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逸周书》；周文王；美德懿行；谋深虑重；忧患意识
　　论文摘要：现存先秦典籍中的周文王形象多是美德懿行之君，神圣化文王形象的文学实践使文王形象的塑造带有模式化和概念化的倾向。《逸周书》作为一部受忽视但却是极为重要的先秦典籍，对文王进行了多维立体的刻画，在展示其文德仁政的同时，还凸现其谋深虑重的一面；在表现其对现实的忧患之外，还凸现其对后代基业的深切忧危。

　　周文王作为周代具有开创性功绩的君主，在周代的历史上以及周人的心目中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后代人看来，文王之德是梦寐以求的王治之基，是圣君英主的楷模。正因为如此，有关文王的传说大量出现在先秦典籍中。《逸周书》中的文王形象，既有对“文王之德”的具体展示，从而让概念化的文王变得具体实在，又有对“文王之治”的描写，从而把高高在上的圣王还原到人间现实，凸现其治理国家的政治谋略。 
　　一
　　周文王作为一位圣君明主，他的形象经常出现在先秦文献中，只有把《逸周书》有关文王的记载和这个时期的其他相关文献相对比，才能充分显示出《逸周书》对文王所作刻画的文学价值。
　　最早把文王作为表现对象的是《诗经》，主要见于《大雅》，其次是《周颂》。《大雅》《周颂》有些诗篇是对文王之德进行概括性的赞美，《文王》篇称“亶亶文王，令闻不已”；“穆文王，于缉熙敬止”。《维天之命》称“於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维清》称“维清缉熙，文王之典”。这些赞美诗句把文王描写成美德懿行的化身，是后人效仿的楷模，但没有涉及具体历史事件。《绵》诗末章叙述“虞芮质厥成”，周文王化解虞、芮两国的诉讼，但没有具体展开。《皇矣》对文王伐密、伐崇有详细的描写，同时又写道：“帝谓文王，不大声以色，大长夏以革。”把文王写成不追求声色之乐、不依仗武力称雄的圣君，仍然从文德方面对他加以颂扬。
　　《诗经》对文王所作的文学表现，为后来刻画文王形象奠定了基础，也确立了描写文王作品的基本走向，那就是以展现美德为主，而以叙述事功为辅。所展示的美德主要是文德，对事功的叙述也要彰显文德。先秦多数文献对文王所作的文学显现，基本是沿着这个方向进行的，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彰显文王。
　　第一，把文王写成孝子，叙述他对父亲王季的孝行
　　儒家后学根据当时的孝规而创造出来的故事，把文王描写成对父亲照顾得无微不至的孝子。《礼记·文王世子》开头一段记载：“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日：‘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日：‘安’。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后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日：‘末有原。’应日：‘诺。’然后退。”他不但朝省昏定，而且中午也要对父亲加以问候。他对父亲的孝顺发自内心，而付诸具体实践，在生活细节方面体贴入微。
　　《战国策·魏策二》有另一则历史传说：“昔王季历葬于楚山之尾，棠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日：‘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繁水见之。’于是出而为之张于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后更葬。”其中的“棺之前和”，指棺两端的木板，和，合的假借。这则历史传说还是突出文王的孝心，他对父亲生前尽之以孝，死后亦尽之以孝，是一位典型的孝子。《孝经》云：“夫孝，德之本也。”既然文王被视为美德的化身，因此，也就自然要把他刻画成大孝之人。
　　第二，文王是仁爱之人，对人充满爱心
　　文王的爱心具有普泛性，先秦典籍对此有多处记载，《礼记·文王世子》记载：“文王谓武王日：‘女何梦矣?’武王对日：‘梦帝与我九龄。’文王日：‘女以为何也?’武王日：‘西方有九国焉，君王其终抚诸。’文王日：‘非也。古者谓年龄，齿亦龄也。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终，武王九十三而终。”这则传说带有神秘色彩，所述文王、武王的寿命并无历史根据。文中展示的是文王的爱心，他甘愿把自己的年寿减少三岁，让武王多活三岁。对于王季而言，文王是孝子；对于武王而言，他又是一位慈父。

