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在《紫钗记》和《威尼斯商人》中塑造了一系列反封建传统的新女性形象，从人性和人的价值角度探寻女性的处境和命运，为女性提出了作为“人”的生命欲求，呼唤人性的解放。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女性观是他们人文关怀的最伟大、最集中的体现。
　　论文关键词:《紫钗记》;《威尼斯商人》;女性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东西方戏剧史上同时代出现的两位伟人。在16世纪，东西方从经济到政治、哲学、思想和文学等各个领域都同时经历着划时代的反封建思想启蒙和文艺复兴。这两位戏剧家似乎在东西方遥相呼应。汤显祖倡导主“情”思想，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生而有情”，肯定“善情”，即人的正常感情和物质需要;批判“恶情”，即压抑人性的种种私情私欲，与“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理学针锋相对，控诉理学对人性的压抑。莎士比亚则标举人文主义，高举“人性”、“人欲”的旗帜，认为人生而平等，肯定人的情感、意志、价值和个性的生命欲求，反对封建思想对人的束缚。在人文关怀的大主题上，两位戏剧家是如此地不谋而合。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人文思想所体现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作品，尤其是爱情婚姻题材的作品对女性问题的反映、关注和思考。他们深刻地体察到女性处于封建制度受压抑的最底层。两者都从女性的题材中找到了反封建斗争的最好突破口。他们塑造出一系列有自我意识的女性形象，使之集中代表“情”与“理”、人文主义与“理学”的矛盾冲突。虽然他们的作品不以女性解放为主导目标，但作品中都流露出女性意识的萌动和对平等的两性关系的呼唤。正是基于此，这两位伟大的戏剧家的作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很好的文本，反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为分析比较他们的作品提供了有效的新视角。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从女性视角出发，通过解构颠覆文化中的父权意识，同时致力于建构新型的女性文化和两性关系。解构的方式揭示并质疑女性主体被父权制异化的真相，指出女性是父权社会中被物化的客体，丧失了决定自我命运的权力，沦为男性欲望和审美的对象。处于主体地位的男性将自己的要求强加于女性身上，因而女性只能是沉默的、失语的，没有自己的声音。女性始终处于边缘地位，以男性为中心。“重要的决定，重要的职责及重要的行动都靠男人。妇女生活在这个世界的边缘……以不是直接的方式和这个世界接触。此外，父权社会还对两性的性别角色做出规范，刻意强调两性差异，规定所谓的“男性气质”(包括坚定的信念，勇气，力量，理性，攻击性，独立性，竞争力和智慧等)和“女性气质”(包括软弱，温顺，依赖和被动性等)。女性若要被社会容纳和认可，就必须按照父权的意识规范，压抑、扭曲和重塑天性，自觉融入男性权力话语系统和父权意识形态。就如西蒙·波伏娃指出的那样:“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
　　总之，在父权社会中，女性是“第二性”，是男性的“他者”，是可以被任意命名的“空洞能指”。在解构与颠覆的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强调建构与创造。这首先包括对女性意识的建构，即女性作为主体能自觉意识到自身的特点、地位、作用和价值，并能以独特的方式参与对自身命运的改造，肯定和实践自己的需要和价值。其次是对女性间情谊的建构。
　　指出女性保持彼此间深厚的感情联系能促使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反对父权中心文化。而建构“双性文化”是女性主义的最终走向和目标。西苏等女性主义学者主张承认两性有着共同的人性体验，同时存在着两性生物结构的差异和由此导致的生理，心理与经历的差异。
