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寒族　士族　文学创作　依附　调整
　　论文摘要:在魏晋之际社会思想巨变的作用下，西晋寒族作家的创作受到了功利主义的强烈影响。为了获得政治机会，寒族作家依附于权贵士族，这造成了他们的文学品格不高，混同于士族文学之中。但士族与寒族的阶层区分，导致了寒族作家人生经历的坎坷不平，改变了他们的创作动机，促使了寒族作家对自我内心世界的真实表现。这种调整，使混同于士族文学中的西晋寒族文学有了一些自我特征。
　　西晋时期，寒族作家大量涌现，傅玄、张华、左思、刘毅、刘枣据兄弟、王沉、鲁褒、束哲、赵至、成公绥、郭泰机等人在思想与经历上都有独特之处，他们的文学也因而与当时的士族文学有所区别，产生了一些艺术成就较高、思想内容充实的佳作。但罗宗强先生认为晋人作品“总有一种平庸的感觉”，其主要原因“怕是这一代的文人缺乏激情，没有激情的一代士人创造了缺乏激情的华美文学。”在我们的印象里，拥有众多寒族作家的西晋文学本不该如此，深受士族压制的寒族作家尤其不应缺乏激情。但确如罗先生所言，西晋文学整体缺乏应有的时代激情。那么，为什么寒族文学没有从整体上提高西晋文学品格?寒族文学自身特性减弱的内在机制是什么?西晋寒族文学又有哪些特征?这些问题是理解寒族文学的关键，也是理解西晋文学的关键。
　　从思想上看，寒族作家都有强烈的功名意识。魏晋之际，天下趋于统一，士人面临的社会表面上充满了建功立业的可能性。然而，经历了曹操、司马鼓父子的严酷统治，魏晋之际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与汉代士人有了巨大差异。与汉代士人相似，晋初寒族作家也有强烈的政治追求，但急功近利的特征较明显。为了获得政治机会，多数寒族作家采取了依附权贵的方式，如傅玄、张华、枣据等人依附司马昭兄弟，左思依附贾谧、垅西王司马泰，潘岳依附贾充、杨骏、贾谧，张载依附司马父，赵至依附稽康、史仲和、张嗣宗等等。这些权贵中，贾充父子、杨骏的社会声誉并不是很好，也就是说，寒族作家并不是很在意被依附者的道德好坏。
    汉末建安时期，寒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以深沉强烈的情感与简洁朴实的语言而著称。但西晋寒族作家受到政治追求的驱动，将自我社会价值的实现与文学联系起来，视文学为追求社会评赏、追求声望地位的工具。如左思花十年工夫创作《三都赋》，赋成之后又找当时名流张华、皇甫谧为之延誉，追求名声的目的十分明确。所以“追逐外在权威的承认和世俗的声誉，支配了《三都赋》时期的思。与左思相似，西晋许多寒族作家都创作过大赋，乡傅玄作《七诲》、成公绥作(七唱》、张协作《七命》等等。不仅仅是西晋的统一，激发了文人的盛世之梦而为之  喊，更重要的是，这类作品能体现作者的才华，从而容易手到社会认可。然而，新的士族文化在晋初已经初成规模占据统治中心的新士族有自己的审美标准与倾向。受功近利文学观的影响，寒族作家逐渐有意识向士族文学周美标准靠近，他们在创作中对华艳文词的热衷以及玄虚咬境的偏好在某种程度上冲淡了寒族文学自身的特色。
　　刘招对西晋文学有一个准确的评价:“晋世群才，稍  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街，采缚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木片文以妙，或流靡以自妍。”实际上，魏晋尚文之厂  是汉代经学思维被打破后，文学自我探索的产物，只不交  它的兴起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建安时期，曹不团确提出“诗赋欲丽’，的主张川，邺下文人对此进行了积杠探索，骋词与华靡之风大行。对此，钱志熙先生评价说“邺下诸子……以学业优博和善于诗赋文章显扬于世，习知曹氏，这自然刺激了他们好尚文藻的心理，而好尚文睿本是文士的本性，而文学的由质趋文也是文学的自身劫律。另外，文人地位的提高与生活的安逸，导致了情痕强度的减弱，也使他们有机会从容修饰自己的文学作品在文辞与技巧上下功夫。应当注意的是，这种尚文之风提由统治者发起，士人在政治向心力作用下自觉向其靠近从而从小范围的文学活动变成了一种文学思潮。受到主流文学思想的影响，西晋寒族作家的许多作品表现出讲笑词藻技巧、用辞工稳的特征。如张华，他的诗“华艳，兴打不奇，巧用文字，务为妍冶”。其“华艳”、“妍冶”突出翅表现为文辞的铺排华丽，如《博陵王宫侠曲》(二)写雄儿:“吴刀鸣手中，利剑严秋霜。腰间叉素戟，手持白头镶。