　　至《吕氏春秋·制乐》，文王则把这种爱心广施到周国百姓：“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百吏皆请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日“请移之”。文王日：‘若何其移之也?’对日：‘兴师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日：‘不可。夫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故兴师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日：‘昌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饬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无几何，疾乃止。”《韩诗外传》卷三也收录这则传说，可见是流播很广的故事。文王在面临死亡威胁之际仍然充满爱心，他之所以不肯以加固城墙的方式免灾，就在于这是劳民伤财的举措，他不愿意用百姓的辛劳来延缓自己的生命。他灭灾的一系列措施都是惠民利国，是对各类人群施恩。
　　为了突出文王仁爱之心的广度，《吕氏春秋·异用》还记载了文王更葬死人骨的故事，这则传说又见于《新序·杂事五》。故事结尾通过天下之人的赞扬：“文王贤矣!泽及髓骨，又况于人乎!”展示出文于的爱心。他对枯骨尚且充满关爱加呵护，对于生人自然是倍加关爱，保护他们的生命。
　　第三，宣扬文王的仁政
　　《孟子》对文王仁政的宣扬，可谓不遗余力。《粱惠王下》写道：“文王之囿方七十里，刍荛者往焉，雉兔者往焉，与民同之，民以为小，不亦宜乎!”这里寄托的是孟子本人的理想，他把文王说成是仁政的身体力行者，是一位与民同乐的圣君。
　　《孟子·离娄上》还写道：“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日：‘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日：‘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归之，是天下之父归之也。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孟子极力渲染文王所具有的凝聚力和吸引力，通过伯夷、姜太公归附文王的事实，用以证明文王推行仁政所收到的良好效果。其中周文王重用姜太公一事，在战国时期成为美谈，《战国策·秦策五》写道：“太公望，齐之逐夫，朝歌之废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雠不庸，文王用之而王。”周文王、姜太公传说，寄托了士人所向往的圣主贤臣遇合的理想，同时也是文王仁政的体现。
　　综上所述，先秦许多典籍所出现的文王形象，是以文德仁政著称，其核心价值是尚仁。虽然上述传说出自不同学派，但都突出文王的美德懿行，而对他建功立业的叙述则居次。
　　二
　　《逸周书·文传解》记载文王传授武王治国纲领，提出了自己从政心得：“厚德广惠，忠信爱人。”即君主必须要有厚德于内，要广施恩惠于外，做人讲究信用，要存爱人之心，这是文王为君从政的根本。钟惺在《周文归》中称其为“八字心传”。这个评语言简意赅，是文王为君形象的写照，浓缩地显现出文王之德的根本所在。
　　在文王看来，为政的关键在于君主，君主的行为具有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所谓“君之所好，民必从之”，因此，文王特别注重君主本人的身体力行。《逸周书·大匡解》开头一段如下：
　　“维周王在酆，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诏牧其方，三州之侯咸率。王乃召冢卿、三老、三吏大夫、百执事之人，朝于大庭。”文王在灾荒发生后，先是向所统辖地区发出抗灾号令，得到广泛响应。紧接着在大庭召集群臣商讨应对策略。大庭是重要的议事场所，孔晁注云：“大庭，公堂之庭。”陈逢衡云：“朝于大庭，询国危也。”文王召集的人员众多，有掌管国家事务的重臣，有具体执行管理事务的府吏，从议事的地点以及人员阵容可以看出文王对于灾荒的重视态度。
　　文王详细了解国家治理中方方面面的事务，周全而细致地询问13个方面的弊病。在询问国家存在的这些问题时，前6个问题是从行政事务方面来切入，后6个问题是从具体的生活层面来着眼的，最后以水旱之灾收尾，其用意是探寻产生荒灾的原因，思考应对方案。文王所询问的这些事情，都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如果不是对政务了如指掌的君主，不可能提出如此众多的问题。提问本身就显示出政治家的风范，是治国有方的明主。《管子·问》篇专门列举君主所应询问的事项，多达百余条。能够有针对性地进行询问，是君主治国理政的政要方式，《大匡解》中的文王，就是善于询问的明君英主。文王针对灾情所作的询问深入细致，他所采取的抗灾措施也很有力度，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禁奢尚俭。《大匡解》通过具体的描写，展示出朝野上下厉行节俭的景象。