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沉寂四十余年之后，于1993年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型学术辑刊《国学研究》的问世为标志，表明它再度成为中国学术热潮。中国古典文学与国学有无关系呢？它是否为国学的对象？它在国学研究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我们治古典文学是否应具备国学的基础呢？对于这些问题的认识，需要我们作历史的追溯。
　　中国晚清时期由于西学东渐的加剧，在学术界引发了中、西学和新、旧学之争。一些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学者们力图保持中国传统文化，视之为“国粹”，于是涌现国粹思潮。1903年冬，邓实等在上海倡议成立国学保存会，1905年2月刊行《国粹学报》。1906年，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国学讲习会，由章太炎主讲。1910年，章太炎将国学论文辑为《国故论衡》由日本秀光社排印出版。1911年，北京国学研究会出版《国学丛刊》。1912年，四川国学研究院在成都出版《四川国学杂志》。1914年，北京清华学校国学研究会刊行《国学丛刊》。1919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社，刊行《国故月刊》。这一段时期的国学动动，志在保存国粹，以抵制西学的传播和新文化运动的开展。1922年8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召开了北大季刊编辑讨论会议，成立国学组，胡适为主任，计划出版《国学季刊》。胡适在1922年8月26日的日记里写道：“我们的使命是打倒一切成见，为中国学术谋解放。”他随即撰写了《〈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于1923年1月由《国学季刊》第一卷第一号刊出。自此，国学运动的一种新思潮形成，它使国学的发展走上一条新的道路。
　　任何一种学术思潮只有在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它的性质才会有较明确的认识。“国学”的概念是极宽泛的，它似乎可以涵盖整个的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学术，这在当时国学大师之间即有不同的理解。而从他们的不同理解中，可以见出它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
　　章太炎将国学等同于儒学，提倡儒家伦理道德。他在《国学之统宗》里说：“今欲改良社会，不宜单讲理学，坐而言，要在起而行。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归于‘六经’。”怎样最简要地领会“六经”的精神呢？他说：“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孝经》是《十三经》之一，《大学》和《儒行》是《礼记》中之两篇，《丧服》是《仪礼》中之一篇，它们是讲述儒家之道和儒者行为规范的。章太炎在各处讲国学的主要内容是通过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以了解儒家经典，旁及历史、制度、宋明理学和佛学。他与一些由经师而讲国学的学者们都是无文学观念的。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说：“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做成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史包括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宗教史、民族史等。这样，文学是属于国学对象之一的。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里说：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在中国历史的材料中，古典文学仅是一种材料，并不含有文学的性质。钱穆是将国学理解为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他在《国学概论•弁言》里以为治国学“其用意在使学者得识二千年来本国学术思想界流转变迁之大势”。这是将文学排斥于国学之外的。
　　从上述四种国学观念可见，文学或者是国学对象之一，或者与国学毫无关系，它是处于尴尬境地的。
　　我们再看国学大师们开列的国学书目中的古典文学情形。1923年胡适在《东方杂志》发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计181种典籍，其中文学史之部自《诗经》迄《老残游记》为77种，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这里所列典籍过于繁多，远非一般青年可在三五年内读完的，所以随后他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计有：
　　《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九种纪事本末》《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间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壁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抄》《宋六十家词》《元曲选》《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
　　
　　以上39种，古典文学13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梁启超指出胡适所拟书目偏重哲学与文学，其中有许多是没有国学常识的青年不能读的；又如让青年去读《全唐诗》和《宋六十家词》还不如选读几种著名诗集和词集为当。因此他重新拟了一个《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计收典籍126种，其中韵文类书36种，继而又拟了“真正之最低限度”书目：