腾超如激电，迥旋如流光。”《轻薄篇》写豪家盛贵:“被服极纤丽，肴膳尽柔嘉。童仆徐梁肉，婶妾蹈续罗。文轩树平盖，乘马鸣玉坷。……酣饮终日夜，明灯继朝霞。”当然，这些作品虽然华丽铺排，气势却很活泼，感情也较为丰富。但他的另一些作品，如《励志诗》、《太康六年三月三日后园会》等，华美之余却显得呆板，仅仅是“巧用文字”而已。除张华外，其他寒族作家的作品也多有这一特征，如傅玄，其诗“繁富”川，若其《历九秋篇董逃行》:“穷八音兮异伦，奇声靡靡每新。微披素齿丹唇，逸响飞薄梁尘”;左思《招隐》:“白云停阴岗，丹葩耀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成公绥(啸赋》:“发妙声于丹唇，激哀音于皓齿，响抑扬而潜转，气衡郁而漂起，协黄宫于清角，杂商羽于流微。”等等。这些作品用辞讲究，但是在情感上，总让人感到平淡无味。热衷于华美文风的背后，体现了寒族作家在表现自我精神与获得声誉之间的矛盾，但他们选择了追随统治核心群体的审美倾向，重视文辞，让情感服从于目的，直接导致寒族文学自我特征的裂变。

    寒族文学中的玄虚倾向则在士族文化和玄学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产生。正始以来，玄风渐兴，带动了社会思维的进步，寒族作家也开始以本体化思维观照方法进行思考，如张华《相风赋》:“盖在先圣，道济生人，拟议天地，错综明神，在豫巩以齐七政，象浑仪于陶钧，考古旁于六气，仰贞观于三辰。”张载《鄙酒赋》:“嘉康狄之先识，亦应天  而顺人，拟酒旗与玄象，造甘酸以颐神。”这些例子体现了  寒族作家在思维上的进步与积极的文学实践。但寒族作家在创作中却不时表现出与其进取思想相对立的沉退玄虚观念。如左思《招隐》作于入洛不久，此时政治进取精神最盛，他却在诗中表达退隐观念，殊难让人理解。而且，寒族作家在这类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都有沉退、高洁、玄远的特征，与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存在差距。如张华《答何劲》(一):“吏道何由迫，窘然坐自拘。”《赠挚仲治诗》:“君子有逸志，栖迟于一丘。……恬淡养玄虚，沈精研圣酞。”明显表现出了对官场的厌倦和对自由高洁的向往。这种真实心理与文学表现的矛盾，实际上是寒族作家精神在自我追求与时代风气作用下的压抑与扭曲。
    晋初玄风已炽，而引领这种风潮的是士族。玄学不仅仅是学术，也是汉代儒家人格被打破后，士人用其它思想(主要是道家，也有名、法诸家)来重建人格的努力与尝试。竹林名士超逸、旷达的人格表现，构成魏晋风度的精神主体。但在西晋，士族接受了竹林玄学破坏礼教、张扬个性的一面，放弃了竹林玄学的斗争性与超越性。那种任性自然、宅心玄远的人格要求逐渐成了贵势子弟不拘礼法的理论依据。加之玄学思维的高度抽象性，使之容易被生活安逸、文化修养较高的士人群体所接受，士族迅速成为玄学探索的主体。而玄学高深的思辩性使士族体验到了理性的乐趣与超越的快感，此时的玄谈“不是原创性的思想，毋宁说它们常常是玄言的游戏或演练”。玄谈的变化深刻影响了士族对群体人格的认识，进而通过对自然、玄远人格要素的认可影响到社会审美思潮。当寒族作家试图用文学取得上层认可的时候，发现玄学人格中的高蹈与自己的功业观念是对立的，他们主动将自己的情感隐藏起来，而去表达高蹈、沉寂的观念。可以说，寒族作家在社会中的劣势造成了他们心理的自我弱化，并在某些方面存在盲目模仿，这促使了他们逐渐靠近强势群体的审美观念。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寒族作家在强烈的功业心态下，走向依附权贵士族的道路。为了取得士族的认同，他们主动地改造自我人格与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取得了成功，因为他们的文学的确华美雅致，并且得到了社会尤其是士族的认可。但是他们迷失了，丧失了自我本真面目，也使自己的文学在功利目的性下变得面目全非，在精神上、格调上、品格上都鲜有可称道之处。同时，在寒族作家的创作实践中，追求仕进的阶段占有很大比重，造成了带有依附功利性的作品在寒族文学中的优势存在。这势必会导致寒族文学自我特征的减弱或消失，也致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容易忽视这一特殊群体文学创作的独特内质。迷失中的寒族作家使自己本应有特色的文学混同于士族文学之中。