本文选取《紫钗记》和《威尼斯商人》这两部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代表作，从女性主义的阅读视角体察他们各自的主“情”和人文主义思想对女性的同情、关注和重新解读。《紫钗记》是汤显祖最早创作的戏剧，是他摆脱仕途重新选择人生道路的标志，也是汤显祖主“情”思想成熟的标志。这部作品突破了传统规范。女主人公霍小玉的形象为才子佳人小说中女性敢于悖逆封建理性和礼教、张扬人性的模式开创了先河。《威尼斯商人》同样也是莎士比亚人文思想成熟的标志，剧中的女性角色，特别是女主角鲍西娅是莎士比亚发现和肯定的典型的女性形象，具有人文主义新女性的基本特征，是“那朵希腊精神的后开之花—文艺复兴的代表。

　　在《紫钗记》和《威尼斯商人》这两部作品中，女性形象首先都作为主角和副主角得以详尽地展现。男性形象则作为次要的陪衬和与女性互为对应的角色而存在。女性是戏剧情节事件的焦点，操纵、改变着事态的发展。《紫钗记》中，从霍、李婚姻的促成、安排，到强权危及婚姻时小玉对李益的指责劝说，到最后通过卖钗等努力挽回婚姻，整个过程无一不是以女性为主导。《威尼斯商人》的故事情节主线是几对年轻人的婚姻，都由女性自主挑选丈夫，并且这些女性都主动出谋划策保证婚姻稳定，并使丈夫忠诚于己。故事情节的副线，如帮助安东尼奥和制服夏洛克，也都由几位女性充当主要角色，出谋划策，甚至以金钱资助。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主“情”思想和人文主义凸现女性形象，相对淡化了男性形象。这种错位式的书写与传统“理性”的男权社会的书写相抗衡，颠覆了女性只能作为“第二性”、“缺席的在场”和“空洞的能指符号”的规则，使女性作为能自我言说的主体。
　　两部作品在男女角色的安排上，男性形象不仅被有意识地淡化，形成女主男次的格局，而且被有意识地弱化。剧中女性的形象无一例外优越于男性。女性对自然人性的伸张，自我情感诉求的实现和女性利益要求的满足比男性有着更强烈的意识，是汤显祖理想的“有情人”和莎士比亚人文主义完美的新女性。汤显祖在《紫钗记题词》中自述对剧中人物的评价时说“霍小玉能作有情痴……第如李生者，何足道哉”。英国著名莎学家罗斯金说:“莎士比亚笔下的男主人公都不值一提，惟独他的女主人公都个个光辉耀眼，如同英雄”。
　　强化女性形象、弱化男性形象的对比首先体现在女性角色在门第和经济上的优势。两位剧作家都冲破了封建礼教的门第观念，解除女性低人一等的经济依附地位，有意地突出她们在这方面相对于男性的优势，使女性摆脱男性控制、获得男性尊重，并在经济独立的基础上追求至情的实现和个性的自由具备了一定的前提条件。《紫钗记》中的霍小玉是养尊处优的大户人家霍王府的千金小姐，而她的爱人李益则是家道中落的旧家门第的穷秀才。霍小玉殷实的家资使入赘后的李益不再生活清贫、卑微窘迫，为李益的进京赶考以及两人幸福的婚姻生活提供了保障。在婚姻受到强权干涉出现危机时，百的家资使霍小玉能通过各种途径挽回婚姻。同样，《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是一位富家嗣女。她父亲留下的一大笔丰厚的遗产，“从每一处海岸上给她带来了声名籍籍的求婚者，这使她有充分的主动权挑选满意的男子，得到理想的爱情。不仅如此，鲍西娅还利用她的财富帮助了患难中的朋友安东尼奥，申张了正义和人道。与鲍西娅相比，她的爱人巴萨尼奥“并无产业，不过是以出生名门望族而自傲”。对于鲍西娅接纳他这个“财产少得可怜的人”，他心中充满感动。在他朋友遇到困难而自己没有财力提供帮助的时候，鲍西娅慷慨出资的解救更使他充满感激和倾倒。剧中另一位女性角色杰西卡也是富商夏洛克的女儿。在与爱人私奔前，杰西卡拿走了父亲的金钱和珠宝。对金钱的拥有能使她与爱人处于平等地位。当对方故意抬高自己以傲慢戏谑的语气与她说话时，她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地反驳便是很好的说明。虽然中外文学中不乏落魄书生与富家小姐缔结婚姻的模式，但女性角色的经济地位和财富在故事情节中的重要作用在这两部作品中显然得到了渲染。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笔下女性的经济和门第的优势使她们能主动自由地追求爱情和自由，而不是处于被挑选、受摆布的依附地位。两位剧作家都意识到了女性经济地位的改变和提高必然对传统的伦理观带来冲击，是女性人性解放和情感追求的重要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在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笔下，女性形象的强化以及与男性角色的反差不仅在于女性的经济和门第优势，她们的才智也同样为男性所不及。