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钟嵘的《诗品》构建了系统的诗歌批评标准并体现出富有创建性的诗学思想：以“体”为标志的风格流派论、融比较叙评于一炉的诗评方法论、以抒发“怨”情的对象的诗歌本质论、以“滋味”为高妙境界的诗歌鉴赏论。这些钦异拔新、迥乎时论的理论对我国文学理论尤其对诗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体　比较叙评　滋味说　“怨”情
        钟嵘的《诗品》是我国第一部诗歌理论批评专著，也是第一部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素有“诗话之祖”、“诗话之源”之美誉，与同时代的《文心雕龙》堪称六朝文学批评史上的双璧。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曾这样高度评价：“《诗品》之于论诗，视《文心雕龙》之于论文，皆专门名家，勒为成书之祖也。”钟嵘的诗歌批评有着独特的、完整的理论系统，多方面探讨了诗歌的风格流派、诗评方法、诗歌本质、诗歌艺术美的鉴赏等问题以及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品评。他富有创建而新颖的诗评命题对后代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文拟从上述几个方面解读之。
        一、以“体”为标志的风格流派论
        风格即风度品格，体现创作中的艺术特色和个性；流派指学术、文艺方面的派别。风格流派是文学流派的基本标志，无论是派系的选择还是代表作家的产生，其指向都是独特的流派风格。可以说，没有独特的流派风格，就没有流派。钟嵘在其《诗品》中评述部分作家及追溯诗风渊源时，明确地运用了“体”字，以表现其对这种现象的关注。如评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颇以繁芜为累。”评陶渊明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钟嵘《诗品》所说的“体”，即体貌特征，其含义与现代人所说的“风格”大体相近。“景阳之体”，即张协的创作风格；“文体省净”，即陶渊明的创作风格是用语干净利落，不假雕饰。从上面不难看出，钟嵘以“体”为标志论作品风格与作家个性创作风格时有意与某种文学传统联系起来。对于以“体”为标志来品评风格流派，并非钟嵘独创，在当时的文学传论中多有运用，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就曾对汉魏文体的流变追溯到《诗》、《骚》：“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其中“文体三变”即指出汉魏以降文学风格流派的渊源、传承与流变关系。但至钟嵘之论“体”，见解更加明晰而富有穿透力，更趋系统性、全面性。
        钟嵘以“体”论诗家风格流派，注重在文学史的纵向传承中追溯某一作家风格形成的历史原因。章学诚在《文史通义·诗话》中评价这种批评方式时曾指出：“如云某人之诗，其源出于某家之类，最为有本之学。”基于这种批评方式，钟嵘把自建安以降的五言诗大致分三大流派：国风派、小雅派和楚辞派，而以国风派和楚辞派为主。《国风》派作品其“体”具有雅怨而悲壮的特点。在这一风格类型的发展中，又衍生出古诗的质朴与曹植的华茂两大支流。《诗品》说曹植的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属于曹植这个支流的，有陆机、颜延之、谢超宗等人。即使是对同一支流中的作家，钟嵘也能做到明察秋毫，区分出他们“体”之间的不同，如《诗品》评陆机时说“其源出於陈思”、“才高词赡，举体华美”，就与曹植的“体被文质”、“词采华茂”有所差异。《古诗十九首》“其体源出於《国风》。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继承《古诗》“体”的是刘桢、左思。《诗品》评刘桢的诗“源出于《古诗》”。受刘桢影响的有左思，“其源出于公干（刘桢）”。在钟嵘品评的五言诗人中，属于《楚辞》“体”类型的更多，这种“体”类型的特点是怨而愤、悲而少壮。和《国风》比较起来，《楚辞》“体”缺少“雅”。直接受其影响的是李陵。《诗品》评李陵：“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李陵又影响到班婕妤、王粲、曹丕。评王粲：“其源出於李陵。……在曹、刘间，别构一体。”评曹丕：“其源出於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张华、张协又受王粲影响，鲍照、谢瞻、谢混、袁淑、王微、王僧达等人又受张华影响。《诗品》对同一风格流派作家诗风之间的差异品藻也进一步昭示出五言诗嬗变传统和革新的辩证关系，意即传统是前提、革新是指归。这样钟嵘以“体”为立足点，对诗家风格流派不厌其烦地进行层层梳理、整合，条分缕析，逐本溯源，形成了鲜明的风格流派意识，又注意到诗歌继承与变革。这一理念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文学风格流派问题的理论已初具体规模，并在思辨层面达到了较高水平。
        二、融比较叙评于一炉的诗评方法论
        《诗品》在品评繁多的诗家英华时能做到有条不紊、脉络清晰，这得益于其富有特色的诗评方法。《诗品》有关诗评方法的运用，大致有两类方法：一是比较方法，一是叙评方法。
        曹旭认为：“《诗品》的比较批评方法是古代文论中具有特色的经典。”钟嵘品第诗人，运用的是一种类比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对众多诗人的比较、类推、归类，将诸方面大体相似者并为一品；其次在同品诗人之间进行相互比较，以区分他们各自的特点、优劣及阐述其相互间的联系；再次，在不同品第的诗人之间，进行交叉式的比较，以发现他们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通过比较方法，钟嵘对汉魏晋宋齐梁历代诗人进行汰选、鉴别、比较，将123位诗人纳入了批评的品级，并将其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以“三品升降”显现优劣。同时钟嵘又进一步从诗风、诗派进行了比较。比较方法体现在诗学思想上，有“文”与“质”、“雅”与“怨”、“丹彩”与“骨气”的比较；体现在诗歌流派、诗学宗派上，有《诗经》系和楚辞系比较；在《诗经》中又有《国风》系和《小雅》系的比较。比较方法在诗评上的运用，其意义和作用在于给所品第对象以最大限度的明晰性，纵横交错，变化多端。
