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两汉纪行赋，是汉代包括游览赋、失志赋等抒情类赋作的一个重要分支，学者们对其讽喻、言志等方面的功用已经做了详尽且深入研究，本文拟从两汉赋作所表现出的纪实性方面做一些初步的探索。 
　　论文关键词：两汉 纪行赋 纪实性 
　　纪行赋是指与韵文体的游记类辞赋相似，一般比大赋篇幅短，但内容很丰富，叙述行程、反映现实、抒发情感的作品。其最初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楚辞·九章》中的《涉江》、《哀郢》篇，赋中有许多记述屈原流放经历及旅途见闻感受的内容，并将写景、抒情结合在一起，是纪行赋的滥觞，但是其中纪行的成分较少，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纪行赋。正式确立纪行赋程式的是西汉末年刘歆所作的《遂初赋》，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篇较成熟的纪行赋。此后，在此基础上纪行赋作品大量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达到高潮，其中以潘岳的《西征赋》为最高成就的代表。对于两汉纪行赋的各种研究，前贤们已做了详尽且深入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本文试图就两汉纪行赋在纪实性方面的特点进行简要的分析。 
　　据笔者粗略统计，两汉纪行赋共二十七篇，从其内容和所要表达的思想来看，我们可以把两汉纪行赋分为咏史类纪行赋、述志类纪行赋及军旅类纪行赋。其中咏史纪行赋三篇，分别是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蔡邕《述行赋》；述志类纪行赋五篇，分别是刘歆《遂初赋》、冯衍《显志赋》、葛龚《遂初赋》、刘祯《遂志赋》、崔琰《述初赋》。所有赋作中表现出的纪实性，不仅仅体现在对历史的记载上，还表现在作者通过作品抒发的借古讽今、愤世嫉俗的情感中，每篇作品都真实记述了作者们通过借助于各种客体所要表达的真实的情感，相对史书记载而言，可以看作是另类的历史记载。 
　　首先，作者丰富的史学功底是两汉纪行赋纪实性特点的基础。要写出具有历史叙事意义的作品，必须得有相当丰富的史学知识，有深厚的史学功底，纪行赋都是作者对自己生平志向、或被贬、或避难、或愤世嫉俗、或不遇于当世等等经历的真实描述，而且，“赋”这一文体本就适合于铺叙陈述、抒发情志，这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这些赋学大家提供了丰富资料。两汉的纪行赋作家刘歆、班彪、班昭、蔡邕、冯衍、葛龚、崔琰、崔骃、曹氏兄弟及建安七子等都与史学有着很深的渊源。刘歆，是西汉著名经学家刘向之子，不仅在儒学上很有造诣，而且在目录校勘学、天文历法学、史学、诗学等方面都堪称大家，“讲传记、诸子，无所不究”，“治《左氏》……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汉书·楚元王传附刘歆传》）班彪学博才高，专力从事于史学著述，《后汉书·班彪列传》中云：“彪性沈重好古”，“才高而好述做”，“採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他写成《后传》六十余篇，斟酌前史，纠正得失，为后世所重，而其子班固修成《汉书》，史料亦多依班彪，认为那实际上是他修史工作的继续。班昭，班彪之女，博学高才，是我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其兄班固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遗稿散乱，未竟而卒，班昭继承遗志，完成《汉书》（《后汉书·列女传》）。蔡邕，博学多才，通晓经史、天文，擅长辞赋，在编写历史典籍方面贡献非常大，“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后汉书·蔡邕传》）。以上诸位，都是博古通今的大家，作赋态度极其严谨，尤其是蔡邕“历观群都，寻前绪兮。考之旧闻，厥事举兮。”希望凭此赋来求得不朽的事业，俨然是以史传写作的目标来要求自己。 
　　其次，两汉纪行赋的纪实性特色还表现在对行程的记述中。根据表达情感的不同，我们可以把它分为历史情怀的抒发和个人情怀的抒发。咏史、述志类纪行赋主要是以作者的行程为线索，通过对所经地相对集中的历史人文掌故的记述来“以古鉴今”或“怀古伤今”，时间和空间的交织体现出时空的协调性。同时，通过对所经地的史事及风物的叙写抒发个人或不得志、或避难在外的现实情怀。 