    然而，寒族作家的政治生涯都不太顺利。权势的重要，促使有政治优先权的士族在较短时间内将权力分割完毕，政治成为服务士族的工具。在某些重要位置上，门第成了遴选的决定因素，如“国子祭酒邹湛以(阎)绩才堪佐著作，荐于秘书监华娇，娇曰:‘此职闲秉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另一方面，魏晋新士族在演变过程中没有继承汉代儒家世族的社会责任意识，而延续了士人在汉末清浊斗争中形成的自我区别性，鄙视在门第、政治上不如自己的阶层。如夏侯玄尝与皇后之弟毛曾并坐，“玄耻之，不悦形之于色。”原因就是毛后之父本“典舆车工”。这种例子在晋代更是不胜枚举。而且，士族看重自身的社会声誉，鄙视俗务，他们也许能够允许寒族士人在功业上有所成就，但自我的优越感使他们不能容忍寒族阶层在社会声望上超过自己。如灭吴之后，张华名重一时，“声誉益盛，有台辅之望焉。而荀颤自以大族，恃帝恩深，憎疾之，每伺间隙，欲出华外镇。”这种偏见使寒族士人在政治_l步履维艰。虽然也有士族为显示自己好才爱士而引进一些寒族士人，但大部分情况下，仅是装点门面而已。如以贾谧为首的“二十四友”文人集团，属于当时最高级的文人沙龙，寒族作家左思、潘岳也名列其中。但是贾谧不可能用平等态度去对待这些寒族士人，对他而言，这些文人仅仅是他生活的点缀，他可以施舍给他们一点好处，但绝不可能给他们很高的政治待遇。所以，寒族作家虽辗转依附，却大多沉沦下僚。即便是抓住机会而得以显赫一时的傅玄、张华，也多受士族打击。寒族作家对权贵的依附只能是一厢情愿，这种结果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心态。

    当寒族作家付出自尊依附他人的时候，强烈的人生自信与功名渴望衍化成一种期待，他们在沉默中努力、等待。然而漫长的时间渐渐消磨了他们的意志，他们失落、失望，最后变成一种沉郁的悲剧情怀。当然，寒族作家依附权贵以及依附失败后的两种创作心态，并非截然分开的两个单独的时间段，而是交叉出现的。这正如他们不断地更换依附对象一样，在经历寻求依附—依附—失望—再依附的同时，他们的心理也在期望—迎合—失望怨愤的过程中不断反复。两种不同的创作心态不断地换位，造成了寒族文学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表现。
    对自我才华过于自信的寒族作家在心理上缺少自我调适的弹性，所以当他们面对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时，会产生强烈的被遗弃、被孤立的感觉，“君不一顾，仰天太息”，“虽怀千里之逸志，当时一得施?”(傅玄《白杨行》)“高志局四海，瑰然守空堂。”(左思《杂诗》)“寒女虽妙巧，不得秉杆机。……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遗。”(郭泰机《答傅咸》)然而，挫折使他们从迷失的精神状态下变得冷静，开始用反思眼光去思考自我悲剧的成因。他们逐渐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中，存在阶层高下之分，而自己恰恰处于社会中下层，优势者对自己的压制根源在于门第，而不是才学，他们以自尊为代价换来的依然是优势阶层的蔑视与压制。而且，他们清醒地看到两者之间的鸿沟根本无法消除:“(今之士人)积阶级，累阀阅，碌碌然以取世资，若夫槐梧隽杰，卓砾椒悦之徒，直将伏死埃岑之下，安能与步骤共争道里乎?”(张载《榷论》)“钱多者前，钱少者居后，处前者为君长，在后者为臣仆。”(鲁褒《钱神论》)“人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王沉《释时论》)“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胃踢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洱汉貂。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左思《咏史》二)清醒的认识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再愤激痛苦，强烈的渴望、漫长的等待与最终的失落及心灵空白无法用这种解释消除。这使他们即使清醒也无法抚平灵魂上的创伤，他们愤恨给自己带来悲剧的社会，愤恨那些占据高位并排斥自己的豪族。为了保护受伤的心灵，寒族作家需要找回失去的自尊，他们开始激烈批判社会与世俗:“观世之途，靡不追荣，贵华贱枯。”