封建社会的理性、理学对女性实行“愚女”政策。女性不需要有才华，但必须按礼教要求循规蹈矩。在中国，女性的才情被“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习文则淫”的要求所贬抑。在欧洲，“任何一个16世纪的妇女只要天赋伟才，她必然会发疯，毁灭自己或在村子外面的一间房子里了却残生，一半是女巫，一半是男恶，令人害怕，受人嘲笑，因为稍加思索分析就能发现，一个颇有才气的姑娘，只要敢用自己的才华舞文弄墨，就会遭到反面本能的反对和阻碍，身体和精神备受摧残’。但在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笔下，女性却一反传统的规范，个个才华横溢，聪明机智，富有远见卓识。
　　在《紫钗记》中，霍小玉是一个“涉猎诗书，商量丝竹”、“高情逸态，事事过人，音乐诗书，无不通解”的才女。她不仅有才，也有智。如李益离家赴远处任职时，她在经济上援助丈夫的朋友，买通他们经常给自己通风报信，以随时了解丈夫的情况。她能采取各种办法保证自己的婚姻。相比之下，李益在自己的婚姻受到强权打击时，拿不出一点办法，只能哎声叹气，一筹莫展。剧中汤显祖还塑造了另一个女性角色院纱，她虽身为丫鬓，却聪明能干，苦于自己沿街卖钗不便，同时出于对霍府声誉的考虑，能用巧妙婉转的言辞转托老玉工代售。
　　在《威尼斯商人》中，女主角鲍西娅聪明的才智也处处显现。她通过全面了解和分析各个求婚者的情况，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巧妙地摆脱她所憎恨的庸俗自私的求婚者，赢得了意中人;她精通法律条文，有广博的知识、优雅典丽的言辞和雄辩的口才，这些使她能在法庭上灵活应对，控制不利的局面，解决了矛盾;她还有着杰出的管理之才，把父亲留下的产业打理得井井有条且家庭主仆关系融洽自由。相比之下，男性角色的才智都低她一等:求婚者们无法与她斗智，只能接受她的“三匣选亲”的安排，一个个地被她赶走;在法庭上，面对贪婪狠毒的夏洛克，那些男人们，上至尊贵公爵，下至忠耿义仆，全都束手无策，哎声叹气;她的爱人巴萨尼奥由衷地赞美她过人的才智:“小姐，您使我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的精神……正像喜悦的群众在听到他们所爱戴的君主的一篇美妙的演辞以后那种心灵眩惑的神情，除了口头的赞叹和内心的欢乐之外，一切的一切都……化成白茫茫的一片模糊”。剧中除了鲍西娅外，为了爱情计划私奔的杰西、帮助鲍西娅选亲的尼莉莎也都是充满智慧的女性。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赋予了这些女性杰出的才华和智慧，在“理性”、“理学”、礼教的男权社会看来是离经叛道的。女性的知识、才华以及思考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无疑违背了封建社会男权绝对中心和女性只能作为低人一等的“第二性”存在的意愿，威胁着父权社会的权威和地位，消解了男性神话。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还着意突出女性角色自我意识的自觉性，将男性置于被动地位。在封建社会中，女性沦为依附的，被驱使、被奴役的客体，处于父权、夫权、政权、教权和族权为中心的社会边缘。“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夫者妻之天”的婚姻安排否定和泯灭了女性作为人的正常的情感要求，最直接、最根本地剥夺了她们的人格和个性，从而最彻底地抹杀了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为了与这种无视人情、人性的社会抗争，标举主“情”思想和人文主义，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创作了渴望自由平等的婚恋权，要求自然、自由地体现女性的情感，突出女性主体意识的形象。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主体意识首先体现在她们不是被动地接受强行指派给她们的婚姻安排，而是主动地选择追求理想的爱情和婚姻。在《紫钗记》中，霍小玉“从鲍四娘处闻李生诗名”，便“终日吟想”，有所心仪，在观灯的晚上偶遇李益时，主动表达了自己对他“乃今见而不如闻名”的称赞。她还阻止丫握院纱对李益故意拾钗不还的责备，不失时机地接上李益的话题。这样，霍小玉就主动而又不失巧妙优雅地为自己与所爱之人从相见到很快切人正题—婚媒创造了机会。