集既尽收其所作，则内容泛及一切学术与一切事物。其不能成为纯文学也必矣。”别集和总集之中，固然有诗、赋两类作品，却也不乏经义、传记、论辩之文，就其性质而言，其实属于经学、史学或子学领域，因其尚未成专书，所以才编入集中。这与现代“文学”概念相去甚远，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别集、总集完全等同于文学著作集。
经、史、子三部中的一些著作或部分篇章，本身也是文学作品。如：“经部”中的《诗经》，现代观念中归入“文学”范畴；史部中被誉为“无韵之《离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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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绝唱”的《史记》，无疑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但其中一些“本纪”、“列传”等又富有文学价值；史部中的起居注类，也包含着像《穆天子传》这样的志怪小说品；史部的地理、游记中，同样包含着一些富有文学价值的著作，如《山海经》、《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以及《徐霞客游记》等；而我们今天被视作文学作品的诸子散文和“小说”，在《汉志》收入“诸子略”，《隋志》中将之归入“子”部，以后世代相袭。如无名氏的《燕丹子》、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邯郸淳的《笑林》、殷芸的《小说》，都是古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文体中重诗文、轻小说的文学观念。另外，由于我国古代“正统”观念不重视戏剧、词等俚俗文学，所以这类作品长期被排除在史志目录之外，直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才在“集部”中设立词曲类，重视这一部分作品的文学价值。
综观“文学”类作品在古籍目录中的分类演进，可以清晰看到，从《汉志》开始，“文学”一直作为古籍分类法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先后经历了诗赋略——文翰志——文集录——集这样一个演进过程。古籍目录著录“文学”类图书从“诗赋略”到“集部”的嬗变，不仅是目录学对“文学”客观认识的演进过程，也是中国古代“文学”观念逐步明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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