“及期日，质明，王麻衣以朝，朝中无采衣。”麻衣白色，《诗经·曹风·蜉蝣》有“麻衣如雪”之语。身穿麻衣，是用素服表示遭遇灾荒的悲哀。《周礼·春官·司服》：“大荒素服。”《礼记·玉藻》：“年不顺成，天子素服。”文王去掉平时的彩衣而身穿素服，朝廷大臣同样如此。《礼记·玉藻》称：“非列采不入公门。”这是正常情况下的规定。由于面临灾荒，文王和大臣都身穿素服，是以节衣的方式抗灾。除了节衣之外，还有缩食措施：“入食不举，百官质方，口不食餐。”《周礼·膳夫》云：“王日一举，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乐备食。”平时周王进食须杀牲盛馔配乐而行，《周礼·天官·内餐》郑玄注云：“，割烹煎和之称。”贾公彦疏云：“饔，和也。熟食须调和，故号日餮。”百官在走访询问乡人、考究灾荒原因之时不得食用制作复杂的熟食。文王首先从自身以及拥有俸禄的大臣出发力行节俭，饮食皆降低级别，一切从简。文王从祭祀、装饰、用乐、饮食、劳作、外交礼仪、丧事等方面都做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覆盖吉丧嘉宾多种礼仪，并且多数以禁令的方式出现。由此不难想象，当时出现的是举国上下一致抗灾的场面，正常的娱乐、修饰、享受，都压缩到最低限度。
　　《大匡解》所展示的文王形象，他对黎民百姓充满爱心，把发生灾荒的原因归咎于本身：“不栽不德，政事不时，国家罢病，不能胥匡。”这种反思体现出他对国家的高度责任感，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美德。《大匡解》中的文王是美德懿行的化身，同时又是励精图治、力挽狂澜的政治家。他抗灾有力，减灾得法，救灾及时，反映出他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极强的应对挑战的能力。他熟悉法令的制定发布、行政上的调度、经济上的运筹，是一位成熟的君主。《大匡解》对文王的刻画，兼顾他的美德懿行和励精图治，前者渗透在后者之中，大量出现的是文王对国家的治理活动和措施，具有鲜明的现实品格。和其他先秦典籍侧重于表现文王美德懿行相比，《大匡解》对文王的刻画已经从道德本位转向政治本位。

　　三
　　《逸周书》对文王形象的刻嘶，主要通过展示他的内政和外交活动而实现。叙述文王对国内的治理，出现的是既有美德懿行，又能励精图治的道德楷模和明君圣主形象。而在展示文王的外交，即周与殷商的关系时，集中反映的是文王的智慧、谋略，出现的是另一种属性的文王形象。
　　文王对殷商采取的是虚与委蛇、韬光养晦的策略，对此，《逸周书》作了细致的展示。《程典解》有如下记载：
　　维三月，既生魄，文王令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谗，震怒无疆，诸侯不娱，逆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
　　文王当时已经得到了众多诸侯的尊崇，天下分九州，六州诸侯即是天下三分之二的诸侯。纣王听信崇侯虎的谗言：“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将文王囚于菱里，六州诸侯对此非常愤怒，在此情况下，纣王最后赦免文王，即《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所言：“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于是惧而归之。”由此可以看出文王当时的威望。六州诸侯皆欲叛商，文王却仍然听命于纣王，服侍纣王始终不怠，这并不是文王囿于所谓的忠君观念，而是当时伐商的时机尚未成熟，《左传·襄公四年》记载韩献子对公子朝说：“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惟知时也。”《程典解》叙述的就是文王在此情况下的所作所为。《程典解》所载文王论说的内容较为广泛，涉及政治举措中的财用、土地、选人等方面，但是文王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关键字：“慎”。在六州诸侯皆欲叛商的情况下，文王强调“慎”的寓意不言而明，所谓“政失患作”，在时机尚未成熟之时如果有任何冒险行为，那么之前的一切努力皆将付之东流，所以文王最后告诫诸臣任何举措都必须要权衡利弊，考虑周密之后方能决定是否可行，“思危故泰可保，思终故畿必察，思备则迩不泄，思近则远不忘，思行则耄不倦。”在慎字纲领之外，文王又特意提出多思之法，二者相辅而行，文王的谋深虑重之态跃然而出。

