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中国东晋时期的陶渊明与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作家梭罗，前者乃“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后者以《瓦尔登湖》著称于世，虽二者生活的时代背景及国度大相径庭，却都被后人奉为“隐士”。本文试比较两者的隐逸生活，并得出二者的异同。
　　论文关键词：陶渊明；梭罗；隐逸；比较
　　
　　一、引言
　　有人说，归隐于自然，一种智者的人生观。我国历史上东晋时期的陶渊明开启的诗人归隐文化并非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时代的独有现象。相比较，在美国的梭罗经历和其极力倡导的湖畔生活同样契合这样一种文化内涵底蕴。
　　放眼陶渊明的代表作，大多数都在向世人阐述的是其向往自然的田园生活的心境，这在当时有其自身的原因和背景，可以看作是不畏权贵的一种气节，更是大隐于市的精神境界。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描述了作者出仕以后赏心悦目的田园生活及其乐趣，从简短的文字中我们深深体会到诗人那颗强烈的归隐之心。事实也如此，陶渊明41岁辞归，自此终身不仕，一直过着躬耕自给的田园生活。
　　而在陶渊明之后1000多年，美国有一个著名的作家亨利?戴维?梭罗，在康科德镇原本很平静的生活，受到导师爱默生的影响，对超验主义的另一番独到的见解，并且亲身感悟自然，体验恬静的湖畔生活。1845年3月，他借了一柄斧头，孤身一人，跑进了无人居住的瓦尔登湖边的山林中，自己砍材，在瓦尔登湖畔建造了一个小木屋，并在小木屋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又两天的时间。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梭罗自食其力，他在小木屋周围种豆、萝卜、玉米和马铃薯。他完全靠自己的双手过了一段原始简朴的生活。可以看做是一段隐居的生活，并写下了著名的《瓦尔登湖》。该书将自然生活阐释的淋漓尽致，令人神往。特别是书中贴近自然的极致唯美的文字描述，在那个推崇工业文明的社会，对比鲜明。
　　陶渊明和梭罗都试图摆脱现实的种种束缚，来到山林过起了“隐逸者”的生活，并且在各自的隐居生活期间都用文字记录下了各自不同的生活。那么，作为中西方的代表，人们在提到“隐者”时，不免会将二者相提并论，并作比较。虽然两者为对抗现实的选择了同一的方式，笔者认为通过二者的比较是可以找出其共同性和差异性的。
　　二、回归自然的一致
　　虽然陶渊明与梭罗分属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陶渊明深谙中国传统孔孟之道以及老庄哲学，另一方面，梭罗沿袭的是美国自由观的传统，但他们在实践行动上同样选择“隐逸”。至少对于他们来说，隐逸自然、返璞归真被看作是在物欲横流的现实社会保全人的完整性的明智选择。
　　陶渊明在自己的诗作中字里行间流露出从世俗社会遁退、归耕山林、隐逸田园的精神思想，如：他在《归园田居》中描述到“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五首》)“羁鸟”、“池鱼”系现世中为世俗所困的芸芸众生包括他自己的真实写照，要想逃离这久困于己的世俗“樊笼”，大概归隐山林，过闲云野鹤般的生活，才能得到真我的实现。“返自然”再次强调和点出了诗的主题和诗人的心境，因为这既奠定这组田园诗的基调，也是诗人人生理想和憧憬。
　　同样，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有过类似的表述：“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的所谓生活的舒适，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所以关于奢侈和舒适，最明智的人生活得甚至比穷人更加简单和朴素。”由此，对于社会的喧嚣与浮躁，以及那些所谓的“奢侈品”和“生活的舒适”都只不过是通往我们质朴生活的一种阻碍。简单才是最自然，梭罗如是说。
　　三、内心的升华的同一
　　陶渊明隐遁后的田园生活是躬耕劳作，早出晚归辛勤耕作。有如《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又譬如：“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觞远见候，疑我与时乘。”这些诗句折射出诗人当时已经近乎融入了山林生活。田园生活已经成为了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从精神层面来看陶渊明达到了他当初归隐的目的，内心世界真正从“久在樊笼里”的挣扎与苦痛中得到了解脱升华。
　　“当我的锄头叮当地打在石头上，音乐之声传到了树林和天空中，我的劳役有了这样的伴奏，立刻生产了无法计量的收获。我所种的不是豆子，也不是我在种豆；当时我又怜悯又骄傲地记起来了，我的一些相识的人特地到城里听清唱剧去了。”在瓦尔登湖畔，除了漫步、阅读、与大自然对话，梭罗生活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劳动。不过，对于劳动，梭罗从来不把它当作生活的直接目的，而只是当作获取生活必须用品的一种手段。他在湖畔小屋每周平均的生活费用是27美分，这些钱只用于他自己不能供给的生活必需品，除此之外，他既不需要任何多余的东西，也不再进行任何多余的劳动。所以，梭罗整个冬天和大部分夏天，他都沉醉在一种自由的状态之中随心所欲地生活，他说“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人的灵魂必需的东西，是不需要花钱买的。”梭罗以自己的行动告诉世人，物质生活并非是决定幸福的唯一条件，在简陋的环境中也同样可以酿造幸福，也同样能够生活得非常富足。因此，梭罗同样在归隐自然后内心世界得到了简单却又极大富足的精神境界，这是在当时工业文明后对物质生活疯狂追求的独树一帜。
　　四、生活思想的迥异
　　海子曾经将陶渊明与梭罗做过比较：
　　“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他们隐藏和陶醉于自己的趣味之中。他们把一切都变成为趣味。这是最令我难以忍受的。比如说，陶渊明和梭罗同时归隐山水，但陶重趣味，梭罗却要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和关注。这就是我的诗歌的理想，应该抛弃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