《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按照父亲的意愿用“三匣择婿”的办法决定自己婚姻的归属。这种安排对她来说本来是没有多少自我选择的余地的，但她不是听天由命地等待选匣的结果，而是主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笔下的女性的主体意识还体现在她们对自身命运的思考和对一夫一妻平等婚姻的追求。《紫钗记》中的霍小玉在新婚燕尔之时，就对自己长久的婚姻前景作了冷静的分析思考。她向丈夫提出“今以色爱，托其仁贤。但虑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萝无托，秋扇见捐，极欢之际，不觉悲生”;她深知以李益“才貌名声，人家景慕， 愿结婚靖，固亦众矣”、“盟约之言，恐成虚妄”的可能结果，因此她主动提出只与李益八年相守，而后李益可以“妙选高门，以求秦晋”，但这八年中，李益必须对她忠诚;李益赴边地任职时，她又用心写就了回文诗，以“既为随阳雁，勿学西流水”提醒劝说丈夫要对自己忠诚。在男子的仕途前程高于一切并可以轻易为之放弃旧爱的中国封建社会，霍小玉对婚姻的担忧，对未来的预见，对丈夫一再提出要专情的要求，大大超乎了礼教规范对妇女的期待。(威尼斯商人》中的鲍西娅和尼莉莎以“戒指戏夫”的方式提醒丈夫，贞洁不应该只是对妇女的单方面要求，妇女同样也有权要求丈夫忠于自己的妻子。这些女性对男权社会的婚姻制度能大胆提出质疑，对女性婚姻命运作出主动的思考分析。她们不仅不甘居于被任意处置的客体地位，还要求处于和男性平等的主体地位。
　　在美满婚姻由于种种原因遭受打击和威胁时，这些女性更敢于主动与命运抗争，反抗压制她们的爱情，夺去她们幸福的虚伪的理性、理学和礼教。这是她们主体意识的集中体现。在《紫钗记》中，卢太尉作为父权、政权的代表是威胁霍小玉幸福的直接原因。面对叫嚣着“说甚么小玉，便大玉要粉碎他不难”的卢太尉，霍小玉没有慑于他的威势，依旧努力地寻求各种办法挽回婚姻。相比之下，李益完全地被卢太尉所控制，性格软弱，无所作为。在《威尼斯商人》中，对于“活生生的女儿的意志，却要被一个死了的父亲的意愿所箱制”以及“这些无聊的世俗的礼法，使人们不能享受他们合法的权利”，鲍西娅不只是发出不满的慨叹，更是采取了种种实际的反抗行动。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创造的这些女性形象表现出不以父权为中心的主体意识，使女性从边缘走向中心，从客体跃居为主体，对千百年男性中心、女性从属的传统“理性”、“理学”文化作了最大的反讽和抨击，解构了男权中心及封建思想对妇女的界定。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新女性形象也意味着恢复被扭曲的封建婚姻的两性关系。因为“痛苦的女性和不幸的男性是同一根性别文化链条捆绑的奴隶”。社会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两者相互制约。“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只有当女性成为真正独立的、有着自己的价值和尊严的“人”时，才会有男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以及平等的两性关系。《紫钗记》和《威尼斯商人》中女性独立的经济地位、聪明的才智和强烈的主体意识，赢得了男性的赞赏和尊重，保证了理想婚姻的实现和稳定。由此，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也探寻了两性关系的理想模式和状态，这是一种既非二元对立，又非一元中心的合理、平等的两性关系，从根本上颠覆、解构了传统的“父母之命，媒约之言”、“夫为妻纲”的扭曲的两性关系。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还以人文关怀的尺度，在作品中展现理想的女性间情谊。在传统的父权历史书写中，女性间的情谊从来就是被忽略，轻视和掩盖的。“女性被大量表现的情感只是对异性的思念，哀怨。女性之间的同性情谊比起男性之间的知己之交是逊色的。被书写的女性情谊便是媳妇孝顺婆婆，妻妾相友善。这二者一般并不表现人道精神，只表现女性自觉以礼教压抑人性，扭曲自身人格”。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在作品中展现了作为人的正常情感和需求的女性间情谊，以及同性结盟对压抑人性的封建礼教的挑战。