　　刘歆的《遂初赋》记载了他从长安出发，东经洛阳，再向北越过太行山，进入今位于山西省西南部的天井关，后一路向北，历经高成、长子、屯留、下虒、铜鞮、太原等地，出雁门关经云中，西折到达五原。作者的行程按照由近及远的顺序展开，从长安一直到达遥远的北地，罗列的历史故事却是按照由远及近的时间顺序一一道来，从先周到东周，从三晋所处的春秋时期再到赵国称雄的战国时期，时空的衔接呈现出一种逆向对应的局面。作品的前半部分借历史典故来蕴含褒贬，后半部分则是用景物描写来抒发情怀，表明心志。所经之地主要是三晋故地，每经一地，都联想起晋国的史实： 
　　剧强秦之暴虐兮，吊赵括于长平。好周文之嘉德兮，躬尊贤而下士。骛驷马而观风兮……怜后君之寄寓兮，唁靖公于铜鞮。 
　　在对历史的追忆中，引发了他对衰周命运的思考，权柄下移，远贤近佞，导致枝叶落而公室卑，暗喻当时宦官、外戚专权的政治局面。途径太原，令他想起当时晋国六卿相轧等一系列史实，“叔群既在皂隶兮，六卿兴而为桀。荀寅肆而颛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憎人臣之若兹兮，责赵鞅于晋阳。”借晋国自平公开始的衰落暗喻西汉自成帝起开始衰落直至哀帝时期大权旁落、朝政衰败的现实。 
　　班彪的《北征赋》，叙述了作者从长安出发，向西北经池阳、云阳、栒邑、义渠、泥阳、彭阳，最后到达高平（今宁夏固原）。作者的行程是从长安到高平，由近及远，对历史的追溯却是由远及近，先写东周，其次是秦，最后是西汉，时空顺序交错呈逆向对应。赋作把班彪在西汉末的动乱中离开长安至天水避难时这一路的见闻及感受描写得历历在目。由于班彪途经的多是周秦故地，因此联想到的自然也就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典故。经由豳地，发出“慕公刘之遗德，及行苇之不伤。彼何生之优渥，我独罹此百殃？故时会之变化兮，非天命之靡常”的感慨，想起为周族兴盛奠定基础的公刘，并把当时的安定局面和自己遭逢的乱世相对比，表达出内心的苦痛。在义渠旧城，想起“忿戎王之淫狡，秽宣后之失贞。嘉秦昭之讨贼，赫斯怒以北征。纷吾去此旧都兮，騑迟迟以历兹”，书写了秦昭王起兵伐义渠使秦国日益强大的历史。登上长城，班彪想起秦朝名将蒙恬，“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乎筑怨。舍高亥之切忧兮，事蛮狄之辽患。不耀德以绥远，顾厚固而缮藩。首身分而不寤兮，犹数功而辞鱤。何夫子之妄说兮，孰云地脉而生残”，批评了蒙恬劳民伤财，为秦筑怨，把主要力量用于御外，而无视胡亥、赵高等人在朝廷内的胡作非为，最终导致秦朝的迅速灭亡。班彪在登临长城时还追述、肯定汉文帝的怀柔政策，认为以德化边的做法有利于消除内忧外患，“从圣文之克让兮，不劳师而币加。惠父兄于南越兮，黜帝号于尉他。降几杖于藩国兮，折吴濞之逆邪。惟太宗之荡荡兮，岂曩秦之所图”。 

　　又如蔡邕的《述行赋》，作者从陈留出发至偃师。随着行程越来越远，表达出的感情也更加激愤，时空推移和情感的变化相互一致。作者每到一地就联想起当地的历史掌故，又由于作者本是陈留人，对此地的史实就更加熟悉了。途径大梁（今河南开封）时，“夕宿余于大梁兮，诮无忌之称神。哀晋鄙之无辜兮，忿朱亥之篡军。”在中牟之旧城，想起春秋时期背叛赵简子的中牟宰佛肸就十分憎恶，说“憎佛肸之不臣”，感慨周成王之师甯越“问甯越之裔胄兮，藐髣髴而无闻。”到达管城，谴责了管叔的反叛行为，“愠叔氏之启商”。过荥阳“过汉祖之所隘兮，吊纪信于荥阳”。在成皋，想起“稔涛塗之愎恶兮，陷夫人以大名”的卑劣行径。接近洛阳时，又“哀衰周之多故兮，眺濒隈而增感。忿子带之淫逆兮，唁襄王于坛坎。悲宠嬖之为梗兮，心恻怆而怀惨。”到洛汭时，“追刘定之攸仪兮，美伯禹之所营。”对夏禹一心为民大加歌颂。行到洛水与黄河汇合之处时，发出“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声”的感叹，为太康执迷不悟痛心，对五子深表同情。赋作名为“述行”，实为“抒情”，作者用“忿”、“憎”、“愠”、“悲”、“愍”等词传达出他对历史的鲜明态度，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谴责了扰乱朝政的乱臣贼子，褒扬了正直的贤士。特别是赋文的后半部分对当时社会政治的腐败，是非颠倒的黑暗现实，对人民苦难生活的同情，具有深刻的现实揭示意义。“命仆夫其就驾兮，吾将往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万方徂而星集。……周道鞠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涩。”是对当时社会贤士的真实描述，将贵族“穷变巧于台榭兮、消嘉榖于禽兽兮”，与下层人民“民露处而寝洷、下糠粃而无粒”作以鲜明的对照，为我们描绘出一幅生动的东汉社会实景写照图。 