　　陶渊明在躬耕生活中，家境十分困苦。后来生活每况愈下。他在《有会而作》诗序里写道：“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可见他的此时的生活穷困潦倒。陶渊明在《乞食》诗里也写道：“饥来验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即门拙言辞。主人解余意，遗赠岂虚来。”他即使在这样的困苦境地之中始终不愿再为官求禄。他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不同流合污的品行，为后代许多正直、进步的文人后世所景仰。他给我们留下的诗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我们也会不禁感叹陶渊明的命运多舛。

　　反之，梭罗“要对自己的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和关注”。他的归隐带着探究生活的目的。“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梭罗远离大众生活，来到瓦尔登湖畔，是为了找到一种合适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能让他实现他的生活憧憬和社会理想。而《瓦尔登湖》的创作正是为了很好地分享他的探求所得，从而改变人们的思想：
　　“可是那唯一的真正的美国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你可以自由地过种生活，没有(茶、咖啡、肉)这些食物也能过得好，在这个国土上，并不需要强迫你支持奴隶制度，不需要你来供养一场战争，也不需要你付一笔间接或直接的因为这一类事情而付的额外费用。”
　　“假如人们能过宇宙法则规定的简朴生活，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焦虑来扰乱内心的宁静”，他通过自己的生活探求，启示世人不要在纷繁复杂的生活迷失了方向，从而失去了生活意义。
　　五、隐逸动机的差异
　　“归隐山林”是一种走向山野的宁静乃至孤寂的生活。隐士中的大多数胸怀大志，尤以知识文人居多。可惜他们从来都不是社会的统治者，总是怀着一种社会责任心。但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却正是知识分子不能实现自己改造社会的理想，而退而保守自己内心的纯洁和理想的高尚。
　　陶渊明，二十九岁入仕，做过州祭酒、参军之类的小吏，期间偶有离职赋闲。四十一岁，在他任彭泽令八十一天后，终于绝决地脱下官服，从此远离了仕途，过起了亦读亦耕的生活。后来即使生活境遇很窘迫的情况下，始终不愿为官求禄。我们从另一方面来看，陶潜仕途坎坷的这样一个事实让他不得不退而求“穷则独善其身”。反之，设想其仕途平步青云，会不会去过隐逸山林的生活呢？所以，我认为陶渊明的“隐”归结到一点，更多的是当时乃至后世的封建士大夫怀才不遇后的逃避现实的一种抒发和寄托方式。
　　他的归隐，实际上是自己的理想与当时的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于是选择退而思隐，由怀疑、厌恶、否定现实俗世转向亲近、欣赏和感悟自然，然后将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理想融入“隐逸山林”之中，最终又以诗词歌赋的艺术形态阐释出来。在《桃花源记》中借助虚构加以形象的表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种“与世无争”的社会。他常常把虚构的淳朴无争的上古之世与道家宣扬的“小国寡民”的社会合为一体，作为理想世界来歌颂。然而“世外桃源”，却在当时的现实中无处可寻。因此，他只能将自己有限寄托在田园生活中以求精神上暂时的解脱。
　　梭罗面对工业文明日趋压迫和趋使人类社会忧虑不已，同样他也对现实感到不满，但他没有逃避。梭罗说：“无论你的生活多么卑微，你都要勇敢地面对，坚强地生活，不要回避它，也不要谩骂它，它毕竟还没有你坏。最富的人往往也是最穷的人，就是在天堂，喜欢挑剔的人也会找岔子。热爱你的生活吧，尽管它很贫穷，就是在贫民院，你也可能度过一些快乐宜人，激动人心的时刻。落日映照在富人的寓所，同时也映照在贫民院的窗上，而且同样光辉灿烂。门前的积雪也同样在早春融化”。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追求新的生活，实际上想在孤独的心境中对人生进行思考和探索。在孤独中他的生活追求和思想应运而生。瓦尔登湖不仅给他提供了思考的空间，也给他造就了一种朴素淡泊的心境。他在这里观察、倾听、感受、沉思，并且梦想。“我含蕴着，并养育着珍珠，直到它的完美之时。”他承诺要将独居湖畔孕育出的珍珠奉献到公共福利上来。事实证明他说到也做到了：例如他在瓦尔登湖边居住时，曾积极写文章反对1846至1848年间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这说明他虽然身在瓦尔登湖，可他的心在社会。他虽然不太满意他所处的社会，但他并不因为不满而放弃了它，而是试图用自己的方式去改变它。这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表现得都很突出。1859年，约翰?布朗发起哈帕斯渡口起义，袭击美国军火库，同年12月布朗被判处死刑时，梭罗曾发表了激烈的演讲来为布朗呼吁。而且，梭罗决不只是说说而已，正如他谴责那些空谈者一样，他用实际行动来说话，比如帮助逃亡的奴隶，以及帮约翰?布朗起义军中的一个人逃往加拿大。
　　六、结语
　　陶渊明和梭罗，虽然身处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现实生活，但是，二者都选择“隐逸”对当时的物质社会进行有力的回应，一个是对封建黑暗的官僚社会的厌恶，一个则是对片面工业文明的对抗。他们在另一个层面——对自然生活的还原的诉求却达到了高度的契合。自然质朴的生活，能够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和心灵上的满足。如果说陶渊明的“隐”传承的是中国文化的保存自我的中庸之道，那么梭罗《瓦尔登湖》里的“隐”则是追求自然地张扬，和实现这一方式的社会普遍性的极力倡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