　　《紫钗记》和《威尼斯商人》中的一系列事件都是那些女性角色共同安排，商量策划的;两个侍女的形象—院纱和尼莉莎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卑贱的角色。她们更像是始终给予霍小玉和鲍西娅体贴关心、热情鼓励、建议和劝慰的知心朋友。《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还与杰西卡共同承担管理庄园的重任。值得一提的是，《紫钗记》中的鲍四娘是个“折券从良”、经历坎坷的风尘女子，但她是霍小玉家的常客，不仅参与霍小玉的婚事安排，更在听到李益负心的谣传后对他痛心指责。这种涉及背离正统女性角色限定的妇女的姐妹情谊通常是传统文学不屑表现的。通过这个角色，汤显祖着意表现了受到伤害的女性之间的同情，相互慰藉，以及从道义上共同批判负心男子的不道德行径。
　　通过《紫钗记》和《威尼斯商人》中一系列反封建传统的新女性形象，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从人性和人的价值角度探寻女性的生存处境和命运，为女性提出了作为平等的人的生命欲求，呼唤人性的解放和自由表达。他们的人文思想和女性观不仅与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即资本主义萌芽对社会各个领域的冲击有关，更是他们曲折的现实生活经历的反映。汤显祖追求独立的个性使他终身仕途曲折受挫，因而无法舒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和才华。莎士比亚干过各种活，有机会大量接触各个阶层的人。他们的经历使他们能从个性解放的角度观察人性，并作出意味深长的思考和诊释。他们对在官场或社会生活中自己和他人的个性、才华被压抑有着深刻的感受。不仅如此，他们能从考察社会政治权力统治和被统治的二元对立推及两性之间的二元对立状况。正如jordan所指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男性能从女性政治的从属地位、经济的依赖性和无法律地位看封自己在社会中受压迫的方面。每个男子都处在社会的等级地位中。他自己遭受压迫的体验越深刻，他的男性地位和体验就越向女性靠拢。类似的体验使汤显祖和莎士比亚能强烈地感受到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理性、理学统治给女性带来的巨大压抑，因而真正站在女性的立场细致人微地体察女性个性自由的渴望。他们创作的女性形象也是他们“自我人格中潜在的反抗愿望”，“是男性作家……人格愿望的形象投射。(他们)借助笔下的女性形象表达了自己的人格倾向，舒展自我的生命意志’。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经历使他们产生了这种“超性别视角”、“全人类的视角”;使他们能在作品中表现“女人也是人”、“女人首先是人”的主题，把女性的个性自由意识和“人”的解放意识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考察。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对女性问题的同情、关注和对新女性形象的赞赏与塑造表明了男性作家站在女性立场上体察女性命运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体现了西苏等学者的“双性同体”的创作思想。男女两性具有许多超越性别差异的共同体验和人性，加之根植于人类性别心理中普遍的易性需求和易性能力，男性能增进对自身的了解。正如西苏指出，男性作品本身并不排除女性特征。克里斯蒂娃也认为，性别的能指可以自由地移位，“生而为男或为女不再决定主体在权力关系中的地位，而权力的性质也可以改变了不可否认，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等男性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局限性，但是在漫长的男权社会中，他们的努力为女性争取更合理的生存迈出了艰难而可贵的一步，无疑具有伟大的意义，值得深思与研究。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观照下研究他们的作品无疑会大大扩展研究的视野和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