　　以上所论都是纪行赋在旅途行程中对历史典故的种种追述，无一不表现出纪行赋作品有着纪实性的特点，这固然与作者渊博的历史知识和才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作者所经地有着丰富的人文掌故，可以为作者感情的抒发提供载体。 
　　再次，赋作品的纪实性还表现在序文上。在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序为诗序，序的功能正如孔安国在《尚书序》中所说的：“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明代的徐师和清代的王之绩对序这一文体做了更为详细的解释，认为叙事为序之正体。两汉大部分纪行赋的序是叙事体，内容多以纪实为主。赋序在说明作者的写作缘由与目的时，也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如刘歆《遂初赋》序文云： 
　　遂初赋者，刘歆所作也。歆少通诗书，能属文。成帝召为黄门侍郎、中垒校尉……之官，经历故晋之域，感念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征事而寄己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刘歆的生平以及在成帝时颇为详细的仕途经历，“歆少通诗书，能属文”，“成帝召为黄门侍郎、中垒校尉、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此后“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他作此赋的缘由“是时朝政已多失矣，歆以论议见排摈，志意不得。之官，经历故晋之域，感念思古，遂作斯赋，以叹征事而寄己意。”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描绘出了西汉末年“是时朝政已多失矣”，外戚、宦官及佞臣掌握朝政，朝廷上用“小臣”，下用“小材”，正直的大臣多遭排挤这种政治黑暗、腐朽的现实。 
　　又如蔡邕《述行赋》的序文云：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时梁翼新诛，而徐璜、左悺等五侯擅贵于其处。又起显阳苑于城西，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陈留太守发遣余。到偃师，病比前，得归。心愤此事，遂託所过，述而成赋。 
　　作者简短的序文里，为我们传达了大量关于东汉末年朝政腐败状况的讯息。公元159年，桓帝与宦官单超等合谋诛杀了把持朝政二十多年的外戚梁冀，五位宦官同日封侯，从此贵盛擅权，作威作福。“起显阳苑于城西”，而百姓“人徒冻饿，不得其命者甚众”的社会现实；“白马令李云以直言死，鸿胪陈君以救云抵罪”的黑暗、腐朽的朝政；而作者由于善于鼓琴，被当朝宦官权贵召至京师，心中愤怒，所以成文，宣泄情志，亦为我们道出了写作此赋的直接原因。 
　　同时，两汉纪行赋的序文除了刘歆的《遂初赋》外大多用第一人称来叙述，这第一人称的运用，更加增强了作品内容的真实性和可信度。 
　　但是，文学作品和史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史书内容翔实，措辞严谨。但是纪行赋在记述史实的同时，也让我们领略了文学魅力，增加了研读的情志，两者相得益彰，是对史书有益的补充。正如王琳先生所认为的，纪行赋作者通过“感叹之词”对古人古事进行直接的议论和评价，从而表达了鲜明的思想倾向，具有浓重的抒情色彩，因此我们可以称其为“史传内容艺术化”。 
　　以上笔者主要论述了两汉咏史类、述志类纪行赋所表现出来的纪实性特点。此外，军旅类纪行赋大都是建安时期曹氏兄弟和建安七子所作，内容多为对军旅生活的记载，其中也不乏对当时某些经典军事战役的记录。这类赋作的产生深受建安时代战乱的影响，大多是描写征战行役的壮阔场面，侧重气势的渲染，展示军容军威，表达豪迈的情怀，洋溢着锐意进取、有所作为的豪情，与当时将士们建功立业、慷慨豪迈的时代精神相一致，其现实性意义直接了然，无需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