　　《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
　　
　　以上25种，其中古典文学8种，占总数的三分之一。我们且不评论这两家所拟书目的优劣，但可见其真正最低限度书目中古典文学均占三分之一的比例。这些书目是青年学习国学的必读的基本典籍，则古典文学是国学基础之一。1924年章太炎在《华国月刊》发表了《中学国文书目》，实际所拟青年应读的国学典籍，计39种，它们为儒家经典、诸子、理学和小学书，除儒家经典《诗经》之外，竟无一种文学书。这反映了国学思潮中一种守旧的态度，它在整个国学运动中一直存在影响，但自1923年之后已非国学的主流。
　　在各种国学刊物里，我们能见到一些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例如：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国学丛刊》1910年）；李万育《说词》（《国学丛刊》1923年）；胡怀深《韩柳欧苏文之渊源》（《国学》1926年）；冯沅君《南宋词人小记二则》（《北大国学月刊》1926年）；冯沅君《南宋词人小记》（《北大国学月刊》1927年）；颜虚心《陈同甫生卒年月考》（《国学论丛》1927年）；王国维《唐宋大曲考》（《国学论丛》1928年）；王敦化《宋词体制考略》（《齐大国学丛刊》1929年）；梁启超《跋四卷本稼轩词》（《国学论丛》1929年）；罗根泽《郭茂倩〈乐府诗集〉跋尾》（《国学丛编》1931年）；史乃康《江西宗派之人物及其诗体》（《国学论衡》1933年）；张尊五《北宋词论》（《国学季刊》1933年）；夏承焘《姜白石议大乐辨》（《国学论衡》1934年）；俞振楣《欧阳修文渊源考》（《国专月刊》1936年）；赵宗湘《苏诗臆说》（《国专月刊》1936年）；阮真《评两宋词》（《国专月刊》1936年）。这些仅是关于宋代文学的论文，说明古典文学是国学的研究对象之一。上述论文属于纯文学研究的不多，而大都是从文献与历史的角度对文学作品与作家进行考证。我们如果将国学刊物发表的关于古典文学的论文进行统计，必然会发现属于从文献与历史角度作的考证居多。这可说明古典文学作为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不同于纯文学研究性质的。不仅古典文学的情况如此，其他中国哲学、历史、政治、地理、语言等作为国学研究对象时也是如此的。
　　“国学”这个概念是较为模糊的。1926年，钱穆说：“‘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许多学者皆有类似钱穆的感想。1932年7月北京大学研究院成立，设自然科学部、文史部和社会科学部，原研究所国学门为文史部取代。“文史”代替了“国学”，学术界立即有所响应：1933年6月国立暨南大学出版《文史丛刊》，1935年3月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出版《文史汇刊》，1935年7月安徽大学文史学会出版《安大文史丛刊》，1941年1月重庆文史杂志社创办《文史杂志》。显然“文史”比“国学”概念较为狭小，但“文史”绝非“文学”与“史学”的组合，它是中国学术新概念。1946年10月天津《大公报•文史周刊》创刊，胡适在《〈文史〉的引子》里说明此刊宗旨：

　《文史》副刊是我们几个爱读书的朋友们凑合的一个“读书俱乐部”。我们想在这里提出我们自己研究文史的一些小问题，一些小成绩。……我们用的“文史”一个名词，可以说是泛指文化史的各方面。我们当然不想在这个小刊物里讨论文化史的大问题，我们只想就各人平时的兴趣，提出一些范围比较狭小的问题，做一点细密的考究，寻求一些我们认为值得讨论的结论。……文史学者的主要工作还是只寻求无数细小问题的细密解答。
　　
　　这是对“文史”学术规范的说明，是对国学研究经验的总结。胡适此后不再谈“国学”，而是谈“文史考证”了。1952年胡适为台湾大学和台湾师范学院文科学生讲《治学方法》，他以为：“中国的考证学，所谓文史方面的考证是怎样来的呢？我们的文史考证同西方不一样。”这种方法源于宋代，至清代乾嘉学派而完善。胡适特别以其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为例说：“我用来考证小说的方法，我觉得还算是经过改善的，是一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我可以引为自慰的，就是我做二十多年的小说考证，也替中国文学史家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扩充了无数的新材料。”他对《红楼梦》的考证用力最多，时间最长，发表有《红楼梦考证》（1920年）、《跋〈红楼梦考证〉》（1922年）、《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年）、《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1933年）、《俞平伯的〈红楼梦辨〉》（1957年）、《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1960年）、《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1961年）等十余篇论文。他谈心得说：“《红楼梦》的考证是极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搜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我觉得我们做《红楼梦》考证只能在这两个问题上着手（著者和本子），只能用我们力之所能搜集的材料，参考互证，然后得出一些比较的最近情理的结论。”胡适正是采取文史考证的方法在《红楼梦》研究方面取得最卓越的学术成就的。文史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古代文献与历史和中国学术中存在的细小问题，它在方法上采用清代乾嘉学派的传统的考据学，并吸收近代科学的实证方法进行细密的考证。由此可以解决中国文化史和中国学术中存在的某些细小的、疑难的、深奥的学术问题，它们必须是具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深厚修养的并具专业优长的中国学者才可能解决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界关于《老子》成书的年代问题，自钱穆提出后，冯友兰、顾颉刚、胡适等都参加了争论。这是典型的文史考证问题，所以西方汉学家对此感叹说：“中国学术问题需由中国人自加论定。”