        然而比较方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比较双方要有对应的观照对象为根据，没有这个条件，就不可能观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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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繁多的诗家群中，并非所有诗家都是可以比较的，只有少数诗人才能比较并论，因此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叙评方法就显得十分必要。《诗品》品第诗人时两种方法并用，取长补短，从而构建了完整的方法论体系，这在古代文论中不啻是一个创举。
        《诗品》品评诗人，叙评方法多用赋体，如品评曹植之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曹植良才美质，怀匡世济时之才志，然横遭兄丕猜忌和迫害，郁郁而死，故其诗多慷慨怨愤之气。《诗品》这种评论，本身不失为一篇文质兼美的文赋，是叙评方法引入诗论的卓越范例。综观《诗品》全书，粗略统计，用比较方法者，计上品六人、中品八人、下品一人；用叙评方法者，《古诗》以降，计上品五人、中品三十人、下品六十一人。这表明，叙评一类方法在全书品评中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这两种方法在品评时并无绝对的界限，往往两者相辅相行、长短相济，从而论诗能做到全面而客观，颇具深度和广度，使《诗品》所论诗家优劣自现，所论诗风流变与渊源让人一目了然。比较方法和叙评方法的有机结合和灵活运用，不仅在古典文论的方法体系中是一个重大突破，也为后来者论诗提供了一个典范，堪称诗评的“珠林”、方法的“邓林”。
        三、以抒发“怨”情为对象的诗歌本质论
        钟嵘在论述到诗歌的风格流派时表明他以敏锐的眼光关注到诗歌的外在因素，同时他继承前人“诗缘情而绮靡”其中提出的诗歌“缘情”的观点，对诗歌的内在因索——诗歌本质进行了深入的探究。诗主“怨”情在我国古代诗歌理论中源远流长。这一理念较早体现在前人对《诗经》的阐述中，孔子认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首先明确提出了《诗经》的怨刺功能。《诗大序》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述，“《诗》有六义，其一曰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指出了《诗》“可以怨”的教化功能。
        钟嵘深受儒家这一诗学理念的影响，他认定诗的本质在于“吟咏情性”，并进一步认定诗的本质是抒发“怨”这种情感特质。《诗品》以“怨”来品评诗人个体风格，所关涉对象有20多人，尤其是上品12则评论中，就有七则揭示了“怨”这种情感特质。如其在品评具体诗人诗歌时，“怨”字就曾多次出现。“文多凄怨者之流”（评李陵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评曹植诗），“孤怨宜恨”（评郭泰机诗），“文典以怨……得讽喻之致”（评左思诗）……有一些诗歌钟嵘并没有直接使用“怨”字去品评，如“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意”（评曹操诗），表达悲凉之意实际上就是抒发哀怨悲苦之音。钟嵘品评诗歌时还用到了情感色彩上与“怨”相通的如“愀怆”、“感叹”等词，如“发愀怆之词”（评阮藉诗）、“观其《咏史》，有感叹之词”（评班固诗），这些评语言外之意指这些诗人抒发了愤懑怨恨之情。另外还有一些钟嵘描述得非常含蓄，如评谢灵运“故尚巧似，而逸荡过之”，“逸荡”本指飘逸放狂之意，但联系谢灵运郁郁不得志之生平，可知其“逸荡”是因为内心抑郁怨愤而表现出放狂之态，所以在这特定语境下，“逸荡”同“怨”也有了相通之处。 
        在评诗论人时，凡是诗歌中表达怨情、形式又比较完美的，均被钟嵘置之上品或作出高度评价，而那些没有表现怨情的，钟嵘就置之下品或略而不谈。这充分体现了钟嵘将“怨情”作为诗歌本质的鲜明意识。钟嵘注重以“怨”评诗，有其深刻的时代原因。自汉末以降至齐梁时代，战乱仍频，民生凋敝，人们在苦难的现实中的忧生惧祸意识与在动荡社会中求生存、求发展的拼搏精神，凝结成一种普遍的愤慨悲凉的社会心理，钟嵘突出怨情，以怨评诗，正是这一特定时代社会心理的折射。
        四、以“滋味”为高妙境界的诗歌鉴赏论
        钟嵘在《诗品序》中明确提出了自己的鉴赏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他在这里指出，对诗歌鉴赏的最高境界在于“滋味”，并指出了“滋味”说突出的两大特点：指事造形和穷情写物。只有把两者有机结合，借物抒情，融情于物，做到情物交融，才能达到传神、感人的目的，即钟嵘所追求的“滋味”的最高境界。钟嵘又进一步阐述：要达到“穷情写物”，必须精心安排使用“赋”、“比”、“兴”，三者应兼用，不能偏废。在使用比兴时，要忌“意深”、“词踬”之弊，即避免让读者感到晦涩难懂；若使用赋时，忌“意浮”，即浮华冗散之弊端。同时，作家要以充沛的气势为骨干，以优美的文辞来润色，使作品意韵深远，也就是有“滋味”。也由此可见，钟嵘的“滋味”就是做到内容形式的完美统一，即“形神兼备”。
        “滋味”说作为诗评鉴赏论之理念，他所追求的“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乃“诗之至也”的境界，对后来的诗评、文评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钟嵘的《诗品》对诗歌风格、诗评方法、诗歌本质及诗歌鉴赏的阐述，标志着中国古代文论初具规模并在思辨层面达到了较高水平，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传统批评方法的基本模式，开创了中国诗话之先河，影响极其深远。
参考文献
1、钟嵘 诗品[a].何文焕 历代诗话[c].北京：中华书局，1981。
2、章学诚 文史通义：卷五·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王运熙 顾易生 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4、郭绍虞 王文生 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