　　韬光养晦、忍辱负重的文王一方面要应对国内的局势，积蓄力量，另一方面在外又要取得纣王的信任，等待时机，即内定己国，外和邻邦。《酆保解》具体记载了文王针对纣王的外交措施。文王自程迁于酆，九州诸侯前来庆贺。文王采纳周公旦的建议，采取“商馈始于王，因饔诸侯，重礼庶吏。出送于郊，树昏于崇”的举措。“商馈始于王”，丁宗洛言：“商馈始于王，系倒装句法，犹言王馈始于商也。”唐大沛言：“商馈始于王，似谓商有馈赠于文王。”虽然二人的解释中施受双方的角色有所变化，但皆是把“商”理解为商朝。这里的商，指的是商议，商馈谓商议如何向前来的诸侯分发馈赠的礼品，由文王提出这个问题，随后，对诸侯设宴款待，给随行人员发放贵重的礼品。诸侯返回，远送到郊外，并且和崇国结为婚姻。所有这一切举措，为的都是取得各路诸侯的拥戴，最终结成征伐殷商的同盟。所有细节均考虑得周到严密，没有任何疏漏，同时对于伐殷图谋又不露声色。文王的深谋远虑在这次活动中得到充分体现。
　　《酆保解》所录文王对殷商所采取的策略是四蠹、五落、六容、七恶。四蠹是：“一、美好怪奇以治之；二、淫言流说以服之；三、群巧仍兴以力之；四、神巫灵宠以惑之。”虫生木中谓之蠹，这是用四种手段使殷商王朝从内部瓦解，用珍奇古怪之物来诱惑他，用不着边际的言辞欺骗他，用大兴土木的方式令其劳民伤财，用鬼神灵巫令其迷惑。这四种手段都是软刀子，是从殷商王朝内部开刀，令其走向死亡。
　　五落是：“一、示吾贞以移其名；二、微降霜雪以取松柏；三、信蠕萌莫能安宅；四、厚其祷巫，其谋乃获；五、流德飘枉，以明其恶。”这是从外部对殷商采取的举措。“示吾贞以移其名”，即文王表白自己的忠贞而使殷感到尊贵，让他得到心理满足，不再提防自己。移，通侈，谓尊大。《礼记·表记》：“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移，指尊崇。“微降霜雪以取松柏”，运用的是比喻手法，意谓适当时机争取殷商贤人为周所用，松柏，指贤臣能人。《礼记·月令》季秋之月，“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古代伐木在深秋，正是微降霜雪之时。“信蠕萌莫能安宅”，指取信于殷商的侨居人口，使他们归附周土。蠕萌，指侨居人口。蠕，通侨。萌，通氓。“厚其祷巫，其谋乃获”，指收买殷商的巫师充当间谍，向周方提供商朝的机密情报。“流德飘枉，以明其恶”，指传播周方的美德，使迷妄者清醒，从而看清殷纣王的恶行。飘，指吹动。狂，指迷惑。
　　通过对四蠹、五落的分析就可以看出，文王针对殷纣王所运用的都是权谋。用假象迷惑对方，用恭维的方式使对方失去警惕，暗中确实造成对方的内耗，并且从外部挖其墙角，把越来越多的人力资源笼络到周国，为周所用。
　　《六韬》是一部兵书，旧题周吕望撰，相传是周太公所作。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六韬》残简，证明它确实是成书于先秦。该书《文伐》章有如下文字：
　　文王问太公日：“文伐之法奈何?”太公日：“凡文伐有十二节。一日因其所喜，以顺其志。彼将生骄，必有好事。苟能因之，必能去之。二日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必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日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曰辅其淫乐，以广其志。厚赂珠玉，娱以美人。卑辞而听，顺命而和。彼将不角，奸节乃定。
　　以上仅录十二节中的四节，从中不难看出它和《逸周书·酆保解》中文王四蠹五落之术的相似，不但内容多有相通，而且所用的四言句式也有一致之处。文王针对殷商提出四蠹、五落、六容、七恶共22条计谋，姜太公向文王传授12种计谋。把这两篇作品相比较，文王和姜太公完全是同一类型的人物，都是以权谋见长。《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周西伯昌之脱羡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六韬》中出谋划策的主角是姜太公，《逸周书·酆保解》提出一系列阴谋的是周文王。如果说励精图治的文王形象是对他道德楷模角色的补充和扩展，那么，《酆保解》中的文王形象，则是对他道德楷模角色的解构和颠覆，这里见到的不是美德懿行，而是阴谋诡计。文王的举措不再是光彩照人，彰显于天下，而是只能在暗室封存，不能昭示于外。正因为如此，许多持传统观念的古代学人，对《酆保解》持非议和否定态度。从文学的角度审视，这正是《逸周书》价值所在，它刻画出两类截然不同的文王形象，使这个形象不再是单一的、平面的，而是立体的、多棱角的。
　　四
　　《周易·系辞下》云：“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当文王与纣之事耶?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勿论《周易·系辞下》对于《周易》作者及写作时代的推断是否正确，文王在治理国家特别是谋商过程中，确实具有浓深的忧患意识。《酆保解》记载：
　　维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成格于周，王在酆，昧爽，立于少庭。王告周公旦日：“呜呼，诸侯成格来庆，辛苦役周，吾何保守，何用行?”