(左思《白发赋》)“(世俗之人)莫不饰小辩、立小善以偶时，结朋党、聚虚誉以驱俗。”“今士循常习故，规行矩步，积阶级累阀阅，碌碌然以取世资。…苟不能匡化辅政，佐时益世，而徒俯仰取容，要荣求利，厚自封之资，丰私家之积，此沐猴而冠耳，尚焉足道哉”。(张载《榷论》)“古今异俗，富者荣贵，贫者贱辱。”(鲁褒《钱神论》)“谈名位者，以馅媚附势，举高誉者，因资而随行，至乃空嚣者以乱嘈为雅量。……(世俗之人)忌恶君子，悦媚小人，敖蔑道素，慑吁权门。”(王沈《释时论》)然而，在对社会的批判中，寒族作家最为关注的还是社会与人才的问题，这实际是他们对自我不遇的解释。在对社会恶的认识基础上，他们发现，这个社会不仅让人难以立足，而月_它已经失去了评判人才、任用人才的正确标准，那种“宗庙之器，不要华林之木;四门之宾，何必冠盖之族”(王沉《释时论》)的时代已经过去，才华为门第、金钱所取代。而寒族作家所有者为才华，所乏者为门第、金钱。他们无法理解这种庸俗不堪、本末倒置的社会对人才的废弃，只好用一种带有悖论色彩的“盛世”理论来解释:“夫贤人君子，……非遇其时，易由致之哉?”“时平则才伏，世乱则奇用，岂不信钦!”“及其无事也，则牛骥共牢，利钝齐利，……处守平之世，而欲建殊常之勋，一此犹却步而登山，弩章甫于越也”(张载《榷论》)在这种荒唐的解释中，难以抑制的是寒族作家的辛酸与痛苦以及对社会的强烈批判。
    显然，寒族作家在对社会的批判中，将自我与社会置于一个对立场中，通过对社会的否定完成自我悲剧的部分解脱。但是，社会的抛弃对寒族作家的自我尊严的打击极为强烈，要让破碎的自尊重新恢复，则需要进一步的调整，重新找到精神优势。当寒族作家认清了社会的污浊与丑恶，他们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那些凭借门第与金钱高高在上、压制人才的权贵势要，视之为“沐猴而冠”(张载《榷论》)，不足为道，并开始以独立、自尊的态度看待自己与士族的关系，“高阿邀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左思《咏史》六);“吾子根植芳苑，摧秀清流··。…绰有余裕，俯仰吟啸，自以为得志矣，岂能与吾同大丈夫之忧乐者哉?”(赵至《与稽茂齐书》)。这种大胆的张扬，让读者明显感到他们虽然孤独却富于悲壮与崇高。寒族作家对士族的鄙弃与自我人格的高扬使他们在社会劣势状态下获得了一些精神优势。在强烈的批判意识作用下，寒族作家由社会的积极参与者变成了置身于社会之外的批判者，在他们的眼中社会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正常社会所具有的秩序特征，而且成为阻挠寒族士人实现理想的主要障碍。
    通过对依附者与社会的否定，寒族作家潜在地否定自己的依附行为，并通过这一明一暗双重的否定，来肯定自己本身的道德价值。在理念世界或者说在文学世界中，这就变成了“我”抛弃社会而非社会抛弃“我”，在道义上与精神上，是自己战胜了恶俗的社会。寒族作家用这种带有应激色彩的情绪，保护了自我人格，平衡了自我心理。他们在否定性思考中将自我与社会划开界限，带着一颗伤感的心，走向孤独与自尊。经历挫折之后的寒族文人终于从迷失中走了出来，久已失去的自我意识回归了，他们以一种新的目光看待自己与文学。在新的创作心态下，我们发现，他们不再讲求文采的华美，强烈的情感使他们用一种相对质朴的语言直接地表达自己的孤愤，情感深沉浓烈。这类作品的典型代表就是左思的《咏史》，它标志着寒族作家在创作中由虚假的自我向真实的情感自我回归。虽然这类作品在整个寒族文学中所占的比重远远不及在依附心态下的作品，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寒族文学的品格与成就。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在时代环境的刺激下，寒族作家强烈的政治追求深刻影响了他们的创作，他们主动而积极地向士族审美观念靠近，改造自我，改造文学，造成了依附状态下的寒族文学单调而华美，玄虚而做作。这不仅使西晋寒族文学品格低下，也削弱了寒族文学自身的特性，无法从整体上提高西晋文学的成就。但是士族对政治的独占以及在心理上对寒族的蔑视，导致寒族作家政治生涯的失败，在痛苦与失落中，他们重新探索自我悲剧的原因，重新认识社会，并最终抛弃依附，向独立精神回归。这也引导他们的文学开始具有了独特的群体特征，具有了某些迥异于士族文学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