　　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界虽然在新的思想指导下继续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但“整理国故”工作成为“古籍整理”了，没有再谈“国学”了。1962年10月由《新建设》编辑部主编、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术专刊《文史》创刊，卷首的《编者题记》云：
　　《文史》所收辑的文章大抵偏重于资料和考据。学术研究是一个认识过程。积累资料和辨析资料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步。大量占有资料，才能使研究工作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考据就是对资料进行鉴别，去伪存真，辨其精粗美恶。……《文史》准备收辑研究我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和某些科学技术史等方面的文章。
　　
　　同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创办了《中华文史论丛》辑刊，其宗旨与《文史》相似。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史》和《中华文史论丛》仍保持了最初的宗旨，而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国学研究》亦继承了《国学季刊》的传统。因此我们可以说：国学即是文史研究或文史考证。它们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只是因时代学术观念的变化而出现的不同名称而已。古典文学已是国学——文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文学家生卒年问题、作家事迹考、文学总集和别集的成书年代与真伪问题、作品的系年、作家的交游关系、文学典籍的版本源流、文学史上的未决公案、文学现象的历史线索、重要作品的文字训诂、韵文的音韵问题、文学专门术语的考释、作家遗事的追溯、作品的辑佚与疏证等等文献与历史的细小问题的考证皆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虽然这些问题是与中国文学研究有关的，但却非文学研究所能解决的。因此国学视野中的古典文学是古典文学史上存在的某些细小的、综合性的、边缘性的学术问题。这样，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与国学的对象存在部分叠合的关系。我们治古典文学如果使用文学的研究方法仅关注文学语言、艺术形象、文字形式、文学意象、文学结构、文学情节、作家风格、作品艺术性、文学流派、文学现象、文学思潮等，忽视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文史考证的学术问题，或者只能借助他人的考证成果，则这种研究是缺乏新的证据而不会深入的，也反映了其基础的不牢固。当然学者治学各有所长，长于论辨、长于考据、长于辞章，或长于笺注辑佚，但能兼善则更可能达到学术高境。总之，我们从古典文学与国学的关系的考察，使我们能清楚地认识到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学必须具备一定的国学基础。
　　现在谈到“国学”，每每在观念上仍感模糊与宽泛，将它等同于儒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学术，或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的知识。这是因为把研究、研究基础和知识普及不分学术层次地混为一谈了。国学研究是很高深的学问，是少数专家的工作，不是民众可能而又应该了解的，所以顾颉刚不赞成国学的普及工作。他在1926年作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里说：
　　我们研究的主旨是在于用科学的方法去驾驭中国的历史材料，不是要做国粹论者。我们不希望把国学普及给一班民众，只希望得到许多真实的同志而互相观摩，并间接给研究别的科学的人以工作的观感，使得将来可以实现一个提携并进的境界。
　　
　　当然这样的研究成果是会推进中国学术和宏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国学研究尽管是关注文献与历史的狭小的问题，但要对它们进行细密的考证却是非常困难的，特别需要有广博的传统文化知识，熟悉经、史、子、集的重要典籍。《四库全书》共收3461部典籍，然而估计中国典籍的总数在八万种以上，故而要熟悉如此浩如烟海的典籍实不可能，但在形成中国传统文化过程中发生过重大影响的典籍，却是研究国学必备的基础。自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了《国学基本丛书》，计收典籍287种，其中诗文总集16种，诗文别集75种，词曲11种，传奇小说12种，共114种，这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专业基础书籍。此外治古典文学尚需国学的基础知识，以下典籍是必读的：
　　《清代学术概论》《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通志略》《四书集注》《经学通论》《周易集解》《荀子集解》《庄子集解》《老子本义》《墨子间诂》《宋元学案》《韩非子集解》《礼记集解》《尔雅义疏》《说文解字注》《广韵》《日知录集释》《文史通义》《尚书今古文注疏》《春秋左传诂》《史记》《汉书补注》《后汉书补注》《三国志》《资治通鉴》
　　
　　阅读以上二十余种典籍便可形成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再治古典文学时则能与中国文化根基相联系而进入深层的学术境界。学术的普及工作是很必要的，这对于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会有积极的作用。国学是不必普及的，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知识是应向民众普及的，其中自然包括古典文学知识了。在当前国学热潮再度兴起之际，我们回顾中国古典文学与国学的历史关系，有助于我们从国学的角度认识古典文学研究性质和方法的复杂性，以便提高古典文学的研究水平和开拓广阔的道路。