　　九州诸侯至鄷地庆贺文王，本是喜事，说明文王的威信越来越高，但是在此情况下，文王反而更加忧危，不知怎样对待诸侯王的归从，这实际上是伐商大业的压力所造成的疑虑心理的反映。因此，文王在昧爽之时，在少寝之庭召见周公旦。陈逢衡云：“在酆者，文王至酆会诸侯也。昧爽，由阎而明，夜向晨也。少庭，燕寝之处。王有大庭、少庭，大庭以询政，少庭以寝息。”周王的住处有大庭、少庭之分，大庭用来询众议事，少庭用来释服休息。《礼记·玉藻》记载：“朝，辨色始人。君日出而视之，退适路寝听政，使人视大夫，然后适小寝释服。”孙希旦注：“辨色，昧爽之后也。”《礼记·玉藻》的小寝和《酆保解》中的少庭应该是同实而异名。按照周礼规定，周王要在天亮之后在正式的议事场合君臣谋事治国，退朝之后退至燕寝之处休息。文王夜里辗转不安，思索政事而不解，急切寻求应对之法，于是在天未亮的时候就把周公叫到休息之处询问保守之道，文王的忧虑之深通过简单的时间、地点的说明而表现得清楚明了。文王的忧患意识时时萦绕于脑中，他的忧危之心不仅表现于白天的日常政事处理中，即使是在夜晚休息之时也不曾忘却，文王经常提到“夙夜”，如《文儆解》的“夙夜勿忘，若民之向引”，《大开解》的“维宿不悉日不足”，宿即夜。这些反复叨念的语句正是文王忧勤惕厉心理的自然流露，文王尤其强调夜晚无人之时的自律自警意识，《周易》中“终日乾乾，夕惕若”的描述非常符合文王的性格特征。

　　文王的忧患意识不仅针对现实，而且指向未来。文王作为周代的奠基之主，他所思考的不仅仅是一朝一代的治乱兴衰，更多的是子孙后代的长治久安。在对后代传授治国理念的过程中，文王是以一一个板着面孔训诫子孙的长辈面貌出现的，严厉但不失亲情。文王经常使用表示强烈感情的语气词和儆戒语气来加深对后代子孙的告诫。《小开解》记载文王于“食无时”之日的应对之举，无时，就是不应该出现月食的时候出现了月食。文王认为上天垂象于日月，而当时月食在不应出现的时候出现，便考虑是上天示意，认为有此非常之变，必定会有非常之灾，所以特别儆惧，召集子孙传授避难免灾之法，文王言说的中心是重德，他首先以“呜呼，于来后之人”提出言说对象，引起子孙注意，其后则直接用第二人称代词“汝”字引起发问，通过设问与“呜呼，敬之哉”的交叉反复，不断增强训诫语气，最后仍是用充满命令语气的“后戒后戒，宿不悉日不足”结束言说。潘振云：“言如此则德可普遍于民人，此谋用力，岂不可以不后戒人乎!戒后人而用之不尽，惟日有孳孳而已。”文王反复叮咛、儆戒之言贯穿全篇，虑后之思溢于言表。
　　文王时时思索后代的发展问题，因此不断制定法规作为后代的立身法则。只要是可以让后代安守社稷的制度都应该传承下去。《大开解》记载：“维王二月既生魄，王在酆，立于少庭，兆墓九开，开厥后人八儆、五戒。”此处纪年使用的是商代的历法，商历的-fl是夏历的一月，也就是盂春之月。文王在一年的开端在少庭召集众子孙听取臣子兆的教导，以家长身份为子孙提供修身自警的法则，“开者，谓启谋以示后嗣。”文王对后代基业的重视之心由此可见一斑，兆陈其谟言之后，文王称“儆我后人，谋竞不可以藏。戒后人其用汝谋，维宿不悉日不足”，耳提面命教导子孙日夜要以此法则为戒，唯有日夜孳孳铭记诫言才能国基稳定。由此可见文王听取臣下良言的目的就在于为后代设定可以遵循的治国理念。
　　总之，《逸周书》中的文王形象是文德与谋略的完美结合，既是一位广行德政之君，又是一位历尽患难的创业垂统者。文王作为奠基之主，可谓深谋远虑、泽被后代，不仅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脑海当中时时萦绕着为后代基业长远规划的自觉意识，不论引起感触的契机是什么，不论身处何种环境，文王都能联系到子孙后代的发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